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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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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钱锺书手稿中的年代信息  

2012-11-20 10:30:06|  分类: 《钱锺书手稿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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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问世,我们开始可以亲睹钱锺书积累学问的方法。那些从前传说得神乎其神的典故,关于他如何过目不忘,变得没有意思,而我们却更佩服这位“锺爱书籍”的学者了:原来他不全赖超人的记忆禀赋,而得益于一生勤奋不辍的抄书习惯。但《容安馆札记》涉及文献的范围和《管锥编》等著作大不相同,这是第二轮的筛选,还有更广泛的读书笔记。二十册的《中文笔记》影印本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中文笔记》第一册影印的“残页”,体式风格多类似于《容安馆札记》,只是没有编号。范旭仑说是“《容安馆札记》第一则之前的日札”,有一定的道理。时间上看,确实有不少早于《札记》第一则的,比如“丁传靖《闇公诗存》”谈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陆次云《澄江集》”,引《木兰辨》谓必无隋炀帝欲以为妃之事,“兰虽女子,从事疆场,能使同伍不可识测,其非娥眉螓首之姿可知,何足供其妙选哉”,钱锺书按语道:

  妙论,遂使吾心目中木兰,如解放女同志。

  还有“胡思敬《驴背集》”一则,藉古论今,提及内战胜败之结局,都说明钱锺书当时对于红色政权还不太熟悉,应该都是他北上之前所记。但是也有时间较晚的内容,比如“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一则中,读《所学录》卷七《跋黄氏日抄读韩文》所论:

  韩公之诗。慎修、鲁岩之说,一若身经坦白自我检讨之世者,可怪也。

  这应该是1958年“反右”之后的语言。此外,这些读书笔记原本另有题名,比如“且住楼日乘”,当是在上海寓居时所作;还有“偏远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则不知其详;还有一部分题作“秽乘”的,而且不止一册。现在在残片部分中偶尔可以找到点儿痕迹而已。

  “残页”之外,则属于纯粹的抄书笔记(且多有重读重抄者,包括少量内容出现重复的),鲜见评议,也无后来的补记,往往整页只是所读文本之摘引,偶尔页边增加三两注释。还没出版的《外文笔记》,据说篇幅至少是《中文笔记》的两倍,情形大概与此相同。常见有“钱迷”抱怨《手稿集》字迹难以辨读,如同天书,这多还是针对《容安馆札记》所发,其实相比之下,“札记”部分由于书写过程中要评议叙说,笔速略缓,并不难识,无非涂抹和行间小注影响注意力而已。照本抄录的大段“笔记”,疾书速录,才真不好分辨,但这个书法的难度不影响我们了解内容,按图索骥对照所抄之原书便有分晓。多对照几次,了解了钱锺书的字迹,再翻看《容安馆札记》,就非常轻松了。

   这些整本的抄书笔记,有“大本”、“硬皮本”与“小本”之别,各以序号排定。偶见几处可助我们判定时间。比如第一册“大本(一)”,结尾有1937年元旦以后的日记。第二册“大本(三)”,有193912月下旬的几篇日记;“大本(五)”有题为“居湘一年矣感此”的诗稿,则在194012月初;“大本(八)”的诗稿“除夕”,即《槐聚诗存》的“庚辰除夕”,当在1941年初。

  又比如第四册“大本(二十四)”中有“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的笔记,这是1946年所作文章《小说识小续》关于《儒林外史》部分提到的“已见有人拈出者,则不复也”的内容,笔记正文结尾说“天目山樵不知何人”,页眉补记才提到“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则张文虎耳”,可知做这本笔记时,钱锺书还没读过《霞外捃屑》(《中文笔记》第一册第217页,读《西游补》一则页眉补记;《容安馆札记》第三十六则,至第百七则修正《小说识小续》关于《儒林外史》部分,删去了其中与《霞外捃屑》卷九所见重复的部分)。《小说识小续》又说:

  董若雨《西游补》后识语有所谓《续西游记》者,未之见也。去年秋,周君煦良得之于扬州冷摊,遂获寓目,果有灵虚子、比邱僧等角色……

  则知钱锺书读《续西游记》时间在1945年秋,《中文笔记》第二册“大本(十)”,有此笔记,其中对内容大意记述较详,必然是第一遍的阅读,于是关于这本笔记的年代也可以大概确定下来了。

