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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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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扬:《钱锺书手稿集》出版的背后故事  

2011-11-28 12:41:31|  分类: 《钱锺书手稿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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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务印书馆的杨德炎同志有胆有识,为钱锺书立项出版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数量巨大。”在《中文笔记》座谈会上,杨绛先生通过录音表达了对出版者的真挚谢意。

杨先生称赞商务印书馆“有胆有识”,此言不虚。手稿集的确是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书”,但是2000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决定斥资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公之于众。这笔钱对于出版社来讲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而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更是难以计算,但是这对学术的发展,却是功德无量的。“杨先生牢牢记住了杨德炎的名字,每次都要提的。”陈洁说。

然而,促成手稿集出版的杨德炎先生却遗憾地因病于去年去世,没能看到全部手稿问世。但是他心底对手稿集“责无旁贷”的信念早已传递给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

2003年《容安馆札记》出版后,《中文笔记》开始了扫描工作,编辑回忆说:“那时候扫描很费劲,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因为手稿很珍贵,技术部买了好几台高精的扫描仪,专门弄了间房间,聘请两个专人扫描手稿。光扫描就用了一两年,扫完还要一一调版,工程量很大。”

2008年年初,陈洁正式开始了编辑工作,但是很快她便发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最初的想象”。

“有些笔记本掉页儿了,卷边儿了,磨损了,字迹残缺不全,而有些原本完好,排版时一不小心,校样上就缺了角、切了边,得重新调版或扫描。有些批注横跨左右两页,如果排成正反两页,文字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必须保证每一页都在原来的位置才行。为了避免遗漏,我们得静下心来一页页地核对。”陈洁对记者说。

除了扫描排版,接下来她遇到更大的困难:编目。洋洋洒洒1.5万页中文笔记,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完善的目录,对读者来说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钩沉出3000余种书目后,查考大量书目文献,加上规范的书目信息,再根据笔记正文确认版本信息,随后反复核对页码。”

83本中文笔记里,其中有49本都有钱先生自己编的目录,甚至内容里添了一段什么,目录里也要插进去一个“参见第××册”,而且目录有序号,如果发现哪里错了他把序号也改了,钱先生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

为《中文笔记》编订分册目录的李小龙说:“刚开始,觉得照着钱先生的目录一一对号就行了,但是一接触,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情况,所以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凡例。虽然钱先生自己也做了目录,但是出书的话,直接用钱先生的目录并不方便。他一般只写一个书名,可他看的书太多了,很多书书名一样,作者不同,而且钱先生没有标明卷数,所以还是需要重新做。”

“钱先生的中文笔记数量庞大,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但是里头信息又很多,它和《管锥编》还不一样,《管锥编》不但有目录,甚至每节还拟有细目,再加上后来又有学者做了《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索引,所以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中文笔记》的数量比起《管锥编》,是百倍以上,里面资料多、他读的生僻的书又很多,读者拿到这套书,可能会不知从何入手,因为到处都是有用的资料。所以做目录的用意,就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李小龙说。

编写目录,时常要不断地揣摩钱先生的思路。“他看的清人别集很多,有很多人的别集有几十种,他只列了别集的名字,基本都不写卷数,我就要考虑他到底看了哪一种,因为像钱谦益、厉鹗、王士禛等人,别集数量特别多,有全集,有选集,甚至还有后人补辑的集子,我们商量一定要把卷数注出来,这对我们可能很难,但是对于读者和学术界来说可能很有用,否则大家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个版本。”

钱先生很重视版本,但是在笔记里他没有著录版本,因为毕竟是笔记,不像写专著时必须标明卷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钱先生会在正文里提及卷数,比如他只提到了‘卷二十’,但是有二十卷本、也有三十卷本,就无法确定。所以我后来很多工作是查原书,看他写了卷二十的哪一个篇目,我在原书里去找有没有这个篇目,如果有就证明很可能是这个版本的,如果没有就可能是另一个版本,这个工作费了不少时间。”李小龙说。

好在《续修四库全书》收了大量清人别集,帮他解决了不少疑问,因为钱先生读的很多书在这里都能找到。但是仍有一些实在攻克不了的难关,在编第一遍目录时,存疑的就有二十多种书,“还有的在他列的目录里面,以为是一本书,结果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到这本书,后来才知道是某本书里的一篇,或者一句话。”李小龙说。

经过反复的核实、查找,这些存疑最后都基本解决了。“不过这只是我们认为解决了,而这个卷数只是个参考,到底是不是钱先生当时看的版本仍很难说,但是起码给读者提供一个查考的途径,一个参考的范围。”陈洁说。

为了目录体例的统一,费尽周折

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但是对于编辑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如果说钱先生的笔记是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名山,那么编目工作就是勾勒藏宝图的路径。

钱先生的笔记有时候让人一目了然,有时候又极难破解。特别是钱先生看了许多又生、又专的书,更增加了难度,好像是天性淘气的钱先生故意留给后来人的谜语,需要后来人动足了脑筋才能逐一破解。编辑田媛承担了大量梳理细目的工作,她的专业是研究唐以前的文学,负责编目的学者李小龙则是研究宋元明清的,回忆起动用十八般武艺来破解这些疑难问题,他们至今仍记得那“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困以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在田媛看来,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

