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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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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钱锺书与王小波——一种讽刺型学者小说的现代品质  

2013-05-22 11:04:04|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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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和王小波之间,颇多相似之处:都有学者的功底而写小说,都有英美文化背景,小说风格都有讽刺和幽默的味道,都强烈地批判现实。然而,二者之间的审美趣味和价值选择,却又差异很大。钱锺书生前和王小波没什么交往,也不见有评论王小波的文字。钱先生逝世于199812月,而王小波年龄小,却早在19974月就去世了。李银河2007年接受新浪读书的采访时公开说过,王小波不喜欢钱锺书的《围城》。二者之间的比较,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由此也能窥豹一斑,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在发展逻辑上的一些不为人关注的线索。

  当然,相关论述还是有的,但总觉得隔靴搔痒。有论者认为,钱锺书持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而王小波以迷狂的态度打破梦想;也有的论者从理性态度和讽刺幽默的笔法之间寻找差异。这当然都是很好的切入点,但问题是,比较论如果仅是头比头,脚比脚,就会变成无谓的功夫。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立的创作主体,也都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总有一些相似点和差异点。如果说鸡和鸭都是不同动物,但都是动物,这就等于波普尔所说的绝对正确的“无用的废话”。作家和作品的比较,必须放在文学史的视野之中,才能显现出它的意义,即发现文学史某些微观场域的丰富和复杂性,并洞见某些不为人知的联系。我认为,认清二者之间的异同,必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型的学者小说品质说起。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首先连载于1946年的上海《复兴》杂志,并由晨光书店刊刻发行,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关注。在《围城》刚面世的时候,就有研究者将该小说定义为“学者小说”,如郑朝宗在《观察》1948514期的《〈围城〉与Tom Jones》中,首次将该小说定义为“学人小说”,后来,夏志清、司马长风等学者,也对此多有认同。1980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肯定小说现实批判品格的同时,小说中丰富幽默的智慧,高明的学者见识,及大量的学问典故,都令大家心仪不已,也呼应了王蒙“学者型作家”的呼唤。而最终让钱锺书“做实了”学者小说家,还在于1990年,黄蜀芹导演的《围城》火爆之后。1990年代是商品经济年代,更是人们精神失语的年代,钱锺书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广博的知识,幽默睿智的小说,特立独行的文人派头,成为知识分子重寻并定义文化英雄谱系的第一个偶像。而王小波则是1990年代,继钱锺书、陈寅恪、海子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文化偶像。他的小说,显然不具有钱锺书的官方认可度,但当他以《黄金时代》而出名的时候,就被人认为是“文坛外高手”,在其后很多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杂学旁收的趣味,逻辑思辨的能力,也都有赖于他的社会学研究和理工科的思维训练。因此,王小波的小说,也常被人称为学者化的小说。

  但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钱锺书小说中的“学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国学,二是英美及欧洲的文学和哲学。这表现在《围城》中随意的一些引用,甚至是讽刺性引用,比如,方鸿渐欧洲留学时,想退掉亲事,就模仿骈文体写了一封凄婉的央求信:“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既令人捧腹,又能窥见作者的古文底子。董斜川谈夫人的国画《斜阳萧寺图》及同光体的优劣,虽是讽刺,亦见功力。而形容沽名钓誉的褚慎明“害谗痨似的盯着苏小姐,大眼睛仿佛谢林的绝对观念”,及方鸿渐与苏小姐谈论欧美现代诗歌的转变,都很有学识。王小波小说中的学问,主要来自于他的杂学旁收和对理工科知识的喜爱。比如,《黄金时代》中的逻辑学的三段式证伪的力量。又比如,在小说《白银时代》《红拂夜奔》和《万寿寺》中的热力学定律,费尔马数学定理,开平方的杀人机器,藏在春宫图里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等,那些枯燥的理工科术语和定理,都被王小波变成了寻找智慧,表达想象力的手段。