  时间特别靠后的,比如第十册的“硬皮本(十四附)”,有抄读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的笔记,此书出版于1992年;又有读《全宋诗》的笔记,自第一卷读至第二六二卷,止于该书第五册。按前五册正式出版,是19917月事。傅璇琮《记钱锺书先生的几封书信》(1997)一文说,书出版后不久,便收到自称“老病废学”的钱锺书来信,指出其中前两册中存在的问题。

  除了最早的和最晚的之外,还有书籍的出版信息,也是明确的坐标参考。比如第七册“硬皮本(六)”有1962年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二册(有研究者著文猜测此书钱氏可能未曾寓目);第八册“硬皮本(十)”有1962年出版的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第十一册的“硬皮本(十六)”和“(十七)”,出现过读《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和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的笔记,两套书都出版于1985年;同册“硬皮本(十八)”,又有1987年出版的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而第十六册“硬皮本(三十三上)”,中间至《柳河东集》处突然书法凌乱,后面《宋书》笔记间加了一页凡尔纳《神秘岛》英译本摘录。第十七册“硬皮本(三十三下)”,杨绛识语作:“此册当是7475年笔记。"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这本笔记的编号太靠后了,想必《中文笔记》的排序于时间先后上还是有些问题的。第十九册,“小本七”,封面印有“1979”字样,至第二十册的“小本(十一)”,出现“全国政协委员”字样的封面,查钱锺书自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以来屡次当选,这是影印的最后一本,其中有读王皓叟《后村千家诗校注》的笔记(续),这是1986年出版的书。

   《容安馆札记》既然本身就有编号,各篇先后的次序就不会颠倒,以其正文部分的内容(旁注当然可能是多年之后又补加的),来推敲其大体的时间坐标,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这部分札记以《宋百家诗存》始,以《湘绮楼日记》终,编号至于八百二则,很多人可能和《听杨绛谈往事》的作者一样,由此便认为有八百零二则,这是不对的。因为八十则、百十五则、百三十四则均两见,百四十七则又分成abc三则;编号缺少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五百四十六至五百五十四,凡十三则。所以如果不把被抹去的那几则排除在外的话,《札记》共计七百九十四则。

  “容安馆”或“容安室”之名,是1952年钱家因院系调整,住进中关园一处平房后才有的。但是《札记》的第一部分(至五五则),仅标为“日札”而已,第二部分(至一二一则)、第三部分(至二四则)、第四部分(至二四三则)、第五部分(至三一九则),皆题作“槐聚日札”,不同者在于第五部分多了一个署名“容安馆中寓公”,此后部分方题“容安馆日札”或“容安馆札记”(最后两部分又改作“容安室札记”),有时署“槐聚居士”。最早出现这一斋号的地方,见于第一一四则,是《容安室休沐杂咏》的诗稿。

  最容易先确定下来的具体时间,一是第七六一则云:“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侵之也。”这是1966年岁初的事情。一是第六三四则,为《槐聚诗存》之《赴鄂道中》的前四首(无第五首),自注云“余选注宋人诗甫卒业”,且这次出行是为了去湖北探父病(《我们仨》第134页),便可以断定是1957年。《札记》中好几则都是钱锺书的诗稿,从修改涂抹的痕迹来看,这应该是原稿而非后来的誊抄件,并非这不意味着,全可依据《槐聚诗存》的系年数据来给出诗稿的写作时间,比如《容安室休沐杂咏》,《诗存》定于1954年,但《手稿集》中一部分在第一一四则,一部分在第三三六则(另题为《容安馆春暮即事》),而在这两部分之间,出现了《诗存》定于194919501953年的几首诗稿。范旭仑在《万象》发表的《容安馆品藻录》和在《上海书评》发表的《钱缝里》,就多次言及《札记》某则某则作于何年,并以《槐聚诗存》编年为不可信。但是,把他所指出的时间放在一起看也似乎有点问题。比如他曾说,第四百三十则论邵雍《伊川击壤集》二十卷,作于1956年以后(《钱缝里》,“远害要慎出入”);但又言第五百四十三则寄叔子诗作于195511月(《品藻录·冒景璠》;《槐聚诗存》则置于1966年)。

  札记所涉及的图书之初版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第一六则,是有关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的议论,查此书初版于19493月上海开明书店。这就基本可以确定《容安馆札记》大概的起始时间了。

  关于《札记》的截止时间,可以依据第八百一则,此则题作“跋《个山遗集》”,其中说:

  吾友张君公逸遵骝,与吾同患气疾,相怜甚而相见不数数,然见必剧谈……一日问余曰:"明末有奇女子刘淑,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刘名挂君乡孙静庵《明遗民录》中,其书君先人尝序之。"因出示此集,盖虽六十年间一再印行,而若存若亡,去湮没无几尔。

