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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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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德:《〈围城〉汇校本》乃至“汇校本”不容轻佻言说 |  

2015-06-16 16:06:29|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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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汇校本》乃至“汇校本”不容轻佻言说

——回应李昕《我帮钱锺书打〈围城〉官司》


文|龚明德


先见到电子版2015年第2期(总第147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李昕万字长文《我帮钱锺书打〈围城〉官司》(以下简称“李文”),稍后又见到该期纸质刊物。依阅读习性,对纸质刊物更益于我细心品评。对李昕这篇占了八个页码的万字长文即下述的“李文”,我细心品评的结论,判决该文是——


一篇无处不小的劣文


说李文是“劣文”即劣质的文章,在我要算较为客气的表述;这篇文章,其气量之小、胸怀之小、眼光之小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小”,有可能危害到老牌名刊《新文学史料》的声誉。该刊寸土寸金专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珍稀史料及其相关严谨研究的好文章的品性,基本上一直被传承着。牛汉先生等主政《新文学史料》时段,《〈围城〉汇校本》官司从一九九二年延续到一九九六年,该刊始终不着一字涉及此官司。不料,这桩历史旧案在二十多年后,以李文的劣说在该刊高调呈现,无疑给《新文学史料》撒污。当然,李文是李文,《新文学史料》对学科的贡献也不会因刊登李文而有太大的影响,至少我会永远购读并收存这刊物。


李文之“小”,在口气上最显然的是该文第五部分即最末一节,提及我的《〈《围城》汇校本〉十年祭》,表现出的庸陋的言说。李文这样写:“不久之前,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一篇文章,题为《〈围城〉汇校本十年祭》,作者是……”拙文《〈《围城》汇校本〉十年祭》不是“在网上”发表的,“在网上”查找拙文,只要是全文,一定会庄重出现红色版块中的标准字体《深圳晚报》大字报头,也有“阅读周刊”、“B12版”等原刊处提示,下面是拙文全刊。拙文之前,有《深圳晚报》“编者”写的八百字不偏不倚的中性客观介绍《〈围城〉汇校本》官司的简练干净短文。《深圳晚报》的《阅读周刊》是在国人读书圈内颇具好名声的副刊,刊登拙文《〈《围城》汇校本〉十年祭》,是纪念钱锺书长篇小说名著《围城》问世六十周年特刊的文章之一。何等雅致高贵的文化事业,被李文描摹成了“在网上”而且是“无意之中发现”的!你不在查找引擎中输入相关的关键词,怎么会“无意中”找得一篇对你有用的文章?李文连常识都不顾,当然其他方面的自以为是就可以想象的了。


我先“在网上”读到的,上引李文提及《〈《围城》汇校本〉十年祭》的作者用的是“龚某”,正如李文在公开的纸质刊物提及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围城〉汇校本》打官司的律师是“朱某”一样。“龚某”和“朱某”,估计是李文的原貌,表现了李文作者境界之“小”。连《新文学史料》的编辑人员都看不过了,才动笔改“龚某”为“龚先生”的,“朱某”仍在李文中。


李文的“小”,有多方面,内容方面一看皆知,这里就不转述了,因为“一说便俗”。比如李文说到陈早春要他这个“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去代人文社打《〈围城〉汇校本》官司时,披露陈早春霸戾的表态:“那我就提前给你分一套房子。”有好几次出席专业学术研讨会,凑巧分小组讨论时都与陈早春在一个小组。我印象中的陈早春,不会像李文写的如此霸戾。他陈早春即便是人文社“一把手”,涉及“提前”给某一位职工 “分一套房子”这种大事,他至少会说“已跟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商量过”一类的前置语,因为即便现任国家教育部的部长,也不可能私自对一个大学教师说“我给你评一个教授职称”。


我“在网上”有意地查了一下李文作者李昕,他除了在文中自述的有些失真的曾任职务外,如果还没有退岗,他目前应该正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或别的什么名目的该出版社负责人。李文作者说他在曾担任陈早春的“社长助理”时还兼“编辑室主任”,“在网上”查了一下,李文作者仅仅是陈早春长社时好几个编辑室其中一个编辑室的主任,而不是所有编辑部门的唯一的主任。