  其实,就目的而言,钱锺书视小说为学术研究之余的自娱和升华,而王小波则更注重将学识化为文学的本体力量。二人都爱学问,并以学问入小说,但钱锺书是以文科知识入小说,不仅有很多纯粹知识性的展示,且以学问和智慧来显现世人的愚蠢,小说多有智力因素,才气过人,但气量不够,对人性的看法过于刻薄片面,不够深入复杂,小说主题也相应悲观,具有存在主义的“围城”的虚无味道。《围城》中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无罪之人,无论是大学教授、校长、矫情的女博士,虚荣心计的女孩,还是遗老遗少,青年官僚政客,银行家和商贾,甚至无知家庭主妇,懵懂无知孩子,如阿丑之类,皆为人性丑陋有罪之人,惟有天真坦率的女孩唐晓芙为作者最爱,却也让她在小说一半隐去,不忍让她浸入此龌龊世界。而王小波以理科思维入小说,不以展现知识为主,而以知识本身所表现出的价值意义为小说内核,即智慧和想象、自由。同时,也以知识形成小说内在故事推动力和情节点。因此,二者都喜欢以理性入小说,但钱锺书从英美经验理性出发,得出的是人生寂寞无聊的悲观论调;而王小波从英美经验理性入手,得出的却是反抗绝望的自由想象境界。由此,方鸿渐作为多余的人和失败者,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夹击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迷失,而王小波笔下的王二、线条和李靖、薛嵩等人物,反映的却是重塑文明本源力量的信心和想象。

  我们看到,钱锺书多写虚伪者的成功和聪明善良的知识者的失败,《围城》充满了知识者的精神幻灭,苦涩、孤傲却又自恃自守。方鸿渐尽管能看透世相,颇有些玩世不恭。但方鸿渐的玩世不恭,还多是旧世家子弟的风流纨绔,及英美中产阶级的诙谐风度。小说结尾,生活困窘的方鸿渐,被孙柔嘉和她的姑姑逼得走投无路,却因民族大义毅然辞职,并不甘去孙的姑父的工厂受辱。因此,《围城》虽写战乱年代的中国,却实有“道德讽喻”之意味。而王小波笔下多是不正经的“野狐禅”知识者,他们是非道德的,他们看中的是知识带给他们的精神自由和智慧快乐。除此之外,一切大而化之的“阳的世界”的庄严宏大之物,皆可嘲笑之,弃之如敝屣。比如,《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食不果腹,喝劣质茶叶,抽劣质烟草,却不以为意,反以为乐,一生最爱的就是和邻居大嫂通奸,以及研究无人能懂的西夏文。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民族大义和功名利禄,只是单纯的知识乐趣。又比如,《红拂夜奔》的李靖,在洛阳城中,是一个“最有学问”的流氓。他酷爱数学和画春宫图,以及发明各种机器。他钻研学问,只是为学问本身的快乐,而不是为升官发财。

  由此,钱锺书身上展现了很多新与旧交替和挣扎的痕迹,如方鸿渐性格中的苟且和软弱,而王小波没有旧学问的痕迹,在他成长的革命岁月,旧学问已被基本摧毁,他更多的是从西方理性思维入手,树立以自由民主为圭臬的高蹈流走的英雄人物,比如,王二系列人物和李靖、红佛等形象。这些人物有西方化的强悍人格标准,同时更靠近中国一些“更旧”的学问,如他在《唐人秘传故事》等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唐传奇精神的追索。钱锺书写的最好的也是一些学术圈内人物,如虚伪无耻的李梅亭,装腔作势的路子潇,老辣狠毒的高松年,夸夸其谈的赵辛楣,老气横秋的董斜川,愚蠢自负的曹元朗。而王小波以学识入小说,追求的是学识作为知识本源的价值意义,而并非学识本身的价值地位。因此,他的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不是学界中人,而恰是主流学界之外的“边缘化”学者,甚至是“流氓学者”。比如,《万寿寺》里在研究所写《老佛爷性事考》的神经研究员王二;《红拂夜奔》证明费尔马定理,却时刻对合租屋的女同事发生性幻想的老处男猥琐教师王二;《三十而立》中处处和领导对着干的另类大学教师王二等。因此,《围城》的立意在于批判,批判旧国民性,批判殖民文化对中国人品性的扭曲,但超越的努力却变成了冰冷的无趣,远距离的冷嘲,失去了炽热的情感与思考,反而成了虚无的缥缈,最终陷于他所批判的东西之内,无法自拔。而王小波的问题,则在于太过执著于边缘性知识者的精神谱系建构,在强化了启蒙立场和强度的同时,也陷入了新的、概念化的阴阳二元对立。

