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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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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国学必读·钱基博集》:国学教育中的现代性  

2013-01-27 16:35:58|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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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基博与钱钟书

  吾生也晚,中学时代恰逢连续剧《围城》热播而钱钟书在市井民间名声大噪,其流行程度当不下于今之畅销书,但品质自不在同一个层次。现在回想,1990年尚有80年代启蒙之余绪,远非今日流行读物可比。文艺青年之间交换《谈艺录》而读之,亦可略窥文艺学的深美闳约。

  犹记得大我四岁的兄长购回《写在人生边上》,夤夜读之,而赞叹于钱钟书的智慧与幽默。《管锥编》终究是无力读完了。而之后按图索骥,才知晓有钱基博其人,也即是说,乡野男孩,是先知晓流行的钱钟书,才知晓其父,是谓有其子乃有其父。后来读到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心里又不免诧异,因为钱基博对“现代”的定义,对文学的理解,均与我在中学所学的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如今又过去20年,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钱基博著作,年轻时代的一些疑窦,逐渐释然,钱基博乃以其个人,而非钱钟书之父,站立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

  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

  钱基博70年的人生中,涉猎广泛。他自小受兄长启蒙,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6岁时便颇有声名。之后受西学深刻影响,乃于光绪三十一年创办理科研究会。他一生从过军,干过政,任过幕僚,而终究意识到教育对一国一族的重要,而终生不辍,建树卓著。他被称为国学大师、教育家,这正是他人生价值的两翼。就教育而言,他由小学教员而为女子中学教员,而为大学教授,正可见证民国风范。

  而其学问人品,均为一时所重,获得众人交口赞誉,无锡同乡钱穆盛赞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就中国传统而言,人品学问,是不可分的。浅学后辈,想见其人生风范便以折服,何遑谈论?而其为学,治国学则海纳百川,融汇百家,我等自幼受马教唯物论侵害,见识浅陋不足以理解其万一,何敢置喙,所能勉力一谈的,无非钱基博与教育。

  之所以敢来谈一谈《国学必读》一书,是因为这部书,据说是编纂给当时中学生的教科书。身为中学教师,这个恐怕有发言权。然而通读完毕,却内心惴惴,欲言又止。

  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华中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的《钱基博集》合为一本,第一部分曰“文学通论”,第二部分曰“国故概论”。钱基博有严密的逻辑训练,文学归文学,国学归国学,之中颇为泾渭分明。

  所谓文学,在《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一文中,钱基博下了广狭两个定义。狭义者,便是专指美的文学;广义者,取孔子“博学于文”之意,指诗书六艺而言。至于国学,钱基博取义与“国故”这个词一致,自章太炎著《国故论衡》,这个词语便盛行开来。胡适谓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章太炎说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而钱基博则把国学分为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

  编者钱基博,此老独领风骚

  所谓教科书,一般理解,我们当下所用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其体例与民国时代相仿,不是应该属于同一类吗?但是钱基博此书的专业性、学术性,以及特别重要的研究方法的训练,非有一定的国学与文学素养,不足以读通。当然,也会有人质疑其陈意过高而难为中学生接受,但须知民国时代的教材,其编纂与选用均是自由的,不存在大一统的规定教材。钱基博在一线的中小学工作过很长时间,自有其编纂之理由。至于成书之后近百年,我以一中学教员的身份通读之,仍觉得颇有难度,这不是因为其陈意过高,实在是因为我们太浅薄。可见民国时代整个中学教育的水准之高,鲁迅留日归国,在杭高谋得的职业,无非中学化学教员而已。

  所以有时候不免会想,不是说历史会进步的吗?但我们的教育,貌似并非如此。但在发出今夕何夕的感慨之后,我竟也偷偷地庆幸:幸好我混在当下,浅学鄙陋如此,竟仍可以欺世盗名,成为一名中学教员。须知,在民国时代,俞平伯、朱自清、夏丏尊这样的学者,才可以成为中学教师的。

  饶是如此,《国学必读》这本书的编纂,最令我震惊的,还不在其国学素养的深厚,恰恰是钱基博的世界眼光与现代观念。粗读此书,无非是经史子集而已,然而惊讶的是,钱基博视野非常开阔,国学与西学,一并在其考察之内。而其编选的体例,虽则有传统国学的经纬,但研究方法却是现代的。

  来看一下“文学通论”的部分,其结构编排,第一篇选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二篇选的是昭明太子的《文选》序。这当无问题,保守的国学大师也不会有意见。读下去,逐渐读到桐城派,这在其所选篇目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也不奇怪,因为钱基博独好桐城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的编纂,都有其个人的影子。而章行严、梁任公、胡适之、郑西谛一一选入,就足见钱基博的新潮了。

  比如钱基博选了一文,严复的《译例言》,这个事情本身就令我惊异。首先在于,钱基博敏锐地将翻译文学,当做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复首创“信达雅”三字,作为翻译的圭臬,钱基博照单全收,可见认同。

  之乎者也中的现代性

  钱基博深具时代感,他何以重视翻译,无非意识到中国已无法置身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外了。这与钱基博少年时代钟情西学也有关系。在谈论中国文学时,钱基博特别提及佛教传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今西方文化的传播如洪水猛兽,与中国固有之文明相激荡,钱基博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华夏文明脱胎换骨而获得新生的契机呢?

  而翻译文学的地位,至今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师承了。王小波在《我的文学师承》中坦言王道乾等翻译家对其之影响,可以说是多年之后的一个回响。又收录胡以鲁的一文《论译名》,详细讨论了不同语言的特色,以及据此而来的译名的标准,言之成理,文采斐然。这些篇目的选入,无非是钱基博的世界眼光使然。在我看来,梁任公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就观念而言,比现在的作文教学先进多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在所选篇目内,不能不说,钱基博,此老独领风骚啊。

  所谓的现代观念,重在其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以“国故概论”部分的编排而言,前12篇为通论,继之以6篇谈经,继之以小学,继之以史与子。经史子集,一概囊括。这不新鲜,清人也这么编。而钱基博独出机杼之处,在于重视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审视国学。“国故概论”中选了两篇胡适阐述的文章,一篇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篇是《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重西学,主张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国故,钱基博大胆选他的文章,自是一种深切的认同。至于钱氏自己对国学的看法,其“人文主义”一词,便是一种大胆的创造性的应用。

  所读不多,而感慨不少,小文不足语其万一。而我等生当一个据说是平的世界,不要说早已丢弃的国学素养了,便是眼光的世界化、观念的现代性方面,也离钱基博遥远。倒是有一些主张读经的,并在中小学推行,所读无非是《弟子规》《三字经》,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钱基博的国学里并不存在。不是因为这些太初级,而在于,钱基博重国学,乃是张扬着生命之饱满的自由,是以一出手便是《典论·论文》:“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推崇个体生命的价值,抒发性灵,浑不是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可见,一个人是否现代人,与其所操之语言无关,与所从事之研究也无关。钱基博此书通篇以典雅之文言文写就,满篇之乎者也,却无损于其作为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教育家。而当下之中小学教育,说的是白话文乃至洋文,而观念之陈腐,让人以为活在清宫剧之中,不亦悲夫。

 

  2012-12-24  新京报  

 

  《国学必读·钱基博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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