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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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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平:钱锺书与老舍的讽刺幽默文学之比较  

2013-05-19 07:54:17|  分类: 文艺作品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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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20世纪90年代,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在为《中国讽刺小说史》所写的序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小说史的长河中,称得起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高度艺术水平的讽刺小说只有三部: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锺书的《围城》。尽管我的看法可能太偏太狭,但至少可以说明创作真正的讽刺小说是非常艰难的。”这是极严格而有眼光的筛选,是专就“讽刺”而言。若把“幽默”加上,而且专说中国现代,公论的说法是: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钱锺书一起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五位优秀的讽刺幽默作家。这是经过历史和时间沉淀的认识。如果再细分,这五位作家的讽刺幽默艺术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以鲁迅、张天翼、沙汀为代表的客观化、写实化讽刺艺术和以老舍、钱锺书为代表的主观化、智慧化的讽刺幽默艺术。鲁迅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以讽刺见长;老舍代表了40年代幽默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幽默取胜;钱锺书代表了40年代讽刺幽默文学的最高成就,使讽刺与幽默合流。他们也可以说是“三足鼎立”,构成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文学的三种传统,三种资源。

  话题扯远了,这里应该重点讨论钱锺书。但我觉得如果不联系老舍、鲁迅乃至吴敬梓恐怕也很难讲清钱锺书。我始终认为,钱锺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讽刺幽默作家,他以极少的作品就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接轨、相比肩,其作品的现代性、批判性、超越性、智性、讽刺幽默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趣味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品,夏志清的眼光是令人折服的。当然,对钱锺书的诋毁、否定也时常出现,尤其是网上的诋毁,涵盖了钱锺书的为人、学问和作品,如说《围城》是“伪经典”等。在价值和价值观多元、复杂乃至混乱的形势下,不同的网评者当然也会抱着不同的动机、用意和目的,因此,诋毁也就不足为奇,钱锺书仍然还是钱锺书。

  钱锺书与老舍、鲁迅乃至吴敬梓走的是不同的讽刺幽默路数,尽管他在写法上与老舍有类似的地方,与《儒林外史》也有关联,但钱锺书在讽刺幽默方面还是超越了吴敬梓、鲁迅、老舍的。在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从而揭示出人性的根本颓败方面,恐怕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才能与之相提并论。鲁迅发现了人自身的“精神胜利法”现象,钱锺书发现了人在爱情、婚姻乃至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在悲喜剧的交融、结合方面钱锺书和鲁迅、老舍一样付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绩,也留下了遗憾,这促使我们思考:悲喜剧本身是否存在悖论而难以统一于文本?下面,结合老舍、钱锺书的创作加以具体考察。

  批评家们常说:讽刺幽默应该在夸张中包含着真实,在可笑中包含着严肃,在轻松中包含着深刻,在喜剧中包含着悲剧。其实,这两方面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甚至说是一种悖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李健吾说:喜剧往深里挖就是悲剧。老舍说:“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盯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这种领悟绝对化了,就会看透人生,所以,喜剧家往往是悲剧人生的深刻体验者、揭示者,鲁迅、老舍、钱锺书都是。有人说,老舍虽以喜剧性著称,但悲剧美才是他的精神与艺术之魂,这是反复咀嚼,深入感知的结果。但这是结论,过程怎样呢?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朱自清就察觉到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都有不少游戏的调子,没有一贯的态度”,“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这也就是说,幽默滑稽的文体与悲愤、悲剧的主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厄相消,很难做到和谐统一。面对这样的深层矛盾,老舍曾陷入两难境地,甚至不知所措。我们看到,老舍早期的作品讽刺、幽默、滑稽、玩笑,悲喜有一种相消的现象,引来持续的不满和责难。中期的老舍,一反早期的轻松幽默,改用严肃深沉的笔调写作,《大明湖》《猫城记》便是其例,老舍说它们是失败的作品。到写《离婚》,老舍决定“返归幽默”,但令人愉悦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透出严肃了。读者看了,笑声少了。老舍自己也说虽然“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离婚》的笑声太弱了”,“有了控制;伟大还差的远呢!”《离婚》与其说幽默成熟了,不如说幽默压抑了,它更接近严正的写实艺术。到了《骆驼祥子》,老舍“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从早期的幽默到《大明湖》《猫城记》的禁止幽默;从《离婚》的返回幽默(但有控制)到《骆驼祥子》的抛开幽默,这些左右摇摆的例子,可以窥见到老舍的左右为难,甚至有心理障碍。到了40年代,老舍创作百万余字的《四世同堂》,由于沦陷、亡国之痛的题材与主题更使它与幽默无缘了。偶有幽默的段子冒出来,也仅仅是“残留”而已。这些作品的悲喜剧虽有些交融,但更有分离,其喜剧的才能受到了压抑,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到了新中国之后的《茶馆》《正红旗下》,老舍才真正做到了悲喜交融。

  钱锺书是深谙中外讽刺幽默文学作品的优长和局限的,又有着出众的讽刺幽默才能,他以全方位的讽刺幽默艺术使他在40年代的讽刺幽默作家中独领风骚。《围城》各个部分的描写都很精彩,在他笔下,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引向了真正的成熟,具有了现代的品格,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以往的讽刺幽默小说大都具有社会功利目的和道德批判色彩,注重于写实,接近于暴露,讽刺显得凝重,幽默显得拘谨,时代只造就了它的现实品格、历史品格,但它的现代品格、喜剧品格并不完善。而钱锺书弥补了这个不足,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也许是他远离时代潮流,偏于一隅的对人生进行静观的结果,具有旁观者的清醒。他从社会伦理、世态风俗的扫描起始或仅作为背景,进而登堂入室,上升到文化、人生、人性、人类的大命题,其聚焦点和深刻处在于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从而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悲剧美也是《围城》的精神和艺术之魂。在讽刺的深刻性上,钱锺书直接衔接鲁迅,实现了在鲁迅之后不断弱化现代理性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复兴。在幽默和喜剧性上,钱锺书直接衔接老舍,注重喜剧的外发性,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和想象力,在喜剧的形式中蕴含悲剧的内涵,用“银笑”代替了老舍的含泪的笑,在悲喜的交融上比老舍更进一步。但严格地说,也存在瑕疵,即前后调子的不一致,从喜到悲,而且越到后来越趋于沉重,正像以往评论者所描述的:“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像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从老舍、钱锺书的创作,我们看到了讽刺幽默文学的内在矛盾以及悲喜剧的难以统一。其实何止老舍和钱锺书,即便是鲁迅,其创作的《阿Q正传》也是从开心到严肃,从喜到悲,前后的格调也有不一致的问题,所以,《阿Q正传》最初在《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连载,后来越写越严肃,就改在“新文艺”栏目连载了。可见这是一个创作难题,要交融好不容易。这或许是悲喜结合作品的创作常态,我们不必过于苛求。也许正因为如此,也许是严肃的题旨和玩笑的行文难以协调,所以在国外有人认为伟大的作品必须去掉幽默,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幽默小说一般被视为滑稽逗乐的非严肃的通俗文学,为高雅的读者和批评家所不屑。在中国,轻视幽默也是如此,我们从接受者对老舍幽默的劝阻和态度上便可见出一斑。何止幽默,即便讽刺也存在偏见,鲁迅对此体味尤深,所以鲁迅说过“讽刺家是危险的”。无独有偶,老舍也写过《幽默的危险》一文,表明幽默的不易和对此付出的代价的沉重。钱锺书更反感和嘲讽提倡幽默,这些都不是没有缘由的。

【报纸名称】文艺报 【报纸日期】201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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