  除了二者的差异外,我们更要在这些差异中看到相联系的“异中之同”。钱锺书和王小波,其实是中国独特的“讽刺型学者小说”的集大成者,既有学者的素养,能以学问入小说,又能以学者独有的冷静理性,对现实形成强烈讽刺。讽刺小说,要具有嘲弄一切虚伪的勇气和大无畏的喜剧精神及蕴含其中的现实批判性。钱锺书的《围城》是20世纪40年代讽刺小说的高峰,针对的是新旧激荡的中国乱局,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小说,则是90年代的优秀讽刺作品,针对的是革命的宏大话语圈所造成的人性变异。同时,二人都对“学者小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实,对于《围城》是学者小说的看法,钱锺书本人并不认可。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都反对所谓学人之诗与学人之小说。其实,古今中外,身兼学者和作家身份,相得益彰的学者作家不在少数,学问用好了,会成为好的材质,而如果以学问自持,则有可能让学问成为小说漂亮的外套,而非浑然一体的事物,小说本身的虚构想象,自由等非道德因素,则更有可能被遮蔽。钱锺书也认为,学问只是题材,只是材质,而造艺之高境,全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因此,学者李洪岩的论文《围城不是学人小说》中认为该书是智者小说,而不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小说。然而,作为在新旧之中挣扎的作者,尽管钱氏反对学人小说,但《围城》就是一部学者小说,且是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上的第一部成功的学者小说。这些以学问入文学的情况,有的用得很好,有的则不太成功。而王小波的小说中,以学问入小说的情况则偏重理科趣味,能够更好地融会贯通,但有时候文本过于繁复臃肿,过于追求语言的密度以及知识型的奇特,也使得王小波的小说在接受上有着艰涩的问题。

  同时,我们对学者小说的理解,也不应过于褊狭。钱锺书所批判的学人诗和学人之文,主要针对的是古典文学中“以学代文”的现象,而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如果学识能够很好地转化为创作动力,必然能更好地提升小说的创作深度和广度。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和《人间词话》同等精彩,而沈从文的小说与古代服饰研究,闻一多的诗歌与楚辞研究,都能做到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而在纯文学日益小众化、精英化的今天,当影视网络传媒替代了文学原有的国民素质培养、社区想象共同体建构等功能之后,人们对小说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对智慧、想象的可能性、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批判一起,都成为学者小说流行的契机。很多当代国外文学大师都是学者出身,如南非的库切,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法国的尤瑟纳尔,英国的戴维·洛奇,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等。在中国当代作家整体学养不高的情况下,王蒙对学者型作家的呼唤,现在仍然没有过时。

  我们看到,这种独特的“讽刺型学者小说”,既与国外学者小说有联系,又有中国传统文学,如《儒林外史》的影响。其实,钱锺书和王小波,都是在补充着中国发源于五四的现代小说的“现代品质”。《围城》之所以在80年代重受重视,除了海外研究者如夏志清的推动之外,《围城》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遇合,更是历史契机的选择。新时期文学启蒙需要通过对现代文学的“重新回忆重构”,以重新获得当代文学“发生原点”。保罗·康纳顿告诉我们,任何重新开头的企图,都具有回忆因素。感知者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新的开端,却要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秩序的期待。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正是在“回忆文革”和“追忆五四”两个维度上发生的。这种记忆重构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颠覆原有革命文艺建立的宏大叙事体系,进而代之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文学体系认知,因此,“重写文学史”、“人的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口号,才得以引起广泛关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城》的知识分子主题、讽刺小说品格、荒诞的生存体验,才得以被广泛的研究和接受。然而,吊诡的是,《围城》对现代启蒙文学有继承关系,也有突破之处。《围城》和钱锺书并不“等于”五四现代文学。顾斌的《二十世纪文学史》将该小说看做红色文学纬度下的“异质对抗性文本”,“既晦涩又有趣”,钱锺书是“集体和革命之笼外”的作家,让小说主人公去反思“自我的丧失”。该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无疑夸大了该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也忽视了其独特的类型化价值。可以说,《围城》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然发育中学者小说类型的雏形,也是它的终结。学者张清华也在《启蒙神话的坍塌与殖民神话的反讽》中认为,该小说预示五四启蒙神话的破灭,也很有启发性,但如果从另一个相反角度考虑,我们则会发现,这本小说不仅预示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梦”的破灭,也暗含对现代启蒙的新形象诉求,也是启蒙文学类型化的发展。它强烈的知识分子趣味和价值选择,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过五四之后数十年积淀和发展,摆脱民族国家叙事的束缚,日益拥有独立深刻的主体性的真实反映。比如说,这本小说虽是启蒙味道的小说,但它笔下的抗战生活绝不是压倒一切的宏大主题,反而只是探索知识者独立品格的背景。这和五四精英启蒙模式有很大区别。

