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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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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剑:钱基博美恶不掩论韩愈字号  

2013-01-13 16:42:50|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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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志 韩愈文读》

钱基博

傅宏星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定价:43.00

  

    在我看来,钱先生的一生为文史研究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耕耘劳动。他本着继承发展的观点,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文艺批评所产生的大量文谈、诗词曲赋话、书论、画论、工艺论等等,皆一一纳入历史评述的范围,昭明师法,穷原竟委。

  读识钱基博先生,并非因他的作品,而是因了他的儿子钱钟书先生。中学时代,读到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倍感震动,折服于他的学识和幽默,继而又读了先生的《围城》,更是喜欢万分。此后,便开始留意先生的生平家事,知晓先生之父乃博学鸿儒,国学翘首,但因当时心之所系不在于此,便未多加留意。

  直至去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购得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武侠丛谈》,作者乃钱基博,闲暇之余细细翻嚼,尽如痴如醉,对著者学识与文风深感佩服,便想找来其他的著作一饱眼福,在网上进行搜索,看到《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趣闻》一文,才知晓原来此钱基博乃钱钟书先生之父,心中除了羞愧之外,更添钦慕之情,父子两代学人,实为美谈。

  钱基博先生早年以古文家闻名于世,其作品才智浩瀚、学识丰富,善用大量文史典故、博喻、古经子语,并以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和沉重而坚实的创作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格。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曾奖评他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此后,我又翻阅了先生的《韩愈文读》,发现钱老不仅是一位卓有成绩的古文大师,也是一个卓绝的韩愈研究者。今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寄来钱基博先生全集,兴致所在,便又翻阅了向来与《韩愈文读》并提的《韩愈志》一书。

  钱老的这本书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是一部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的志传。它又可被视为一部勾勒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的韩学著述。

  韩愈是唐代大文豪,一代文宗,开创了中古新文风。钱先生《韩愈志》叙目曰:“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因就覩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

  关于韩愈在古文发展中的地位,自北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后世虽称之而未有异议,但对其人其文之议论,则多有分歧,可谓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并非没有讽刺。

  尤其是到了近代,韩愈更是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代表,受到当时文化界的激烈抨击。例如周作人就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一文中说:“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结合韩文的具体作品进行贬抑。

  在这种否定与破坏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钱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不做“数典忘祖”的新派人物,又有别于面对新事里“深闭固拒”且空言“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而是默默耕耘,不仅在理论上全面考察了历代文章的利弊与升降得失的历史根源,并且分别对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两大古文流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通过个人的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和辩学理念等三个方面为中国的古文传统寻找一条更现实的生存之道。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钱先生对韩愈及其文字的评价是美恶不掩,直道而行的,“在"述而不造"的基础上,比勘众说,独抒己见,其体例与观点的独创性,使之"别出诸家而成一家之言"。(龙珍华言)本书分为六篇,分别为《古文渊源篇》、《韩愈行实錄录》、《韩愈佚事状》、《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以及《韩集籀读錄》。

  钱先生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等方式来凸现。这三种方式时有交叉,比较同侪时往往结合追讨所本,穷讨其源又往往溯流而上、论较其所取所弃,而竟别其流,也是明源、条流与区别的结合。书中轶事所表现的韩愈颇具魏晋风度,不拘俗套,大方磊落,毫无狭隘的生活观念。他对古文的大声呼吁也是为了能够留住盛唐气象的那缕精魂。

  钱老钟情于研究韩愈源于他少时的经历,自10岁那年,伯父仲眉公教他作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和储氏唐宋八家文选,开始接触韩愈的文章。18岁,钱先生立志“为文章以有闻于四方”,因读《韩昌黎集》而“模仿所为”。

  23岁,先生入幕江西提法使陶大均行署,先筹办江西司法改良,后做了一名专主文案的师爷,其弟钱基厚回忆说:“时叔兄已治古文有名,膺江西臬使山阴陶大均之聘,为记室,喜读昌黎文,于碑版尤有得。一时赣省碑版,多有出其手者,而人亦推服之云。”明言他写作应酬之文而钻研韩文有得。此后,他长期开设研究韩愈的专题课,宣扬韩愈,并从韩愈学到了精湛的文风。

  事实上,在钱先生存世的数以千万字计的著述宏文当中,内容异常丰富,诸如论辨、序跋、书说、赠序、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古文诸体皆备,都可窥见他学习韩文的成绩;至于谈艺时而涉及对韩文韩诗体例与风格的议论,则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对此,龙珍华先生指出:“钱基博先生以深厚的学术基础,采用传统的国学方法,对韩愈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对韩愈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如钱先生以历史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韩愈,为韩愈立"",用史体着论,表现出鲜明的史观意识者,似不多见。”

  龙先生用“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来形容钱先生的治学方式,他注意到,钱先生将韩文放到文学史中去考察,探本溯流,不仅阐述了韩愈的一生行迹和文学成就,而且论述了韩文的原委及其影响,探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流变。

  在我看来,钱先生的一生为文史研究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耕耘劳动。他本着继承发展的观点,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文艺批评所产生的大量文谈、诗词曲赋话、书论、画论、工艺论等等,皆一一纳入历史评述的范围,昭明师法,穷原竟委。

  在评论历代文论与作品的同时,他又特别注意运用排比综合的方法,作通上下、前后、平行和纵直的研讨,于同中求异,于异中求同,来揭示文学演变的轨迹,使文学史研究达到了较高深度和广度,而自成一家之言,遗着篇幅浩繁,涉及面极广。

  钱先生尝言:“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喜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文字所传达的,固然是他身上具有的一份坚持和操守。而当“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之时,钱先生依然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固守着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学术范式,推陈出新,潜心钻研,并未随波逐流,完全无条件地向所谓的现代学科理念靠拢。

  因此,在他的韩愈研究中,《韩愈志》以史体着论,不同于“五四”以来一般的文学家评传。

       ( 2013年01月13日来源:南方报网—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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