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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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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我对钱锺书也是敬而远之”  

2014-12-31 08:41:33|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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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钱锺书也是敬而远之”

钱之俊

    卞孝萱(19242009)是位自学成才的文史大家,成果丰硕,晚年在文史学界有盛誉。他早年高中毕业之后,因条件限制,没有再上大学,十八岁就独自到上海谋生,就职于一家小银行。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银行工作。他靠刻苦自学,在近代史研究上颇有成绩。范文澜发现后,将其调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他编《中国通史简编》(这是卞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自己说的)。早期他学术研究的重心在近代史,调入中科院后,重心转移至古代文史,这是后话。

    卞孝萱比钱锺书小十四岁,两人在经历和学术上有些交集。他们为江苏同乡(一为扬州,一在无锡),同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同事。只是钱锺书在文学所工作,他在近代史所工作。“文革”中,他们还曾一起下放到河南的一所干校。在当时的中科院,卞孝萱属于“第二梯队”的学者。他研究文史的兴趣、方法及学术背景等与钱锺书差异很大。二人其实也并无深交,相识缘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卞孝萱自言“钱锺书也是我的前辈”,“与钱(锺书)先生是世交”,“因钱老先生而识钱先生,所以说是世交”。当时刚解放不久,卞孝萱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在收集近代碑传资料时与钱基博相识,始有联系。其回忆:认识钱基博“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却未曾谋面”。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学校曾几次更名),因研究之需,常托卞孝萱到北京琉璃厂为其买书。当时琉璃厂私营古旧书店营业不佳,线装书售价低廉。卞孝萱遇到好书,就买了寄给钱老先生。钱老收到书后,便把买书的钱汇给他。有一次,钱老先生手头不便,就嘱钱锺书把买书的钱送到银行给卞孝萱。他就是这样认识钱锺书的。钱基博后来还送了卞几本收藏的清代线装书,上面留有老夫子读书时留下的圈点。卞孝萱一直将这些书当作“压箱底”的宝贝。

    卞孝萱与钱锺书相识之后,始有书信和赠书往来。“我那时每出版一本书就会送一本让他指教,他也是每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1980年,《元稹年谱》出版后,他送了一册给钱锺书,请其指正,得评语“真积力久”。此时,正值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围城》,钱锺书就送了一册给他,题“孝萱先生哂存,钱锺书奉”,钤印一方。

    晚年,卞孝萱似乎对“钱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较密集地发表了多篇有关钱锺书的论文,如《诗坛前辈咏钱锺书》、《钱基厚笔下的钱锺书》、《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钱锺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人物董斜川及其他》、《钱锺书、乔曾劬唱和考》、《成名前之钱锺书——〈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选注》、《〈慎园诗选〉中所见之钱基博、钱锺书》、《钱锺书评李详》及《钱锺书以杜诗、禅语评印》等。他最早开始撰写有关钱锺书的文章时,钱还在世,并且给予过评价。大约在1991年,有学生到他家中,请他谈谈钱锺书,他就写了《诗坛前辈咏钱锺书》一文。发表后,文章被认为是“最先揭示李宣龚《硕果亭诗续》赋钱先生”,钱锺书读之欢喜,覆编者函有“卞孝萱文皆实录,弟早岁蒙拔翁辈过爱”云云。卞孝萱涉钱论文扎堆发表还是在去世前几年。对自己这些“钱研”论文,他多有自评:

    20067月,我在“中国诗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钱(锺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董斜川》一文,在介绍钱锺书、冒效鲁“文字定交”,从相识到成为密友的实况之后,首次提出二人既是诗友,又是论敌,互相尊重,“盍各异同”的关系,以二人对陈三立、陈衍、冒广生三诗翁的不同态度进行论证。同时指出《围城》以董斜川影射冒效鲁,是借冒效鲁之口讽刺陈三立、冒广生,与陈衍、锺书之论诗宗旨相呼应。文末附录三则,首次揭出钱锺书先生生于亦儒亦商家庭,首次披露叶恭绰先生评“钱学”如“散钱无串”,可为了解钱锺书先生之家世和学术之参考。我又在《寻根》发表《钱基厚笔下的钱锺书》一文,据钱锺书叔父钱基厚《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中述及钱锺书早年生活的四条,加以注释,多为不为人知的细节。再如《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一文,通过《沉吟》诗中用全祖望《七贤传》之冷典,指出该诗着眼于群体而非个人,不是歌颂当时父兄为汉奸而子弟不同流合污者,而是叹息父兄为汉奸,子弟又同流合污者,认为1942年在沦陷区上海隐居的钱锺书,目睹一群熟识的人失节,尤其是父子、兄弟俱附逆,不胜感慨而作《沉吟》。所有这些,都可供海内外治“钱学”者参考。

卞孝萱的钱锺书研究侧重史实考证,这也是他作为史家擅长的地方。他的“钱学”研究,已有博士作过专文研究,认为其“钱锺书研究是先生晚年学术园地里的一片新栽,虽然浇灌未多,但枝叶扶疏,亦可使后学有所取庇。特别是其中体现出来的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创新意识,文史互证的学术特点,都有春风化雨、澡雪精神的陶育之功,对推进‘钱学’或其他学问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影响与意义”。撇开他对钱学研究的贡献不谈,其对钱锺书个性也是比较了解的。对钱锺书的神形风貌,他曾用四个字形容:“风度翩翩。”通过比较钱锺书的信札与著作,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从大量的现象中,领悟到钱锺书的一个特点:在信札中,他常常对人谦恭;而在著作中,笔下毫不留情。前者是他的处事之术,后者是他的治学之方,要全面理解。”这个发现本身并不新奇,但最后的结论却很精辟。私下他对钱锺书为人处世的评价就更直接,更能看出他的真实想法。其学生武黎嵩曾忆:“师与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为忘年之交, 师母段夫人与杨绛亦为同事,余因问先生与钱锺书交往情形。师云,钱锺书才气大,为人也尖酸刻薄,一旦被他骂了也不得了。故而,与钱锺书交往不能太密切,近则招谤矣,我对钱锺书也是敬而远之。”这“尖酸刻薄”四字,直有惊心骇人之感。近时读到金克木私下谈钱锺书语也有同感。他说钱锺书“太做作,是个俗人”。金克木显然反感的是钱氏的“处事之术”。钱锺书与同辈学人的相互不见容,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杨绛先生曾为钱锺书辩解过:“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理解者如向达,言钱锺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但是退一步来说,以钱氏对青年学人的态度观之,他岂会对以“晚辈”自居的卞孝萱“近则招谤”?这又是卞孝萱对钱锺书不能理解的一面。

刊《书屋》2014年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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