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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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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杉:读新刊钱锺书纪念集  

2011-04-17 19:18:53|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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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杉:读新刊钱锺书纪念集 - 钱锺书先生生平与学术研究 - 钱锺书先生生平与学术研究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丁伟志主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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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萨特《存在与虚无》英译本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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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日耳曼研究》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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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德文版《康德全集》第8卷的借书卡显示,钱锺书两次借阅此书,之间整整隔了20年。

    高山杉 学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研佛学、西方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论文散见《世界哲学》、《读书》、《文汇报·学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译著有卡里瑟斯《佛陀小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出版已经有半年时间了,但却很少见到有分量的书评。也许是《纪念文集》本身就不够分量,也许是书评作者们怕粘上“不三不四”、“苍蝇逐臭”之名,于是仿佛心照不宣似地采取了一致的回避行动。《纪念文集》内分四辑,如果算上主编丁伟志所作“编者的话”《向钱锺书先生学习》(题目让人想起《向雷锋同志学习》),共收进钱锺书的亲友、同事和研究者撰写的纪念文章与研究论文四十四篇。据刘跃进所写“编后记”介绍,除周振甫先生《〈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周老的出版建议“至少在英国和日本,会引起重视”,说的真是干脆利落)之外,这些文章皆属首次发表。

    据说《纪念文集》编委会最初一共收到稿件五十余篇,那么落选文章大概在十篇左右。《纪念文集》出版后,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某某的文章因为提到了涉嫌敏感词的谁谁所以遭到删改,也有说某某的文章由于同样原因而遭弃用的。但细读文集中的各篇文字,觉得可能又不尽然。比如挨了钱锺书兜头一棍的那个“沙子男”(参看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不但在《纪念文集》的一篇文章(陈骏涛《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第230-236页)中有登场,作者还费了半天劲儿向读者介绍他是谁(第233-234页)。要照“删改弃用说”的逻辑,似乎就不该糅进这个“沙子”。

    虽说对于入选的文章,凡是“发挥引申处,编者作了必要的删节”(刘跃进“编后记”),但这个删节的工作做得实在不够彻底。比如社科院外文所柳鸣九的那篇《钱锺书先生的精神遗产》(第21-25页),说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也许只有钱学森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第23页)。这难道不属于“没边的发挥”吗?文学所的袁良骏大概深怕别人觉得钱锺书不够爱国、不够恨日本人,在《钱锺书简论》(第26-39页)里替钱“发皇心曲”,说钱的短篇小说《纪念》“正不妨看作对伟大抗日战争的纪念”(第34页),而《围城》中奔赴三闾大学、遭遇王美玉的一段则是在描写“抗日爱国的羊肠小道”(第37页)。这算不算是“过度的引申”呢?入选文章虽说“论题自应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有关”,可是陈福康的《钱锺书先生论〈心史〉非伪托释证》(第391-411页)除了标题(而非论题)之外和纪念钱锺书有多少关系呢?许渊冲的《忆锺书师》(第128-138页),如同他以前写的纪念文章,也许应该改叫《忆锺书师夸我翻译有多棒》。

    二

    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是钱家亲友和同事写的纪念文章。这些人虽然未必谈得上是钱锺书的知音,但是他们亲眼见过、亲身接触过钱锺书,所述所感总要比其他人来得可靠亲切。钱锺书堂妹钱锺华写的《我心目中的钱锺书》(第255-257页),朴实无华,尤其是点出“钱锺书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可学习的人,并不是一方‘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可以和丁伟志说的“他的学业也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并读。但她在文章中提到“在抗战胜利前夕,大约是钱锺书写小说《围城》和开始准备《管锥编》资料的时候”,这里的《管锥编》应是《谈艺录》之误。

    古典梵语文学专家黄宝生的《温暖的回忆》(第154-160页),写得文如其人,温厚而实在。但让我稍感奇怪的是,钱、杨两位似乎从未对黄先生说起梵文学者林藜光(1902-1945),那可是他们游学法国时交往最多、最看得起的一位朋友啊(参看杨绛《我们仨》,以及王启龙写的稍嫌粗糙的《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黄宝生在文中还提到:

    那时,我的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浑浊的症状。杨先生十分关心我,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她说起她和钱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后来视网膜脱落,手术没有成功,双目失明,很可惜。后来,我在1981年读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我猜想杨先生当时所说的这位朋友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第156页)

    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某种误会。对钱锺书和杨绛来说,陈寅恪属于老师辈,很难算是他们“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和钱、杨有交往的人中,能够算是“很有学问”,而且曾患视网膜脱落的,我只知道原北京石油学院教授、杰出的科学史学者戈革(1922-2007)。不过戈革只和钱、杨保持书信往来,从未正式登门求见过(参看戈革《渣轩小辑》里的几篇文章),所以也未必就是他。

    同黄宝生一样,董衡巽(《海明威传》的作者)也属于当年钱锺书在文学所的“小同事”,他在《钱锺书先生谈美国文学》(第143-145页)提到:

    二次大战之后,英美两国都出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在美国,是以凯如阿克、金斯堡为首的“垮掉的一代”,英国是“愤怒的青年”(今称“愤青”)。当时钱、杨两位先生和我都读。他们俩常常是杨先生先读,有好看的推荐给钱先生看,所以杨先生说她是钱先生的taster,即先尝尝,有好的请钱先生尝尝。(第145页)

