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生平 思想 家世 文集 資訊 影像 評論 人物 ……

 
 
 

日志

 
 

钱之俊:晚年钱锺书为何没有大作品  

2017-03-04 17:00:16|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1949年,钱锺书虚40岁,刚届不惑,正值人生壮年。他从这一年跨入新中国到1998年仙逝,在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文革”以后的20余年,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编》,再无其他大作品问世,与其晚年所拥有的巨大声名形成极大反差。

 

1949年后的前20余年,钱锺书身体最好,精力最为旺盛,但也只完成了《宋诗选注》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通感》《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等几篇论文,并无其他著作问世。他的大量精力花费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会议翻译等事情上。其好友郑朝宗说:“没完没了的临时任务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用幽默自慰。有一次他来信说整天忙忙碌碌为人作嫁,偶尔偷空看些爱看的书,便如八戒大仙背人吃肉,喜出望外。”(《怀旧》,《海滨感旧集》[增订本],第97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从事《毛选》和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花费了钱锺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必然影响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孔庆茂《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第153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实,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的环境下,又有几位知识分子有机会、有心力保持专业的写作状态呢?但如果说1949年后的前20余年政治环境特殊,无暇专心学术,那么“文革”后的最后20余年他为何也没有大作品问世呢?

 

1972年至1975年,钱锺书蜗居在学部7号楼1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编辑马蓉说,这部著作是在“钱锺书同志大病之后,担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马蓉《初读管锥编》,《记钱锺书先生》,第173-174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一版四册于1979年出版,此后十余年中,他对全书进行了几次集中增订,到1993年已是第三次,三次增订合为一册,即中华书局版《管锥编》第五册。在出版《管锥编》后,钱锺书仍然有宏大的写作计划:“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管锥编·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1978年与郑朝宗信,《海滨感旧集》[增订本],第79页)此外,他一直还有用英文写一部著作的愿望。

 

他大概也没料到,如其所愿,天假其寿,从“文革”结束,到1998年去世,他享年88岁。但在这最后20余年时间内,他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80年代初期,他对《谈艺录》进行了补订再版。同一时期,他的几本旧作陆续出版。虽然给人的直觉是晚年著作频出,撰述颇勤,实际上,除《管锥编》为新撰之书外,其他多为旧籍(文)新刊(补)。新撰文章屈指可数,且多为讲演稿、序跋、纠谬等应急、应景之文。以钱锺书当年撰写《管锥编》的条件来反观他晚年的写作,我们不得不生出疑问:钱锺书最后20余年的时间到哪儿去了?

 

 “文革”以后,钱锺书拥有怎样一个写作环境呢?1976年后,社会慢慢走上正轨,知识分子的地位重新得到承认。在老一辈学者历经十年“文革”大部凋零的情况下,已入暮年的钱锺书的被发现与被尊重理所当然。1977年,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钱锺书夫妇搬进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俗称“部长楼”),住房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在学部,除了钱锺书就只有俞平伯了。他们的待遇是非同一般的。柳鸣九说:“他们的待遇规格显然高于‘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学术行政首长,更不用说高于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这件事,在当时真给人以‘矮子方阵里出了一个高人’的印象,使人似乎感到有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对此,崇羡者有之,红眼者、侧目而视者自然也不会少。”(柳鸣九《“翰林院”内外》,第102-10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20年,除最后几年生病住院,钱锺书一直生活于此,再也没有遭受不断搬徙之苦。此时的钱锺书,随着《管锥编》的出版,《围城》等旧书的再版热销,加上几次出国外访,声名陡起,在海内外掀起了一股“钱锺书热”,并持续多年。晚年钱锺书的“粉丝”上至象牙塔中人,下到市井百姓。随着声名日隆,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显而易见。从1980年开始,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委员,1989年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纯粹从著书立说的外部环境来看,从1976年到1998年,这是钱锺书一生中最稳定、最有话语权、最易排除干扰、最能完成宏愿的一个时期,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浮名害我”,成了晚年钱锺书常挂在口中、铭于心中的恨语。

