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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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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槐鉴脞录之五:钱锺书对于范当世的态度  

2014-01-28 11:07:50|  分类: 《钱锺书手稿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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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可算是钱锺书读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容安馆札记》到《中文笔记》,所读个人专集甚多,其中光宣名家占篇幅较长者有陈三立、张之洞、郑孝胥、樊增祥、易顺鼎等。范当世地位颇高,《范伯子诗集》却只占有一页札记(《中文笔记》第二册,“大本”之三,不见于目录)。《管锥编》未曾提及范当世的诗;《谈艺录》摘引了两首,前一处称其为“同光体一作家”,不作任何评论(可与“大本”之札记末尾互参),后一处以目拟文的诗句与《儒林外史》等书的排列对应关系,则是《小说识小续》先已公布过的。《石语》的按语提到过范当世《东坡生日诗》,并引郭曾炘“不谓闭门范伯子,已曾奋笔诤东坡”二句,这见于《匏庵诗集》卷九《续题近代诗家集后》的第六首。郭诗讥讽范当世斥苏轼之立异的轻薄,令我们想起《围城》中董斜川说的“苏东坡,他差一点”。但是钱锺书也注意到抑苏轼扬王安石的背后是为维新变法张本,郭诗原注其实也说,“斥坡公之不附新法,此当时士大夫风气”。

     “大本”札记开首说:“重看《范伯子诗集》,余《起居注》十二已言之”,不知这部分手稿是否还在。钱锺书接下来评价说:“古诗不免词费,近诗不免词粗。佳处偶遭,则又直幹老根生面别开者,书卷少而言语多,故尤觉榛芜不剪。自负特甚,亦乡曲之一端,自言欲接遗山,遗山安雅,岂如此犷厉哉。”说得一无是处,本来可观的地方也是缺点。后文于诗集不举一句诗,只是嘲笑了其诗题的“好掉文,往往酸俗不通”、把林琴南误写作林纾南,等等。如果我们对照笔记里与范当世有类似文学渊源的诗人,比如籍忠寅,他比范当世名气小多了,可钱锺书在《困斋诗集》的笔记(《中文笔记》第一册)中说他律诗“为惜抱、濂亭、至父之体,欲骨力开张而声调洪亮者,颇有善言,能唱叹,胜其文也”,不是分明比范当世更适合继承桐城诗派的余脉吗?

    《中文笔记》第一册的“残页”部分有《晚清四十家诗钞》笔记。此书为范当世弟子、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编纂,有强烈的门户标榜色彩。钱锺书评价说:吴氏“承乃翁月旦,最推范肯堂、李刚己,所录亦偏袒莲池弟子。王壬秋、李莼客、张香涛皆只钞一首……评点多皮相目论”。其中范当世入选之作颇多。于是钱锺书评论道:“余最不喜范伯子诗,尝谓‘叫破喉咙,穷断脊梁’八字可为考语。学山谷而不博炼,学退之而乏浑厚。盖无书卷无议论,一味努力使气,拖沓拈弄,按之枵廓。同调中前不如张濂亭,后不如姚叔节也。吴氏父子动以太白许之。卷三易实甫、陈栘孙亦皆被太白之目,何张太碧之多也。”

    “余最不喜”这四字说得颇重,八字考语更令人觉得不堪。范当世出身贫寒,屡试不第,又多愁多病,好作忧国感时之诗,这本不该是讥嘲或贬斥的理由。不过肯堂好说自己的家世渊源,除了远祖有那位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还以姚门女婿甚为自得。诗集篇目大量出现“外舅”字样,即指他第二任妻子父亲姚濬昌。如《谈艺录》中引过他声援姚鼐的“泥蛙鼓吹喧家弄,蜡凤声华满帝城。太息风尘姚惜抱,驷虬乘鹥独孤征”,就出自一首题目特别长的《读外舅一年所为诗,因发箧出家大人及两弟及罕儿诸作,遍与外舅观之。外舅爱钟、铠诗,至仿其体。爰诲当世以外间所见诗派之异,而喟然有感于斯文也。叠韵见示,当世谨次其韵,略志当时所云云》。姚濬昌出生桐城姚家,乃姚莹之子。诗题中说,姚濬昌读了范家三代人的诗,便谈起了“外间所见诗派之异”,外间诗派即所谓不识姚家祖风的“泥蛙”、“蜡凤”。如此说来,南通范氏通过肯堂继室姚蕴素的关系,也成了“内间”。这就是范当世写诗给常州词派张家女婿庄允懿时所引以为傲的“各从妇氏数门风”之意了。此外,范当世老师前有刘熙载,后有张裕钊和吴汝纶,又与陈三立攀上姻亲。晚年得李鸿章赏识,感恩戴德,溢于言表。钱锺书的考语,想必是针对范当世重视攀关系、拉交情而人格显得略卑下所发。即使如此,亦不足以下“余最不喜”的判断。

    钱锺书父亲曾因评价范当世而受到了些攻讦。1933年初,钱基博在《青鹤》杂志第4期上发表《后东塾读书杂志》,论范伯子文集,说“卢冀野先生以通州范当世无错《范伯子文集》十二卷见假,粗读一过”,即评论道:“昔孟东野有诗囚之称,范氏文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为者耶?吾欲谥以文囚”。随即他评《范伯子诗集》,说:“范氏诗出江西,齐名散原。然散原诗境,晚年变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机;范氏只此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矫平熟以此,而廑能矫平熟亦以此。”

    把范当世和孟郊相提并论,不算是钱基博的独见。实际上,范当世自己就写诗称颂过孟东野,说他文辞有大同之理,与西人所言的公德相近。陈衍也早移用“诗囚”一语评价范当世,《近代诗钞》中就说过:“伯子识一时名公巨卿颇夥。徒以久不第,抑郁牢愁。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也。”汪辟疆的《近代诗人小传稿》也不提出处地抄录了陈衍这段评价,似乎是当作定论或公论了。

    可是,钱基博的评价引起范当世乡人的反击,有冯超(字静伯)写信给钱基博,发表在《国风半月刊》上,对于钱基博的观点予以反驳,主要不满在于钱基博认为肯堂古文和桐城派取法不同又极力借重以张大门户声势。钱基博有一个回复,并给《青鹤》的主编陈灨一写了封长信。面子上有所致歉,但其实行文仍略带嘲讽之意。这些书信以及冯超的回应都集中在《青鹤》第14期上发表。另一位南通人徐一瓢在当时还出版了一部小册子,也把这些书信收集起来,题为《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徐氏后来在1944年《古今》上发表《记通州范伯子先生》一文,其下篇(57)结尾追述这段公案,还要说:“子泉辞穷,复书一敛横恣之气,语调也变为谦抑,而谓静伯近于误会。且谓范先生风流文采照映人间”。

    我想,钱锺书在读书笔记中表达自己态度时,不著一赞语,且用“余最不喜”这种纯主观判断的言词,必然与其尊翁往昔的这段恩怨有些关系。

日期:[2014126]  版次:[GB31]  版名:[专栏]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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