担任过一段时间一个小单位或大单位“一把手”的人,如果缺乏品质修炼,往往容易自我膨胀,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其实在文化单位,任何多有本事的“一把手”最优秀者也不过是能有效集中本单位职工的智慧,让大家向一个好的方向出力,而肯定不会是“一把手”的智慧使得这个单位大有发展。李文作者把他的职务看得太重要了,李文题目就是一个自我意识膨胀的体现,文中的此类表述随处可见,不敢再谈了,再谈下去真是“一说便俗”。接下来说正题,我要代表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教学研究者隆重宣告——


《〈围城〉汇校本》功不可没


无处不小的李文,谈及《〈围城〉汇校本》,却站在了一个大的高度,指手画脚了一通,判决《〈围城〉汇校本》“实在太不专业了”。李文作者轻蔑地写道“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看到这句话“不禁令人发笑”(套用李文第一部分语),如果再早二十年,我就会让李文作者去请教一下为鲁迅、茅盾、丁玲等人的图书设计过封面的钱君匋,去请教一下郁达夫的生前夫人之一王映霞,或者去请教一下百岁老作家章克标,向他们了解“胥智芬其人”。还有,看来李文作者在四十岁左右也不过是一个“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的小小行政人员,他不写文章发表,所以他不知道上海有一家深受读书人欢迎的书香小刊物《古旧书讯》,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多年以后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主力人员,而《古旧书讯》的主持人就是胥智芬。


李文虽然是一篇整体上劣质的文章,但其首次公开引用的1992年11月13日国家版权局(92)权办字第37号文件的三条“意见”却让读者知道了国家版权部门的严谨,李文转录的第三条中“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汇校’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把《〈围城〉汇校本》的“汇校”劳作归于了学术研究范畴,这是二十多年前国家版权局对《〈围城〉汇校本》的肯定。


李文指责《〈围城〉汇校本》“实在太不专业了”,但该文细述的《〈围城〉汇校本》结构却又在显示了这部学术性汇校著作的“专业”水准,——以“1947年”《文艺复兴》发表的版本为母本,汇校于其后几个主要修改本,注文详尽登录了《围城》的文本变化详况。当时不是如今,找齐一套陆续发表《围城》的老刊物《文艺复兴》,并全文复印下来,真不容易。更不用讲,与其后各个版本的逐字逐标点符号的“汇校”和登录整理了。如此枯燥的重体力劳动,李文作者没有体验过。


人民文学版《围城


四川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围城〉汇校本》印了十多万册,如今你想找到一本,还真不容易,尤其是封面没有挖去“汇校本”三个字的头几次印本更是一书难求。读者一书在手,就可一目了然地知道了《围城》在初刊其后的改动,并不是李文轻佻言说的那样。关于这个方面的意思,已有严谨学者在公开的大报大刊上登文说过了。读者要花钱去买,买了看了还舍不得丢掉,这就是一本书的实用价值。


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涌现了大量各类体裁的名著,包括诗、散文、小说等。这些名著的作者,不少人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容他们对旧作进行修改,钱锺书是这些作者中的一个。《〈围城〉汇校本》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名著被全书汇校公开印行的第二本,印量高达十多万,肯定是不正常的。在我的预想中,能印一两万,就不错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也就一两万人吧,当年还没有如今这么多的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是,十多万册大量发行的《〈围城〉汇校本》成功地普及了我参与进一步创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版本)学”这个本来很偏僻的学科门类的常识,使得大量读者知道了原来一部文学名著还有着这么多的改动。


具体到《〈围城〉汇校本》这本书,国家版权局的谨慎行事,使得这一范围的学术研究没有遭致人为的绝灭,几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人员都拥有该书,也大都认为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有待进一步改善的问题肯定存在,但绝非李文讲的“实在太不专业了”。


因为版权纠纷而导致对簿公堂的《〈围城〉汇校本》一案,最终判决的依据却不是已经实施了好几年的《著作权法》,而是李文公开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说明了一个趋势,就是——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汇校不可阻挡


上一部分我说过《〈围城〉汇校本》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名著被全书汇校公开印行的第二本,读者会急切地询问:第一本呢?