 

身体渐差与精力不济是一重要原因。汪荣祖认为,钱锺书在1994年长期住院之前,约莫有十五年相对安定的岁月,受到举世尊重,生活舒适,精神愉快,除修订旧著外,已无新作,“最主要的是身体逐渐衰颓,意兴大减。自称‘多病意倦’,然主要还是‘意倦’”(汪荣祖《槐聚心史》,第159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文革”开始后,他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身体已大不如前。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成了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高血压、前列腺疾病、白内障等。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之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其一生为哮喘一疾所困,曾自言:“哮喘乃终身之患,但求所谓稍得喘息,俾苟延残喘,已为大幸。”(与彭鹤濂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19741月,那次哮喘大发,呼吸困难,差点送命,幸亏抢救及时。这次病了足有八个月。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前冬患喘疾,一病几殆。经年将息,虽渐见恢复,而精力锐减,衰象日著,桑榆日薄,无非苟延度日而已。”(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13页)大约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患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不便。“又患白内障,不甚看书,遑论写作?”(1990年与臧克和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5页)因患前列腺疾病,常常起夜,睡眠很差。其他除了哮喘疾病、高血压等老毛病,在年逾80之后,他还接受了几次大手术。1993年第一次动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1994年动手术割除膀胱癌,手术虽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经过抢救,病情才逐渐平稳。此后一直住院,直至去世。去世后,医院解剖遗体,发现胃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晚年钱锺书虽享有高寿,却经受了身体和精神的折磨,过得并不舒坦。

 

身体渐差直接影响了他著书立说的热情,改变了他对写作的认识。在1990年给周而复的信中,他说:“贱躯四年前(1986年)大病以来,衰疾相因,诸患集身,尤苦心力剧减,稍一构思,便通宵鱼目长开,已成剩朽。”(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4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精神乏少,稍一用心,便通宵失眠,故戒作文。”(19885月与舒湮信,《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年来老病缠绵,遵医戒谢客谢事。近虽大段已差,而稍一用心,便终宵不寐。已废书不看近四个月矣。”(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认为:“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身体好,想写的书早晚能写出来。”(《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71页)“写东西不必赶、拼命,要细水长流,一年写不完,两三年也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11页)甚至对青年人急于出书的心理也予以劝导:“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多积累,好好写。”(施亮《记忆的铜镜》,《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在艰难完成《管锥编》后,钱锺书似乎松了一口气,总算在有生之年自己给自己作了一个交代,交了一份答卷,虽仍有续写之宏愿,但终是满意的。随着年老体衰,“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对未能完成续作,他也未必如旁观者那般,有强烈的遗憾之感吧。

 

社会事务与俗务的增多,使晚年钱锺书感到无可奈何。晚年钱锺书,除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政协委员、常委外,还有诸多社会职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红楼梦研究集刊》顾问、《香港文学》顾问、《傅雷译文集》顾问、《译林》编委、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委员等。虽然他极力推辞,但因社会职务多,必须要参加的活动和会议、要接见的人、要看的稿还是很多,各种题签、作序、改稿、推荐等请求更是让他苦不堪言。参加活动有时会带来意外“收获”。19788月至9月,钱锺书参加了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访问;19794月至5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011月,随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他代表官方的几次外访,在海外刮起了一股“钱氏旋风”。此后,对海外的各种邀请,他一概回绝。社会事务与俗务的增多,耗费了他大量心力与时间,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19831122日致宋淇函)推是推不掉的。

 

复信频,访客多,耗去大量时间与精力。虽然写作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树大招风”,外来的干扰也变得越来越多。大量读者、朋友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详见拙文《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我们仨》,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赵武平《“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写在〈钱锺书集〉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01123日)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20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当然,后期因右拇指不适,生病住院,都不能正常写信。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耗费了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多不速之生熟客人,甚以为苦。弟生平不好请人拜客,不料老来遭此魔难。”(19811221日致汪荣祖函,《槐聚心史》,第175页)“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811日与许渊冲信,《记钱锺书先生》,第336页)“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09页)“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杜门谢客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8页)

