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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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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钱锺书读过的晚清海外游记  

2012-04-24 14:18:42|  分类: 《钱锺书手稿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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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对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游记很有兴趣,1948年写关于朗费罗《人生颂》之早期汉译的英语论文时,就已使用了李凤苞《使德日记》、志刚《初使泰西记》等材料,最后一个注释中引用的是Geographical Miscellanies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里作者缺名的《舟行纪略》一书。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下文简称为《丛钞》)是光绪年间王锡祺所编订的清人域内、边疆及海外地理著作丛书,分初编、补编、再补编,每编十二帙(2005年辽沈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大连图书馆藏未刊的稿本《三补编》),前三编收入文献共一千四百馀种。王锡祺辑录此书,自然功劳很大,但他不注明文献出处,后人考证起来甚难(1930年代初顾颉刚即请吴丰培作子目提要,未果),更大的问题是他喜欢删略那些与“舆地”无关的部分。因此如可找到其辑录的来源文献时,一般便尽量不直接征引此书。《使德日记》、《初使泰西记》便有《丛钞》本,也许正由于以上问题,钱锺书没有标注系出自《丛钞》。《使德日记》有光绪年间元和江氏湖南使院《灵鹣阁丛书》本,《初使泰西记》有光绪三年北京避热窝刻本(《管锥编》改用光绪十四年本的《初使泰西纪要》),都不必用连作者名字都可能弄错的小方壶斋本(志刚书的作者居然被误署为出版者“避热主人”的爱子宜垕)。三十五年后,钱锺书将这篇英文论文改写成中文,即《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下文简称为《二三事》),补入一些《丛钞》里的文献。钱先生没有引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与李凤苞书同刊于《灵鹣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也在同一册),而是改用《丛钞》本的《英轺日记》。

  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十四册用了一百二十页篇幅摘录这套大部头的《丛钞》,从选抄的内容上看,除了边疆风俗记载和名家记游文字之外,钱锺书特别关心那一批海外游记著作。《二三事》一文的注释中曾列举清人写西洋景“轻松打油”的竹枝词,其中说《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十册的张祖翼《伦敦风土记》其实是抽印了《观自得斋丛书》本《伦敦竹枝词》的自注(参看《中文笔记》第四册)。王锡祺这部《丛钞》录文而删诗,《日本杂事》就是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纪事文,《使东杂记》就是何如璋《使东杂咏》的自注,如此买椟还珠,实际减损了原本的文学价值。钱锺书在《二三事》一文的声明中提到当年的英文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由此来看,钱先生也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而非“舆地”之学的角度来读相关文献资料的,他感兴趣的是李凤苞日记提到了歌德,王之春《使俄草》中记录观摩《天鹅湖》,斌椿、张祖翼如何描摹外语单词的读音,以及那些诗文游记里面怎样记述看洋妇、吃冰激凌,《丛钞》本的体例显然不尽符合他的需要。他在论文中注明是引自《丛钞》的,大约都是因为没有找到别本。那本小书没有写成,真是令人感到遗憾,若是惊奇于《二三事》或《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一三”中征引明清人记录西洋饮馔、器物及语言的文献之广博,则不妨再去读读《容安馆札记》中的六十二、九十七、百三十八、三百六十二、五百七十六等条,其相类之文献要比已发表部分多出数倍——也许就包含着那本小书的雏形。

  相对而言,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张荫桓、康有为几人更理应作为晚清海外游记的代表作家。郭嵩焘生前发表的出使日记固然著名,但只记录了他去往欧洲途中的见闻议论。《中文笔记》摘录《丛钞》本的《使西纪程》数条,尽是航海途中的牢骚抱怨语。郭嵩焘性格冲动冒失,多言多错。曾国藩曾说,“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言下之意说此人逞才使气,言语激烈,可以做屈原贾谊这样的文学家,而不是真能担当重任的材料。相反,曾纪泽日记平淡板正,多数仅道及日常行止起居,少有议论,也不记录和别人的谈话内容。起先上海刊刻的《曾侯日记》是未经作者授权的本子,反而保留了些得罪人的议论,内容比他本人修订的手写日记要多。《中文笔记》抄录过《丛钞》本的《使西日记》,又抄录过读《曾惠敏公文集》本的《使西日记》(在第十五册),钱锺书在后者批注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一帙第四册中《出使英法日记》系据原刻本,即文集卷五《巴黎复陈俊臣》所言,较此本为详。《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十册《使西日记》则与此同。”《出使英法日记》没有出现在《中文笔记》中,内容相同的《使西日记》倒是读了两遍,前后笔记不同。《文集》本是后来读的,批注较多。