但是对于编辑他的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因为钱先生的目录里把丛书当成一种,所以我们就把丛书当成一种,但实际上做编目的时候,花了大量时间做细目。像《说郛》,一开始细目做出来了,后来我们又删了,因为它收了好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小说,很多书已经遗失了,只在《说郛》里保留了几则,古代目录把它当类书而不当丛书,考虑到细目的意义不大,所以细目做出来后又删了。但是有些丛书就有意义,比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各收了20多种诗话,《词话丛编》收了80多种词话,这是整本收进去的。如果我们看钱先生的目录只看到他看了《词话丛编》,却不知道他看了其中哪些具体作品,就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个细目还是有用的。”李小龙说。

除了丛书,像《全唐诗》这样的总集里涉及各个诗人,钱先生在笔记里,每一个诗人都是另行起的,用一个红笔框起来,因此田媛根据这些标志,把所有诗人都理了出来,想看看钱先生记了哪些诗人的诗,包括《宋文鉴》、《明诗综》、《元曲选》、《明文海》等等,这些细目都被她一一整理出来,而且笔记上是在同一页的,目录里就列在一行,如果换页了就换一行。之所以一点点把这些都“抠”出来,是因为他们最初想把细目都标出页码来。

对于专业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田媛来说,总集里的人名大概总是知道的,有的虽说生僻些,查找之后也终究难不倒她,但是有一套很偏的书着实把她难住了。

“清代有一套丛书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套书本身有1000多种,卷帙浩繁,全部是地理方面的丛书。我记得刚开始看到笔记里的这套书就有名字不认识,《藏鑪述异记》,很生僻,五个字基本一个都没认出来,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提起当时被难住的情景,田媛至今有些哭笑不得,后来她专门找到一位练书法的人帮忙辨认,“他全认出来了,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眼就认出来的。”

动用了各种资源,田媛终于将这套地理丛钞细目理了出来。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最后成书的时候,她辛苦做成的目录全部被删掉了。陈洁谈到此事时心头仍会浮起一丝歉意:“目录删完之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给田媛看,因为她花了好大的功夫做的,全都没有了,肯定很难受。但是没办法,编辑工作有时就是这样。”

而割舍的原因,正是为了忠实于钱先生的手稿、忠实于手稿本身的目录体系。“因为钱先生的目录里没有细目,我们考虑了很久,觉得把总集的细目写进去,反会干扰大家对钱先生目录体系的理解,所以只好割舍了。”李小龙说,“一方面是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体例,另一个考虑,尽量保留钱先生手稿的原貌。如果是钱先生自己做的细目,我们就保留,比如《六十种曲》这套丛书。”

将原貌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

由于影印的版本终究利用率比较低,学界、钱迷对排印本的呼声一直很高。商务印书馆在立项之初,也曾考虑过排印的可行性,“但是发现整理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学术含量非常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首先提供影印件,提供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挖掘的基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钱先生笔记的真实面貌。”

钱先生淹通古今,学贯中西,因此他的笔记内容或古奥典雅,或琐细冷僻,加之其独特的字迹,更增加了手稿的阅读难度,对读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有人说“读《容安馆札记》比读《管锥编》还要难上几倍”,也有人问“为什么不能将手稿排印出版?”

这些是许多读者心头会产生的疑问,但是对于此,专业人士并不这么看。李小龙介绍说:“钱先生写字虽然常常是连笔、草体,但是规范性特别强,每一个字,他都按照同一个方式去写,所以,只要你第一次认出来了,以后再碰到这个字,和前面的几乎一模一样。还有的字写得特别工整,像是刻意在练字;有的字乍看不懂,但是看了上下文就能推出这个字来,只要习惯了,看起来还是不难的。”

“《中文笔记》凡是正文里写的都比较规范,但是旁边小字注因为写得快、字又小,就很难懂。做《容安馆札记》时因为还没有太多经验,版面设计得稍微小了一点,这次我们请了影印方面比较专业的排版厂做版面,尽量放大,让大家能看清楚。尤其小本的笔记,放得很大,这样对读者阅读比较有益。”陈洁说。

对于为什么不能排印出版,田媛认为这是出于对手稿的保护:“有人说明朝‘刻书而书亡’嘛,因为刻出很多很多错,而一旦它流传了、变成通行的本子了,原来的本子很快就找不到了,连保存都是问题。而且越改离原貌越远,我们后人反而看不见原来书的模样了。排印的话,排出来让谁去校对都是个大问题,得请专门的人,校对是非常耗费精力的,更重要的还要看校对者的知识储备。”

不过,由于影印的版本终究利用率比较低,学界、钱迷对排印本的呼声一直很高。商务印书馆在立项之初,也曾考虑过排印的可行性,“但是发现整理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学术含量非常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首先提供影印件,提供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挖掘的基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钱先生笔记的真实面貌。”陈洁说。

至于排印出版的学术难度,李小龙举了一个例子:“其实有大量古籍没有排印本,有的古籍其实很重要,比如明代的王世贞,他对明代的历史研究、文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共381卷,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排印本,只能影印出版,因为校点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辛苦且要求很高的学术工作,得很专的研究者多年努力才可以。所以现在很多书影印出来比排印要好,至少影印错误很少,所以我认为这是最负责任的一种方式。钱先生的笔记第一次公诸于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印了。它是个大宝藏,读者各取所需。”

《中文笔记》在李小龙看来相当于《管锥编》续编的大资料集,只可惜没有钱先生自己的整理,“但对此应该进行像《管锥编》那样的研究,这当是学术界今后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和使命。”

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中文笔记》的出版不仅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也引起了欧美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关注,因为钱先生在欧美学界声望很高,很多汉学家也对中文笔记手稿期待了很久,因此笔记出版不久,海外订购信息便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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