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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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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被批”结缘钱锺书  

2013-09-26 11:06:04|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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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之痛

一九九八年钱锺书逝世后,黄永玉在香港写出怀念文章《北向之痛》。文章开篇,他第一次提及抗战胜利后两人在上海一起受到批判的往事: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锺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北向之痛》)

黄永玉这里所说在上海受到最早批判的史实,可从当年汪曾祺致沈从文信、臧克家写黄永玉的文章中找到佐证。

汪曾祺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致信沈从文,谈及他与黄永玉的初次见面,其中提到当时上海文艺界有人对黄永玉的木刻表示不满、嫉妒和批评:

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傩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

 (汪曾祺致沈从文)

臧克家则早在一九四九年公开撰文谈到此事。在《永玉的人和他的木刻》(香港《大公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一文中,他回忆自己与黄永玉在上海的交往,写到有人发表文章批判黄永玉:

永玉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了,连英国人也找着去买他的木刻。另有一部分朋友却认为他的作风,他的影响,是不健康的,起先只是窃窃私下议论,到后来,有人拿文章批判起来了。于是永玉的木刻,就成了争论的中心,其实这争论的双方不过借了永玉的作品作为自己见解的表现而已。拥护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艺术品,不是木板子上的标语口号。”反对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超现实的静的画面,不但没有斗争性,而且冲淡了它。”(《永玉的人和他的木刻》)

据汪、臧所述,足见黄永玉回忆非虚。但我一直想找到黄永玉所说“骂得很凶”的那篇批评文章,更想看看那本将他和钱锺书一起“骂”的刊物。

寻找之时,正好姜德明先生出版新著《金台小集》,有幸获赠,连忙捧读。读到《“同代人”文艺丛刊》一文,欣喜地发现其中所提一九四八年四月“同代人”文艺丛刊的第一集《由于爱》,刊有对黄永玉木刻的批评文章,题为《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作者署名“公孙龙子”。姜先生还写到,同期刊物上,还有对钱锺书的小说《围城》、洪深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副刊的批评。

据姜先生《“同代人”文艺丛刊》一文,可以订正《北向之痛》的回忆:批判黄永玉与钱锺书的刊物不是《同路人》杂志,而是“同代人文艺丛刊”之第一集《由于爱》;出版时间不是一九四七年,而是一九四八年;该丛刊不止一集,而是共出三集,分别为《由于爱》、《追寻》、《扬子江颂歌》。

与钱锺书难得有这样一种结缘。整整三十年过去,一九七八年,黄永玉与钱锺书都搬进北京南沙沟一个小区,当年虽不相识却被一起挨批的他们,从此成了多年的邻居。又是二十年过去。钱锺书在一九九八年年底去世。黄永玉以“北向之痛”悼念钱锺书,其实也是在写自己的记忆之痛。

二、“公孙龙子”的口诛笔伐

在旧书网上我买到了《由于爱》。先看署名“张羽”的文章对钱锺书的批判:

……而少数人,钱锺书所属的那些绅士,清客及他的集团,则感到恐怖,消沉,彷徨,在这为骚乱的气氛所围绕的环境里,苦于无法解脱,只好把这颗“芳心”寄托到醇酒女人身上,想从这块小天地中,透出一口闷气,以求心灵暂时的轻松,片刻的安慰……尤其是连钱锺书这样的帮闲文人,除了一付僵尸架着件玄色马褂,摇头摆尾,苦吟着世纪末的哀歌的丑角们,除了逢迎绅士,交出定制的货色而外,还能作些什么呢?(《从围城看钱锺书》)

在同一批评思维下,黄永玉木刻艺术受到类似的严厉批判。署名为“公孙龙子”的作者,在《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中写道:

……所以,黄君木刻的“新”倾向,可以说是产生在:对现实生活的疲惫,对现实战斗的懈懒,从丑恶的现实世界,逃向轻松的趣味世界。所以,思想力贫弱的人,在现实生活里感到疲惫的人,在现实战斗里懈惰的人,一接触黄君的木刻,便感到了全心灵的满足,这自然是难怪的。

……

去年,在木协所举办的两次木展中,我仔细看过黄君的木刻。从他的那些木刻中,我得到了这印象:那些大作不止是没有现实感,而却在有意地玩弄现实。并且,在客观上,是有目的地灌输或散播某种思想或毒素。像《划龙船》,不是作升平之乐么?像《吹箫》,不是引人入“桃花园”么?所有这些,在沉闷、苦痛、疲倦的世界的年代,把话说穿来,自有其“作用”,也自有人合于“口味”呢。

 (《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

作者“公孙龙子”是谁有待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与激烈语言,字里行间火药味十分强烈,颇具口诛笔伐的特征。