  钱锺书同乡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追求内容丰富,“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所立体例以顾炎武《日知录》为标榜,钱锺书《二三事》中评价说:“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但他以策士起家,终身著述不离写条陈的影子,如吴汝纶所说,“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中文笔记》将此书也抄录过两遍,一遍见于《丛钞》,另一遍见于第二册的“大本”第九中,后者摘录简略。钱锺书可能没见到《庸盦全集》本的《出使日记续刻》,更不要说南京图书馆所藏的稿本日记,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他肯定不及今人用得充分了。

  对比晚清使臣的各家日记,未收入《丛钞》的张荫桓《三洲日记》内容最为丰富、才学最为可观。屠寄在序中盛称其书有“五益”,为考工、辨物、释地、通俗、征文,可以概括大体。我们看到钱锺书评价最高的也正是此书。《中文笔记》里用的是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刻本(第一册页一三的内容应也属于《三洲日记》部分),钱氏评价说:“輶轩诸记以此最为词条丰蔚,惜行文而未能尽雅,时时有‘鹦哥娇’之恨耳。”钱锺书对于张荫桓孜孜探究埃及古碑文字的记述视而不见,《管锥编》两度征引《三洲日记》,俱是用以引证一度流行的“西学中源”说,那实在算不得什么光彩的言论。

  从《中文笔记》未见钱锺书读康有为任何一书,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对《欧洲十一国游记》(当时只出版了法、意两国游记)的长篇评述。从钱锺书将之与王芝并举来说明旅行家好说谎这件事来看,他肯定不怎么赞同乃父的见解。

  《二三事》一文借用了一次钟叔河整理《走向世界丛书》时发掘出的郭嵩焘未刊稿本日记。后来钟先生的《走向世界》一书请钱氏作序,便有了那句精妙的名言:“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走向世界丛书》至今似乎还要有续编问世,其编排宗旨含有强烈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的意识,难免因此要对于这毕竟算是“睁眼看世界”了的“特权”回护一二(可参看钟先生《信口开河的特权》一文)。可荒唐的是,王之春的《谈瀛录》居然还得抄袭《日本杂事诗广注》,刘学询写《日本考察商务记》是打着幌子为清廷追杀“康梁二逆”,载振的《英轺日记》根本是唐文治代作的,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也可能找了梁启超、杨度等人代笔……

  比起这些有口无心或抄袭雷同的著作而言,有些不那么起眼的人物写的游记,也许从史料价值上来看很一般,却因为有幸身历殊域,兴奋得有闻必录,反倒留下许多虽不可信却别有趣致的文字。钱锺书对此也极有兴趣。

  他心目中假充内行的旅行家,一定有那位袁枚的文孙,比黄遵宪更早作诗号称“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袁祖志。他出国前已是游寓沪上多年的报馆名士,钱锺书在《中文笔记》抄过两遍的《欧游随笔》作者钱德培,乃袁祖志好友,后者深羡友人“地球当作弹丸看,笑煞庸奴恋故乡”的出洋经历。光绪九年终得偿心愿,随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游历西欧。他出洋后发现“英语并不通行”(《二三事》注),回乡倒是写了不少心得和总结,都收入《谈瀛录》中,包括《瀛海采问纪实》、《涉洋管见》、《西俗杂志》、《出洋须知》、《海外吟》、《海上吟》六种,此即小说《围城》第一章方鸿渐在他家老爷子处读到的那部书。《中文笔记》第十四册读《丛钞》笔记中钞录《瀛海采问纪实》、《西俗杂志》和《出洋须知》(第288页误重复排印了286页内容,根据第289页知缺少的是《西俗杂志》的内容)。《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七十六条读袁祖志《谈瀛阁诗稿》八卷,钱锺书说:“翔甫为洋场才子、报馆名士,《青楼梦》之方某、《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之侯某,皆影射其人,所作沿乃祖之格,而滥滑套俗,真所谓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者也。惟多咏风土,足资掌故之采耳。”此下主要摘录并评点《海外吟》两卷的诗句,结合诗人的“中西俗尚相反说”(《涉洋管见》,《中文笔记》第十四册《谈瀛录》部分摘录此文),显现其所谓“中土偶来名士少,西方果觉美人多”的沾沾自喜之态。关于袁祖志指点国人如何吃西餐的“洋餐八咏”,钱锺书言“清人诗中赋西餐,莫详于此”,比照了数种类似文献,都可补充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七之说。