  张遵骝(1916-1992)是社科院同仁,其夫人王宪钿在《遵骝钞稿集·后记》说他“自幼患哮喘疾,中年弥剧,常年为疾病缠身”。范旭仑以为此则作于1973年(《钱缝里》,“张遵骝”),其引文却隐去了“六十年间”这句。按刘淑(或作刘淑英,其后人王仁照、王泗原皆主张写作“刘淑”)乃明末起兵抗清的女杰,《个山遗集》因文词多有“羌胡”字样而犯禁,有清一代未曾刊刻,直至民国三年(1914)始由王仁照印行(初题作《个山集》。见王泗原《刘淑》,刊于《国闻周报》,19361334期)。若“六十年”为确切的数目,则范旭仑所言1973年,抑或说1974年,可能差不多都不算错。因此《容安馆札记》的正文部分,撰写于19491974年之间,旁注补记当然可以是更晚些时候添上去的。比如《容安馆品藻录》曾提及对袁水拍的议论,便是“文革”之后的口气。

   正如上文所说,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以及《中文笔记》第一册中的“残页”札记,兼顾议论,于所读书籍之文句多有发挥,这应该就是为自己的研究或者说著述所做的准备。因此,我们从中观察到钱锺书学术兴趣的前后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忙于通览各种宋诗总集与别集,这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即从事的“补订”《宋诗纪事》这一计划。五十年代初他还特别关注西洋文明在文学中的反映,比如明清诗文笔记中的眼镜、西洋妇等等,令我们想起钱锺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声明中提到1948年的英文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

  第七五、七一九则和第七二九则,都是由参与社科院文学所同仁集体编撰《文学史》和《唐诗选》所引起的。第七二九则大约写在1962年,钱锺书因受命选注唐诗人数家,而开始重温《全唐文》,以后又有七则札记,都是读《全唐文》的心得。拿其中的引文和《中文笔记》三处抄录《全唐文》的地方对照,几乎全无重复。大概就是在此前后,《札记》几乎每则都格外长,除了有些标明“杂书”或“Jottings”之外,其他各则趋向于精深的要籍和地位特殊的经典。我翻阅晚期的《札记》,有一个印象,感觉钱锺书开始由身边的“学马列”风气而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继而反过来研究《老子》。这始于第七五一则,至第七五五开篇,更明确说:“阅《黑格尔著作选》,因温《道德经》一过。适见坊间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遂偶披寻。”(朱书初版于1954年,1962年版略有补订,钱此时读到的应该是后者。)大概就是此时,他动念著作《管锥编》,这与《谈艺录》写法不同,由恣肆随意的读书转而集中于专论几部宋前之要籍。上文提及1966年岁初那则札记,钱锺书因病而觅《楚辞》自遣。后又于第七八一则再作《楚辞》的札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太平广记》此前有专门的札记(按,钱锺书很早就有读严可均辑《全文》的心得,1937年之前的“大本(一)”笔记里提到自己撰写了“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读”)。《列子》张湛注是《老子》札记后自然选择的一个对象。《楚辞》的札记之后,又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延续多则,篇幅颇长,这九种,加上早先读过的《焦氏易林》(第六九五则)组成《管锥编》的十部书,相互之间,皆有关联,张文江先生对此论说甚详,可以参考。

  1975年前后《管锥编》初稿完成,19781月《管锥编》序之“又记”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1987年钱锺书致信厦大教授郑朝宗,又说:

  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外一编。

  《全唐文》的准备,在《札记》中已如前述。杜诗则见于第七八九、七九两则。其他似乎都只是见于《中文笔记》的摘录而已。“等十种”者,有三种未曾提及。《简斋》已经是宋人著作了,所以这三种也不太好判断。有意思的是,《札记》最末几则里,有三则分别谈《三国演义》、批本《石头记》和《西游记》。可最遗憾的是《西游记》那则似乎欲言又止,题目之下仅有后来的补记而已。

   我们翻阅钱锺书五十多年间的读书笔记和研究札记,看到的是一直勤于读书抄书的智者之形象,不管读书的环境是在牛津、上海、北京,还是昆明、蓝田、罗山。初至蓝田时他日记中每天出现的“读书如恒”四字令我们敬仰。《围城》中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的大脑,是学问的坟墓。”将学问从坟墓中招魂,才能注入新生命,如钱锺书所说,你得把图书馆放进自己的书里,才能保证自己的书进得了图书馆。现在图书馆中《手稿集》已经上架,等着我们再去把它唤醒。

                        2012年11月1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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