其实,黄永玉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精彩亮相,可谓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惊喜。曾有人在谈论黄永玉绘画时,称其最早是从事漫画创作的,可见缺乏了解,他当时乃是后来许多年里并没有创作过漫画,也无人称他为漫画家,一直到“文革”之后的“永玉六记”、《水浒人物》、生肖等,恐怕才可归入漫画,但我更可能愿意将之归于借助绘画表现力的另一种文学性表达。另外,有人在谈论黄永玉早期木刻时,将之划分为突出社会批判、着力表现政治的写实性木刻,并据此来指其不足,这显然也与实际情况不合。黄永玉孕育于鲁迅倡导的现代木刻运动,受惠于力群、李桦、黄新波等诸位木刻前辈的熏陶,然而,起步伊始他即表现出独有的姿态。其木刻只有《劳军图》等寥寥几幅谈得上与政治和社会主题有关,其他大部分作品均反映民俗、风情、动物等形象。木刻中的民间情歌,湘西淳朴的山民,表现的是与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相接近的静穆与悠远。准确地说,他此时的木刻,不是前辈木刻家高唱的战歌,而是翠翠坐在草地上听爷爷讲故事的那种牧歌境界——— 简约,单纯,富有韵味。正因为如此,他才被认为缺乏政治性而受到来自左翼文艺界的批判。

形式之美,这便是黄永玉早就开始的追求。注重形式美感,其来源之一是儿时在凤凰街头耳濡目染的民间艺术,包括沈从文的小说意境。他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却又另有美的间隔、另有自我陶醉的艺术家。在他后来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追求。

有意思的是,当年除了黄新波等木刻家外,对黄永玉木刻作品交相称赞的,颇有几位诗人、小说家,如萧乾、臧克家、端木蕻良、汪曾祺等。他们欣赏黄永玉艺术中那种独来独往的野性,阳光或闪电一般的灵感。端木蕻良说得好:“所以黄永玉不习惯那种阴郁和感伤的基调,他永远往那饱满和生动里面走。也由于他那近于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把他整修得带入一种满足和欢娱里面。”

从这些文学家的赞誉不难看到,黄永玉从一开始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艺术家,但同样是文学中人。

三、与沈从文捆绑一起

公孙龙子口诛笔伐黄永玉时,沈从文也被殃及。他写道:

黄永玉思想的贫弱,形成他艺术的虚伪和欺骗。———这不只是他在技巧上的玩弄和欺骗,(比如:奇形怪状的人物,绮丽的背景等。)特别是他本质的思想欺骗。(像《月亮湾湾照九州》;《浴》等等作品,是对现实的恶劣歪曲与蒙蔽。)所以,看黄君的木刻,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沈从文的小说,以及沈某小说里所造成的那种亲切情调。这足可以说他们思想的一致!他们艺术方向的一致!和他们艺术态度的一致!

这种艺术,这种艺术态度,与这种艺术方向,我认为应该而且必须及早彻底给以批判!

在一九四八年年初,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有这样一种历史关联,耐人寻味。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后,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停战,主张在国、共之间,走中立道路,随即被指责为“第三条道路”。于是,一九四八年新年伊始,在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展开对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成了左翼文化界的首要任务。

在文化界受到批判的人士中,沈从文格外引人注目。一九四六年开始,他在一些文章中,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作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崇尚人性的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对生命的消失,他感到悲哀和忧虑。于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内战双方都予以批评与贬斥。沈从文的文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大公报》发表,次年二月,左翼作家林默涵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其中以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最为猛烈,也最有影响。

“同代人丛刊”之一的《由于爱》,讨伐黄永玉、钱锺书等人,与香港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几乎同时。由此看来,受到沈从文青睐的黄永玉,在刚刚精彩亮相并且积极地为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创作插图之时,立即招致来自左翼文艺界的猛烈抨击,就不能看成是一个巧合,也非孤立事件。除了反映美术界对其木刻作品的“形式主义”有不同看法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应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据姜德明文章所述,“同代人”文艺丛刊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版的第三集《扬子江颂歌》中,还批判了臧克家的小说、范泉编辑的《文艺春秋》期刊、曹辛之编辑的“诗创造丛刊”。在批判“诗创造丛刊”的文章中,作者警告:一切高唱中间路线的机会主义者,都要受到历史的严厉裁判。作者还要求“诗创造丛刊”改变编辑方针和创作态度。作者言辞激烈地说:“如果说这个希望也是‘招降或清剿’,则这个有着无限威力要你投降的人,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大家都生存于其间的历史。”

很高兴买到曹辛之编辑的“诗创造丛刊”四种,分别为第四、第七、第八、第十。其中,第四种《饥饿的银河》(一九四七年十月),刊有黄永玉的套色木刻《浴》———即公孙龙子批判文章中提到的一幅作品;第七种《黎明的企望》(一九四八年一月),刊有黄永玉为同期发表的臧克家新诗《“夜吗!”》配的插图。由此可见,他与曹辛之及“诗创造丛刊”有着良好关系,被视为同一类人予以批判,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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