    董先生对“taster”的理解,似未完全到位。杨绛所说“taster”,大概是指“试食侍从”。以前欧洲的王公贵族怕人在饭里下毒,于是就派一个人替他事先尝一下,如果饭里有毒,活该此人倒霉,假若没毒的话,主公就可以进餐了。英文里就管这种人叫“试食侍从”(taster)。杨绛说自己给钱锺书做英美现代小说的“试食侍从”,是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

    三

    我个人更喜欢薛鸿时(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由他汉译的杨宪益英文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第178-181页),虽说部分内容和他以前写的《回忆钱锺书先生一家》有所重复(作为好奇心强烈的读者,我们其实更期待薛先生刊布“钱先生给我的二百多封亲笔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钱锺书由于需要在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前检核西文书的引文,曾请薛先生帮他借还外文书。薛先生在他的纪念文章中提供了一些钱锺书读书的具体事例,我想这是真正爱读书的人更愿意知道的。比如下面这段:

    图书馆中有许多书,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常常是,我替他借得一本他早年读过的书,他就会“重睹旧物,如温昨梦”。记得有一次我为他借得维特根斯坦的一本书,他认得正是奥地利大使馆旧赠文学所的那本,他在信中告诉我,这本书“如昭君之在汉宫……后归贵所(外文所——薛鸿时注),仍索处幕帐中锢闭,未能得单于盼睐,遭遇远不及明妃矣。呵呵”。(第181页)

    外文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后,原文学所的外文藏书也被划归其所有,而外文所书库如今又被合并进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可惜德文(附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书库目前还在装修,无法找出那本维特根斯坦的书。

    如果大家觉得薛先生所讲还不够过瘾的话,那么我现在就把钱锺书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借书时填写的一些借书卡介绍一下,“好读书”的朋友可以拿它们“以自验所学之深浅”。先举两个“他常是第一个读者”(薛鸿时《回忆钱锺书先生一家》中语)的例子。根据意大利文原版克罗奇(Benedetto Croce)《诗学》(La poesia)后面的借书卡,钱锺书是第一个借读这本书的人,他在1961年1月21日退还此书。图一是钱锺书借读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与虚无》英译本(Being and Nothingness)时所填借书卡。这本书是钱锺书第一个借阅的,可惜没有填写借书和还书的日期。

    再举几个“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的例子。图二是钱锺书借阅《日耳曼研究》(German Studies)时所填借书卡,他在1958年5月21日曾退还此书。再随便举一些例子,卢卡斯(F.L.Lucas)的《维多利亚时代十诗人》(Ten Victorian Poets),罗斯(William Rose)编的《近代德国抒情诗》(A Book of Modern German Lyric Verse),赖特(William Righter)所著《逻辑与批评》(Logic and Criticism),格林(F.C.Green)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著名的《闵希豪生男爵奇遇记》的英译本(The Travels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hausen),都是只有钱锺书一人借阅过。涉猎过《谈艺录》(补订本)的人都知道,钱锺书曾从罗斯编的《近代德国抒情诗》引用过德国诗人闵希豪生男爵(Borries Freiherr von Munchhausen,1874-1945;同《奇遇记》的男爵是不同时代的人)的一首诗作。

    最后举两个“重睹旧物,如温昨梦”的例子。钱锺书曾借阅德文版《康德全集》(Immanuel Kants Werke)第8卷,根据借书卡上的“还书日期”表(图三),他在1957年7月5日退还此书,1977年8月23日又借出一次,1978年4月18日退还(使用了大约8个月),与他初次借这本书整整隔了20年的时间。他还在1962年5月19日退还过黑格尔的《美学》(Aesthetik),后来又借出一次,但只留下签名而没有填写借书和还书日期。钱锺书重借康德、黑格尔时,定有一番“重睹旧物,如温昨梦”的感慨。

    四

    丁伟志、钱锺华和薛鸿时等人都谈到“学习钱锺书”这个问题。可关键是“学习”钱锺书的什么呢?有人学钱锺书的“不识抬举”,“敬领导而远之”,坚决不参加“二中全会”(钱锺书工作的中国社科院一般周二上午坐班,某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周二中午专拿科研经费“公款吃喝”,被院外人士嘲笑[或内部自嘲]为召开“二中全会”),这除了对自己不利外,对他人是无害的。也有人专喜模仿钱的口吻一口一句“可入《群盲评古图》”、“矮子观场”、“不三不四之人”,没有选择不分好歹地骂倒一切。照这个“骂习”,《纪念文集》的编者和所有作者,乃至于百岁老人杨绛,是不是同属于“群盲”或者“矮子”,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不三不四”呢?

    钱锺书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其中埋藏着催生各种倾向的种子,有些甚至是不值得模仿的。比如黄宝生先生就说钱锺书的《旧文四篇》曾经是他写论文的“范本”(第158页),这个我就感到完全无法理解了,因为钱的这四篇文章可以是任何东西,但绝对不是论文。相比之下,还是钱锺书“横扫清华图书馆”、“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看书常做些笔记”的一面,能够成为各路人马的共识。学习钱锺书,说到底大概还是首先得从学习他“好读书”而且“善于读书”的这一面开始吧。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4-17
作者:
高山杉  学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研佛学、西方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论文散见《世界哲学》、《读书》、《文汇报·学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译著有卡里瑟斯《佛陀小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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