 

拒绝助手,晚年钱锺书一个不明智的决定。钱锺书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也不承担具体事务。但在疾病与俗务缠身,著书立说已被分神的情况下,借助一二学术助手,分担一部分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社科院也一直有这个打算,可他拒绝了。有些人毛遂自荐,主动请求当他的助手,也被他拒绝了。如刘世南先生,几次主动提出,要做钱锺书的助手,都被先生婉拒了。

 

钱锺书写书撰文向来旁征博引,熟悉外文多种,找一个合适的助手确实不易。但是,像他在写《管锥编》时那样,到资料室查查文献、借借书,这些事还是可以让人代劳的。1981年,他接受香港彦火先生采访时,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说:“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彦火建议他找一个助手帮忙,他答道:“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footman。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第237页)对钱锺书来说,有时谦虚与傲慢之间只差了毫厘之距。

 

对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钱锺书来说,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出卖、背叛早已为其所惧怕与厌恶,而用助手无疑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曾经也有人劝钱锺书用助手,其回答说:“人而有才有学,渠自为文为学矣,岂甘为余作抄胥者?人而无才无学,则吾何所取而用彼哉?”他举俞平伯的例子:“殷鉴不远。俞平伯尝用一助手矣,而‘文革’中发其‘反动’言论最多者即此人,且屡扬言于众曰‘某文予所作,某文亦予所作’。余之所以摇首于助手者,惧其无助于余而惟以出首为务也。”(刘永翔《蓬山舟影》,第2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过助手。在解放后几次业务性的工作中,他就用过助手。其学生黄雨石毕业后,到英译毛选委员会工作,就当了老师的助手。1960年代,钱锺书夫妇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文学研究所给他们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分别是柳鸣九与刘若端。柳鸣九自己说,选题的事他们插不上手,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柳鸣九《“翰林院”内外》,第85-86页)有些文章中曾说,1980年代初,栾贵明、薛鸿时等都做过钱的助手。

 

对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影响了作品的产量。钱锺书从未停止过对自己作品的修订。他尝自命“文改公”,把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称作“自己攻自己”。所以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放过著作里的任何一个细节错误或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看他一些著作前后不同时期的几个版本也会发现,他大大小小做的修改都可以让后人写本版本勘定的书出来(如张明亮《钱锺书修改〈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为使著作完善,他前后做的补订也都可以另作章本(如《管锥编》第五册,《谈艺录》下编)。其态度之认真,识力要求之高,近人难出其右。无疑,这种永无止境的修订,大大延误了他计划中其他著作的写作与出版。

 

虽然他在不停地修订已出版著作,但内心并没有放弃写作新书,这从近些年来陆续影印出版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手稿中即可看出。新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显示,他对有些书一读再读,“总是不断研究他的笔记,不断进行修改”([]莫芝宜佳莫律祺《像一座万里长桥——关于钱锺书的〈外文笔记〉》,《文汇报》2014528日)。他不仅清晰地对其笔记进行编号,还加了许多注释和说明,似乎一直在为写几部大书作准备。残酷的是,暮年渐至,他料到已难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可又实在不想把这些丰富的笔记材料浪费,于是渐渐产生了出版笔记的想法。据《外文笔记》整理者介绍,他们通过检阅钱锺书的笔记后,发现先生有过出版某些笔记的想法。对一个万事俱备的写作者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沮丧、遗憾的事情!《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8页)

 

对钱锺书来说,真正可遗憾的是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时间内,也就是在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大把的时光被白白浪费了,造成个体人生无法挽回的损失。1980年,他曾言,三十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1980611日与张隆溪信,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2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对那个年代自己的写作表示了深切的不满与憾意。——其实他的损失与遭际,又何尝不是那一时代中国学人集体的遗憾呢?

 

刊《中华读书报》201731

  评论这张
 
阅读(36)|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