  与袁祖志品格气质很像的有一位广东诗人潘飞声,汪辟疆甲乙光宣诗坛,以“地耗星白日鼠白胜”点他,但判词有“艳说英伦”一语,错把《伦敦竹枝词》的张祖翼的经历搬了过来。潘氏出洋是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中文笔记》读《丛钞》本《西海纪行卷》应是最早的一次,在“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余受德国主聘至柏灵城讲经”一句上注了两个惊叹号。张德彝《五述奇》中提到,潘飞声每月所领三百马克的束脩其实并不敷用,但他居然在游记、诗集和他的《海山词》里不断展现自己的风流形象。他作《柏林竹枝词》二十四首,描绘女子溜冰、少妇新婚,及至酒店女郎和妓女,甚至连描写教堂祷告,都要羡称“博得玉人齐礼拜,欧洲艳福是耶稣”(其五)。《中文笔记》第一册有钱锺书读单行本《西海纪行卷》和《天外归槎录》,比《丛钞》本多出些诗词来,有些内容又抄入《容安馆札记》第六十二条末尾。对于潘飞声文辞间表现自己受洋妇爱慕的得意之情,钱锺书讥为“措大梦想”,且批评道:“兰史致力词章,居欧教授三载,著作中无只字及其文学,足以自封,可笑可叹。”

  “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背景模糊,经历离奇,主人公自叙是自云南腾冲地区,途经缅甸,由海上至欧洲旅行的,时在同治十年十月,次年正月即返。《中文笔记》第一册第三七四页以下记此书,在“华阳王芝子石撰,不知何人”旁注云:“吴虞《秋水集》‘怀人绝句十二首’之九云:‘四海敖游倦眼空,相逢容吐气如虹。笑将千万家财散,名士终推庾子嵩’,自注:‘华阳王子石丈芝。’”这已见于《容安馆札记》卷一第百二十三条。我由此线索又去查了《吴虞日记》,其中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十六日提及“王子石遗诗”,可知王芝此时已去世。这算是关于作者身世目前找到仅有的一点材料。钱锺书对于书前“石城王含”对作者的吹嘘很不以为然,他评价说,其“文尚有矜气,而词意纠沓,尚未入门,何至倾倒如此……疑是芝一人捣鬼耳”。其后又提出种种疑惑,首先王芝开篇即说什么“子石子有渔瀛之行,辞定冲军,定冲军送之,安赕军亦自南甸来逆会于大砦”,如此“气象万千”,钱锺书又问:“渠在军中何事,何以缅甸王迎以上宾之礼?何以抵英未至中国使馆,居十馀日即返?皆闷葫芦也。按其年才十八岁,而自称子石子,粧模作态,大言高论,甚可笑。”下文列举了许多可笑的言论诗词,例如记英吉利语,“漱慈(shoes)履也,叟(shoe)亦履也”、“伊铁乃时(eat rice)吃饭也”,“法郎西所造玻璃尤佳,都城名玻璃斯(Paris),故子石子书法都,不从地名作巴黎斯”,《赠洋鬼子及诸眷》诗云“大海西头是鬼方,幢幢鬼影日披猖。窥人鹭眼兰花碧,映日蜷毛茜草黄。文字尝烦韩子送,圊牏一怒阮生狂。两峰图里添新趣,绝倒阎浮子母王”,等等。

