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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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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华:吴宓与钱基博  

2013-01-19 19:21:25|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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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钱基博

 

    钱锺书进清华大学的当天,是带着他父亲钱基博先生给吴宓先生的介绍信的。“交亲两世许心同”应该是吴宓和钱基博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吴宓先生比钱基博先生小七岁,1925 年,他受命主持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时,钱基博已经在学校的大学普通部担任国文教授。在《吴宓日记》里,最先提到钱基博先生是在1925年的1219日。“钱基博投来《古文辞类纂题解》稿,及诗一首。”吴宓在当年的1225日,曾经依韵奉和钱基博五言律诗一首,其中有句:“道高文益贵,交浅味偏醇。”这时候,吴宓正在主编《学衡》,像钱基博这样的古文专家,自然是他联系的对象。但是,遍查《学衡》全部79期目录,钱基博先生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极少,显然,钱基博不是柳诒徵、陈寅恪、刘永济、景昌极那样的《学衡》骨干人物。

    钱基博在清华待的时间不长,以后,他辗转任教于南方各大学,和吴宓联系很少。二人最密切的一段关系,应该是1946年到1948年的武汉时期。这时候,钱基博任教于武昌的华中大学,而吴宓也应刘永济之请,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吴宓在武汉是孤身一人,而钱基博有家眷,同为清华老友,又都是国粹派,自然亲热。吴宓曾经几次向钱基博借书,钱基博亦常邀请吴宓来家中吃饭,吴宓却并不经常去。这期间,吴宓在生活上接触最多的是关懿娴和周煦良,还有程会昌(千帆)、沈祖棼夫妻。吴宓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由于长期独居,他不论在哪里教书,身边总是围绕着几个愿意“供行走”的学生辈。

    钱基博先生和一般文人学士颇有些不同,他早年受辛亥革命影响,曾经投笔从戎,有效法黄兴、赵声一流人的志向,并且取得过中校军衔。以后虽然从教终身,却不忘论剑谈兵。在湖南兰田师范学院时,他就曾经应国民党军事当局邀请,在陈诚主持的南岳干部训练班上讲授《孙子兵法》,和他先后开讲的还有叶剑英的“游击战术”。钱基博对自己的军事研究是颇为得意的。吴忠匡先生撰《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一文,曾经追述了老钱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慷慨任事:“他为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撰写讨论战局的文字,他建议倘在安化置一师兵,配合外围兵势以控制湘中,如曾涤生之驻祁门,只须按兵不动,则邵阳之敌北进西上,皆受牵制,而地形阻绝,又一时无法取安化,扼吭拊背,看似呆着,其实活势。上说下教,强聒而不舍。”老泉的气概,颇有些“二十年前挂铁衣,文韬武略盖世奇”的味道,可惜无用武之地,日后倒是成为文人气骨之楷模。当国民党部队在湖南败退之时,他坚持不去兰田国立师范学院跟随大队,并说:“我自念赴院未必能为学院有所尽力,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招,亦使人知学府中尚有人站得起也。……此番坚持不动,亦欲动心忍性,自家作一试验,不意侥幸免于难。从前读书有会,经此一番体验,乃更进一层认识”。这样的得意经历,钱基博先生当然愿意对朋友或晚辈讲,吴宓自然也是他的一个听众。何况,吴宓在抗日战争后期,也曾经想参加“远征军”杀敌立功呢。

    吴宓到武汉后,在194714日有记:“宓访钱基博,取得其所撰《斟今论》文稿二册(抗战中谈兵之作)归读之。”以后的吴宓日记,还曾经几次提到钱基博谈兵之著。老泉不仅谈中国古今战事,还写了一部《欧洲兵学演变史论》,吴宓读后便向南京正中书局的吴俊升推荐,希望出版。以吴宓之热心,做了这些他还觉不够,他觉得钱基博是位难得的军事家,应该得到军事当局的重视,便又写信给国民党的著名将领黄维,推荐钱基博的“兵书”。吴宓一介书生,怎么会与黄维有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于右任。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赞助过于右任的革命活动,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吴宓又经常和于右任提携过的陕西籍国民党将领关麟徵、杜聿明、张耀明等人来往;吴宓还曾经想投笔从戎,到关麟徵军中去建功立业。幸亏关麟徵如实相告“无功可建”,吴宓才作罢。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吴宓结识了担任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的黄维。以后,黄维被免职,他又曾经去看望,这便使吴宓自觉有别于势利之交。

    吴宓到武汉后,恰巧黄维被起用为设置在汉口的国民党新制军官学校校长。作为社会名流,吴宓和程潜、孙蔚如、黄维这些军界大员一起出席过法国驻武汉领事馆的招待会,也接受过他们的宴请。吴宓先是向黄维介绍钱基博之书,得到黄维欣赏。吴宓便推荐钱基博去军官学校任职,此举显然钱基博也是同意的。《吴宓日记》1948114日有记:“接黄维将军复函,所荐唐玉虬、钱基博,皆愿延聘。”到26日,“宓至云架桥,谒钱基博先生。奉还其所著(1)《中国文学史》(2)增订近代史例《孙子兵法》二书,并出示黄维将军函,畅谈。”只知道谈文的吴宓先生和也知道谈兵的钱基博先生都无法预料的是,这时候,表面上还有国家执政之尊的国民党,已经接近土崩瓦解,他们的将军朋友黄维也已经接近军人生涯的尾声。查阅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国文史出版社《淮海战役亲历记》),他是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任上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司令,19489月下旬在汉口组建兵团司令部,当年1215日 便全军覆没,前后不到三个月。如果钱基博先生真正成了黄维部下并且同舟共济,很有可能在淮海大战中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倘如此,钱锺书是否能够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毛泽东著作英语翻译委员会的职务,以大隐之身默存于京畿,实在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人生蘖海、世故惊涛,真非可逆料。老泉兵学无用,非憾事,实幸事也。

    钱基博先生虽然有“经世致用”之心,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致力与学术的文人。就在武汉地区已经被战争风云缭绕,就连武汉大学也被白崇禧的司令部要求作为军事区域征用的时候,他还是在作学问。对他这一时期情况有所记录的还是吴宓。就在黄维兵困淮海之际,《吴宓日记》19481021日有云:“钱基博著明代文学史,欲借武大图书馆所藏明版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三百八十一卷。”这时候的武汉大学已经是人心惶惶,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不愿意出借这部明版书。为此,吴宓大感不满,其日记曰:“不知藏书何用?此外更有何人求阅此书乎?”

    随着战事的发展,武汉渐渐成了“四战之地”,吴宓先生也离开了武汉大学,他没有回清华大学,甚至也没有到他曾经待过的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和燕京大学,而是到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和那里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而钱基博先生则一直没有离开武汉,在那里教书直到暮年。看来,两位先生在经历了玄黄巨变之后,都有些随遇而安。这些年,吴宓先生成了文化界的热点人物,而钱基博先生的平生行迹,还所见不多。倘若不是吴宓先生在日记里有闻必录,这样的一些文事幽微又怎么能够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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