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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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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单三娅:钱锺书、杨绛与光明日报  

2010-09-19 20:29:58|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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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学界大师钱锺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先生自己和夫人杨绛多年来正是实践着这种所谓“屋中”“素心人”的治学之道,他们埋首学问,著书立说,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并很少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光明日报》作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报,多年来始终对他们的学术、文学踪迹予以关注。

  我们光明日报文艺部的几位编辑都曾尝试向钱、杨二位先生约稿,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都因此得以沐浴二位前辈的儒雅之风、仁爱之意,至今难以忘怀。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不久,本报文学评论专刊收到一篇评论《围城》的文章,题目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作者郭志刚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专刊编辑认为,这篇文章有独到见解,就在198134日的《文学》专刊上予以发表了。

  现已退休的文艺部老编辑史美圣,早就为钱锺书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的文风所倾倒。这次作为责任编辑,亲手编发了评论钱锺书小说的文章,心想这正是拜访他的好机会,于是约请早与之有过交往的资深编辑黎丁同往。去之前,黎丁先给钱先生打了电话,钱先生爽快地欢迎他们的造访。在钱先生家,黎丁先是寒暄叙旧,史美圣随后呈上那份载有评论文章的《光明日报》。钱先生看了看标题,询问作者是谁。那天临别时,钱先生主动拿出两本《围城》相送,并当场签名盖章。他把二人送到楼梯口,目送他们下楼。

  由于工作关系,我也与钱、杨二位先生有过几次交往。记得是80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上午,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在北京南沙沟的寓所,是杨先生接待的我。她给我的印象是轻声轻语,文质彬彬,机敏聪颖,待人和善。我没有事先打电话,因为我以为那样太正式了。她没有埋怨我的唐突,而是娓娓讲述她和钱先生的身体与写作近况,还给我看我没见过的海外出版的他们作品的各种译本。送我出门时,她问我是否骑自行车来的。她说,一到下雪天,就替那些骑车人担心,生怕他们摔跤。198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按照惯例,《东风》副刊又要约一篇著名女作家的稿子作为头条。当时,我和黎丁、宫苏艺、韩小蕙编辑《东风》副刊,组长宫苏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于是,在“三八”节前一个星期,我花了一天时间看望了四位女作家。那天,我上午去了冰心、宗璞家,下午又去了柯岩家,跑完三家之后,我已经意识到可能约不到稿子了:冰心已经87岁,很久不写东西了;宗璞手头有一个大东西在赶;柯岩病在床上。而且我意识到,越是有个性的作家,越不愿意写应景的文章。但是从柯岩家出来后,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来到了与她同住一个大院的杨绛家。杨绛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很少给报刊写稿的她,当然同样婉拒了我的约稿请求。但她像朋友一样给我泡茶,与我交谈。从她家出来,我感到这一天非常充实。但转念想到报社要的稿子,不免有些忧心忡忡。由于没有完成任务,我不得不答应这篇文章由我来写。后来发表于198738日《东风》副刊的头条文章《一天中见到的女作家》,就是那次被逼出来的。在那篇文章中,我写出了对这四位不同背景的女作家的不同感受,其中,在关于杨绛那段的结尾,我这样写道:“她除了严谨、谦和的一面,还有善于体会人生乐趣的一面。缺少任何一面,她都写不出那么漂亮的文字。她是完美的:作为学者,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女人,她都有优越之处。”

  19885月,在新闻改革的大形势下,报社编辑部组织记者采访一些文化名人,就如何办好《光明日报》发表意见。文艺部研究后决定采访钱锺书、夏衍、唐、萧乾。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史美圣还有摄影记者彭璋庆来到钱先生家。那天他首先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客厅兼书房。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又重申了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意思,同时客气地对拿起相机准备拍照的彭璋庆说:“我不喜欢记者照相,大家坐下来聊聊吧!”彭璋庆只好放下了相机,从始至终成为一个旁听者。那天,可能是因为我和史美圣都已去过的缘故,那次谈话是我记忆中他们二人最放松的一次。他们像对老相识那样,和我们谈得无拘无束,谈到兴致浓时,夫妻相互补充,俩人还抢着说话。那天谈话的内容很丰富,涉及他们的老朋友傅雷对儿子傅聪的教育问题,编辑出版《全宋诗》有无必要的问题,等等。那天他们夫妇二人还对翻译界的现状谈了看法,批评了不严谨的风气。那天谈得很投机,最后钱先生同意将他对报纸改革的意见整理好给他过目后发表。几天后,史美圣将我整理的小文寄给钱先生,请他定稿,过了一、两天,钱先生将改稿寄回,并以他一贯幽默宽容的笔调附一毛笔短信:“美圣同志:

来函奉悉,三娅同志记录得很中肯扼要,把我的废话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遵旨改几个字送还。”

  那次钱先生关于报纸改革的建议,百七十余字,题为《我看报纸的改革》,与夏衍的《新闻改革主要是增加透明度》,共同发表于198863日《光明日报》头版“我看《光明日报》”这个栏目之下。那可能是钱先生唯一一次以署名形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钱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是个开放中的社会,报纸的改革就是开放的一个表现。今年报纸的开放程度已经出于有些人的意外了,这是大趋势。官话已经不中听了,但多少还得说;只要有官存在,就不可能没有官话。《光明日报》影响很大,你们办报纸的也是责任重大。所谓透明度,总有个限度,比如人,透明到不穿衣服甚至剥掉皮肉,也不行。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全透明,他们也有包裹得很严密的东西,当然任何包袱还免不了有破绽或窟窿的。”

  现已退休的前文艺部主任乔福山,恐怕是《光明日报》与钱锺书夫妇交往最多的人了。乔福山于1957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光明日报》工作。60年代上半期到“文革”前,他曾两次到钱先生家登门拜访并约稿。钱先生虽没赐稿,但由于对乔福山师友中许多人都熟悉了解,所以谈得投机,从此结下了友谊。乔福山回忆与二位先生的交往时说:“我与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做人做学问。钱先生总说,人生是一篇大文章,这文章难写;做学问不要出硬伤。他们对虚心求教者从没有丝毫看不起,而对某些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人,尤其对那些学术骗子,嫉恶如仇。”1991年,钱锺书小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电视剧《围城》的文章“人生复调及文化的穿透力”。之后,乔福山把报纸寄给钱先生。可能由于当时钱先生身体不适,杨先生代为回信:“承寄来贵报论《围城》电视文章,锺书很感愧,觉得僭占了宝贵篇幅。”从信中可以看出,在钱锺书的名字家喻户晓,似乎成了街谈巷议的“明星”时,这两个多年寂寞的学者,依然是那么平静和谦逊。

  钱锺书先生于19981219日去世,享年88岁,在新华社去世讣告发表的第二天,本报发表了《风范长存,烛照学界》的报道,发表在1222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在我为写此文采访一些学者的过程当中,钱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对于他们所描述的钱先生的为人,我感同身受。

《光明日报》199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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