李文的作者作为1992年前后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的“助理”,不可能不知道这第一本被全书汇校公开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名著,李文之所以只字不提,这一本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且是李文作者刚几岁时一九五几年就出版了的李劼人《死水微澜》,因为他们在这一本书汇校本的版权问题上栽了跟头,完全失败了,故无颜提及。



死水微澜》汇校本


李劼人《〈死水微澜〉汇校本》由我隐名担任汇校1987年11月在我当时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只印了一次,印数是二万七千册,现今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印数,但相对于1980年头几年随便一本文学书一印就是十万几十万册相比,仍是一个小数目。《〈围城〉汇校本》惹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鼓动李劼人著作的版权享有者李眉女士即李劼人的女儿来成都找过我,气呼呼地说要打版权官司。记得李眉是在我家中,我顺手拿出我珍藏的唯一一本请印刷厂为我特制的硬面精装,翻开扉页,把李眉女士在书出后她自己亲笔写在上面的签名和时间指给她看,她从此不再谈这本书的版权了。我又把这留有李眉字迹的扉页复印件交到四川省版权局有关人员手中托他们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从此再没有就此书说过什么话了。李文作者,也遵守了这个暗约。


但就在1993年后的一段时间,我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作者的后代都告诉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他们补充签立了他们父辈写出的某一本名著的汇校本的版权合同。我听后付之一笑:占领地盘,不等于就享有了相应的地位,这么一二十年过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一本严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汇校本。



《边城》汇校本


我是2007年秋告别出版界到大学担任教职的,我到大学任教后带的硕士研究生,全搞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研究,历届我带的硕士生毕业论文全挂在知网“学位论文”栏中,可以查看。李文第五部分即最末一部分说“‘汇校本’被禁绝”,真可谓李文作者的孤陋寡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就公开出版了沈从文《〈边城〉汇校本》,我是这包括《〈边城〉汇校本》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主事者之一。之所以没有批量出版,是因为这类著述的案头工作太复杂。“汇校本”没有“被禁绝”,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拥有“禁绝”学术门类之一的“汇校本”出版的权限,永远也不会出现“‘汇校本’被禁绝”的局面,年逾花甲了的李文作者,你该告别愤青时代了啊……


李文作者拉名家为他站台,说巴金是反对《家》出汇校本的。就在刊登李文的《新文学史料》这本杂志上,曾有巴金公开支持我研究他的《家》版本变迁的谈话,而且我这里还有他老人家送我的《巴金文集》本《家》,特将巴金写在赠书扉页上面的题词公开,这是1984年5月30日巴金在上海写下的,李文作者可以开开眼。



巴金手笺


就在《〈围城〉汇校本》闹版权纠纷的时候,从来不惹是生非与巴金同龄齐名的著名作家艾芜为了力挺我从事庄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汇校事业,他亲笔题写了《〈南行记〉汇校本》的书名,欢迎我出版他的代表作的汇校本,这里也首次公开艾芜的珍贵手迹。



艾芜题《南行记汇校本


中国现当代文学汇校的事业在这一二十年可谓蒸蒸日上,查一下“知网”,就知道有至少几百人的研究队伍在逐字逐标点符号地从事艰辛的五四后文学名著的汇校及其研究的工作,而且都有成果公开发表。


李文作者已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他仅仅在回忆他自以为的闪射光芒的中年时代,无可厚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汇校也不会因有李文而“被禁绝”,希望拙文公开发表后能仍然被李文作者“在网上无意之中发现”。我跟李文作者应该属于老同行,无冤无仇,我这篇文字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而已,欢迎李文作者指正。


部分文字曾刊于《深圳晚报》2015年6月14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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