  同时,更吊诡的是,新时期文学对《围城》的热烈呼唤,却以新时期文学自身文学实践的缺失为结果,我们并没出现《围城》品质的讽刺小说、学者型小说。《围城》中对知识者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智慧的推崇,其实都和新时期启蒙加民族国家叙事的“大故事”格格不入。我们试图通过重新记忆来塑造我们的现在,却无法发现一个如钱锺书那样,能在学问与小说之间游刃有余的当代作家,也无法找到钱锺书小说那种真正的讽刺品质。这也正反映了新时期启蒙文学的缺陷,即在与政治进行同构想象的时候无可避免的精神伤痕。脱胎于革命文学规范,并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五四激进文化特质的新时期文学,尚不能对《围城》中来自英美知识分子文化背景的精神内核进行有效呼应,至多是一种“懵懂的憧憬”。因此,我们对《围城》的传承,只能停留在批判国民性,批判封建性与殖民性的结合等几个“宏大”层面,而对讽刺型学者小说的类型化,期间蕴含的独立人格精神,怀疑一切的勇气,讽刺虚伪的理性思维,则无法实现。

  真正继承了这一任务的,还是王小波和他的小说。他和钱锺书一样,都是留学外国的学者,都有很好的家学,受过很好的西方教育,有很高的智慧。而王小波和钱锺书一样,处于一个价值崩溃混乱的年代,所不同的是,《围城》主要描述中国抗战到40年代,传统和现代扭结,人心道德失衡的时代氛围,而王小波描述的则是“文革”10年到新时期,革命话语圈从密不透风到逐渐解体的过程。就钱锺书而言,传统和现代都同时不构成绝对的存在,但都深刻地扭结在了知识者、甚至是作者的心灵深处。王小波将钱锺书冷静的知识理性,推演为怪异无比的逻辑学证伪与激情燃烧的生命反抗,他更将钱锺书对学问的热爱,扩大为对一切学问本源的热爱,即对智慧和思想自由本身的热爱。在《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万寿寺》《红拂夜奔》等小说中,他写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知识者。他们风姿卓绝,智商极高,却不迂腐,不矫情,不苟且,有惊世骇俗的爱情和人生。他们生活在主流话语圈的边缘,却绝不屈服献媚,更不肯做方鸿渐式的软弱怯弱的人,而是勇敢地用智慧和信心,证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有意思的是,王小波笔下那些性感美丽,却热爱真诚与智慧的女性,如陈清扬、线条、红拂等,她们都是唐晓芙的后辈嫡亲,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坦诚直率,可爱清纯,且更敢于表达欲望,反抗现实秩序。可以说,无论是钱锺书,还是王小波,他们所弘扬的,恰是五四以来直到新时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所最匮乏的那些“现代品质”,比如对个体生命尊严的理解、对道德虚伪性的警惕、对智慧的尊重、对人的精神的关注、对生命本身的真诚热爱。

  斯人已去,黄鹤不返。无论是国学大师钱锺书,还是叛逆顽童王小波,都已作古,留下的只有高卓的绝响,以供后人瞻仰凭吊,揣摩学习。《围城》虽讽刺了40年代的中国乱局,但如今之世,高松年、李梅亭、苏文纨之辈,依然存于世人身影之中。而《黄金时代》里的“革命时代的黄色故事”虽也已随风飘散,但古怪的性欲表达与庄严的理论权威的杂交,强制的话语捐税与宏大之下的苟且荒唐,也依然大行于道。无论是犀利的讽刺,还是深厚学养,抑或二者兼得,也“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所在。

【报纸名称】文艺报 【报纸日期】201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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