  几年前我读《海客日谭》也产生过如钱先生所记同样之疑问,当时曾查考当年云南地方历史,发现与王芝此行前后时间吻合的,是当地少数民族起义军领袖杜文秀义子刘道衡使英商图联英抗清一事。刘一行八人,于1871年年底进入缅甸,在仰光由英人安排,由海路去往伦敦,在那里未受英人重视,“归顺”不成,于是又由英人护送返回。至仰光,闻大理失陷,刘道衡遂留居缅甸。因此,我猜想王芝真实身份是刘道衡的随行人员,他可能只是承担文书工作的一个小文人而已,他懂一点英语和缅甸话,在整个行程中并无重要作用。自然可想见的是,假如要将这次行旅见闻公之于众,必须要隐去其真实身份才不致招来祸端,于是点缀几个人名,再随处对天朝盛德歌颂几声,便蒙混过去了。然而缺乏证据,这终究只是猜测。

  最擅长凭空捏造的,是收入《丛钞》初编第十二帙作者佚名的《三洲游记》,有中非关系史专家,以此书为据,认为是中国人进入非洲腹地旅行的最早记录。我曾查出该书作者是《申报》馆的文人邹弢,他和编写《文章游戏》的缪莲仙一样,发愿要“遍历异域”而未成。于是把英国人的非洲游记翻译成中文(藉由他人口述),添枝加叶地将主人公改成中国人物,竟从广东出发,经历南洋而至于非洲之坦桑尼亚、乌干达地区,处处作诗留念。这部“小说”最初刊于《益闻录》,王锡祺没有注意正文连载前一期的《小引》说明,直接删去诗词录入《丛钞》。钱锺书果然慧眼如炬,读《丛钞》时,批注说:“此实历险小说,而托为游历日记者。故作者自叙含糊其家世身份……作者自言不解西语,而非洲领事需华文案,更离奇矣。”全凭常理推导即可断其真伪,令那些捧着此材料当成信史的专家学者情何以堪。

  同文馆第一届毕业生张德彝,是晚清时期出洋次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位,早期作为译员随同斌椿、志刚、崇厚、郭嵩焘出使,之后又担任过洪钧的秘书以及罗丰禄、那桐两人的参赞,直到1902年出任驻英公使,四十年间亲身见证了晚清外交史的各个阶段。每次出洋都著有一部以“述奇”为名的详细日记。钱锺书对于张德彝付诸刊印的三部日记都非常熟悉。《中文笔记》除了摘录《丛钞》本《航海述奇》和从《四述奇》拆散了的几种随使日记外,还将单行本的《四述奇》与《八述奇》抄了两遍(等于抄录了三遍《四述奇》,即随使郭嵩焘使英、随使崇厚使俄的日记)。钱锺书晚年可能不知道早在198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整理公布了誊清稿中缺少的《七述奇》手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1980年钟叔河在北京柏林寺找到的其他七部日记的家藏本誊清稿(1997年影印出版),似乎也没有借给他翻读。《容安馆札记》第八十二条(页一四二),提及那位帮助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翻译汉诗,被很多比较文学家所敬重的丁敦龄(Tin-Tun-Ling),说他在La petite Pantoufle(有人不知原书附汉文题作《偷小鞋》,硬是译作“小破鞋”)一书的自序中杜撰捏造说:“Khoung-Fou-Tseu a dit: Pou-Toun-Kiao-Toun-Li. ——Les religions sont diverses, la raison est une...(孔夫子有言:不同教同理)”钱锺书讥为“已开今日留学生在欧美演讲中国文化法门”。旁有小注:“丁敦龄,山西人,品行卑污,冒称举人,见张德彝《再述奇》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日。”这一条日记还补入了《谈艺录》(页三七二)。《再述奇》于1981年收入《走向世界丛书》,钱锺书可能读的是整理本。

  《中文笔记》读《丛钞》本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数人,面目类罗汉”,“内一僧能华语,自言系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国,遍游……诸名山,不见有佛……”钱锺书批注:“《聊斋》卷三‘西僧’。梁退厂《浪迹续谈》卷七‘求佛’条自《一斑录》转引此则”,并补记多出的文字。我们都该记住《聊斋》里的那段话:“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世上曾有多少位小说《围城》的主人公,鸿渐于陆,继续行使“凭空编造的特权”,于此间当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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