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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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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俊:1949,钱锺书为何选择留在大陆  

2016-03-30 14:21:08|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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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钱锺书为何选择留在大陆

钱之俊

【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驱使】

  1949年初,钱家在上海辣斐德路租住的房子已不够用,刚好傅雷夫人的朋友在蒲石路蒲园有空房,于是,钱锺书一家三口搬至那里。钱锺书称蒲园的房子为“且住楼”,仿佛预料所住时间不会太长。

  123日,北平传来消息,傅作义和共产党签订了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钱锺书并不知道,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全校师生正为此“欣喜若狂”,“学生们高兴得和许多教授在当晚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火炬游行。那真是一次狂欢。大鼓嘭嘭地敲着,铙钹声嚓嚓响”。(李克、李又安《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此时,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相继以国民党惨败而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以及除少数地方外的华北地区,已被共产党占领,蒋介石尽失长江以北,但他还梦想着以长江天险暂守半壁江山。

  国民党政府近十余年的统治,政府腐化无能,国民民不聊生,加之战争节节败退,很多知识分子已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开始慎重地考虑去留问题。绝望之中,“新中国”多少还给人一点希望——尽管对中共的了解极其有限。当时在清华大学的美国人李克回忆:“在解放初期,一般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是很少理解的……即使到这个时候,清华的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还是浮面的和教条主义的。他们仍然把西方国家看成是他们知识和思想灵感的主要源泉。”

  钱锺书夫妇听到的传闻颇为荒谬:如夫妻要重新分配,4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要处死;共产党最爱开会,开会时大家互相骂,骂完就一起哭,哭完又大家和好了。有人甚至说:“怕什么?你共我的,我共你的,共来共去,我反正不吃亏!”(《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钱锺书对描写苏联铁幕后情况的外文小说并不陌生,所以钱锺书对中共,心里也没底,谈不上完全信任,只能寄予期望:“苏联知识分子的悲剧令人同情,不过他们相信并希望中共或许与苏共有所不同。”(《听杨绛谈往事》)他的心情是复杂与矛盾的。

  如离开大陆,可供钱锺书选择的地方并不少。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但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曾任特派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首席代表、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团长的朱家骅,答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钱锺书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邀请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还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19493月中旬,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来信希望钱锺书赴英任教——这已不是第一回接到牛津的邀请了,但女儿钱瑗患有肺疾,钱锺书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孩子的健康。

  【亲友态度的影响】

  在犹豫去留之时,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也多少影响了钱锺书的决定。父亲钱基博是否要求钱锺书留在国内,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但钱家人一齐留在国内,这种愿望多少对钱锺书有些影响。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一次他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相聚,谈及时局和去留:

  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锺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

  父子二人对“时局意态”的看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钱基博似希望儿子听钱穆之言,远离上海是非之地,转往较远僻处安心教书、做学问。但钱锺书显然不愿意再到内地了,他在观望。胜利后,一位中共“高级领导”曾问钱基博今后怎样,钱答:“最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没有理由不赞成!在这新民主主义过程中,和平建设,如果用得着我,不敢不尽我的力量;不过我所知道的东西,怎样适你们的用,这是大成问题!”(《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钱基博1952829日所做的补充检讨。在这篇“检讨”中,钱基博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党派立场:“我和国民党既然绝缘,美帝也靠不拢,生根中国,只有望中国好”“共产主义社会,稍有脑筋的人,无不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我心里尽管如此想,然而我对于共产党,不敢靠拢!”钱基博的“检讨”并非事后虚言,他在解放前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1949年,身在武汉的钱基博决意留在大陆。

  19494月初,武汉临近解放,第一纱厂经理卷了资本外逃香港,工友索薪无着,引起其它各厂恐慌。钱锺书的二弟钱锺纬时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厂里的经理、副经理及高级职员大多被吓跑了,厂长病倒。钱基博因为看过一本《转变中之北平》的小册子,对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多少有一些了解,于是带着小册子过江来看儿子,要求他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并亲自为工厂拟了布告。他与儿子一道,对工友表明厂方态度,并联络其它各厂恢复生产,调度物资以保证工友的生活,“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民族工业保全不少”。(《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陆续确认的信息中,钱锺书得知,身边诸多师友都选择留在国内。朋辈师友也有来函劝其留下的,郑振铎、吴晗分别在香港和北平来信,劝钱锺书留下。离开大陆的好友,还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宋淇告诉钱锺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好友宋淇在抗战期间得了肺病,当时受条件限制,接受了土法治疗,导致后几十年疾病丛生,苦不堪言。宋淇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自称“五湖废人”。

  钱锺书最终选择留在国内,静等解放。

  【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

  关于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的原因,杨绛曾几次在文章或信中解释过:

  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凳”,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杨绛《我们仨》)

  20011028日,杨绛复函给正在为钱锺书作传的美国纽约大学汤晏博士,信的重点,就是解答钱锺书为何“不愿去父母之邦”: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母语),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当时《宋诗选注》受到批判,钱锺书并没有“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钱锺书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在1950年暮春之际,那时钱锺书已经回到清华,来自美国的李克(阿林-里基茨)、李又安(阿黛尔-里基茨)夫妇请钱锺书夫妇和周一良夫妇去他们家吃饭。其间,李克问钱锺书,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钱锺书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笔者按——“吴先生”指周一良。在英文原书中,李克夫妇为了“不让清白无辜者为难”,对涉及的具体人名用了代号。书中“吴先生”是周一良的代号,“赵先生”是钱锺书的代号,用的是《百家姓》典。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对此事有提及,可参)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钱锺书这段在易代之际自述去留原因的话珍贵动人,比任何他者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文革”后,钱锺书再次对人谈及当年留在国内的原因。他对来访的台湾学者汪荣祖说,决定不走并不是有什么幻想,只是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而已。(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汪荣祖对此解释道:“钱锺书所安身立命的是中国文化,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动乱、战争……的‘感染’。”“钱杨对行止的决定,主要是认同祖国,而不一定是代表中国的任何政权,更舍不得自己所扎根的文化,雅不愿‘西寻故乡’”。这种理解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作为党外人士的钱锺书,选择留在大陆,归根结底是他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忍割舍,而没有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附会。钱锺书此后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又借屈原之遭际暗示了自己不去父母之邦的原因:“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也许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早在1938年,他义无反顾地在连天烽火中回国,就已说明一切。那时,他在给外籍同学的信中写道:“尽管如此,个人的命运还是应该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我并不介意去过一点苦难的日子。”(《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更何况十年后已经历抗战、内战的经年折磨,还会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谁也预测不了去与留后的未来究竟是好是坏。决定一下,此后虽又历经曲折,钱锺书再没有后悔过。十多年以后,他已不再是清华教授,而是被下放干校,成了一位往返于住所与邮局之间送信的“老头儿”。杨绛问他:“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反而是杨绛,在解放后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后”,想法反而“不如当初”了。她开始有所反思,但终究还是说服了自己: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

 

                                                                                            刊《同舟共进》2015年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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