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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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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杨绛: 我们仨其实就是朋友的关系(另一篇)  

2010-06-02 20:16:47|  分类: 杨绛-家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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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宋迎秋到北京告诉杨绛说台湾读者很喜欢《我们仨》。杨绛很高兴,说她不过是写写自己的悲哀、欢乐和思念,读者喜欢也许因为这种感情是人类共通的。杨先生还说,书书外的我们仨维系的其实就是朋友的关系,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追求的也都是朋友的境界:君臣融洽,彼此信任,恰似朋友;父子情深,亲密无间,也如朋友;兄弟和睦,齐协共进,又是朋友;夫妻投契,无话不谈,更是朋友。她说一切关系只要最终的状态比较融洽,「都应该是朋友的关系」。

杨先生真是个厚道的读书人,她跟钱钟书、钱瑗一家人合该相处得那样美好。我不难了解她相信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如朋友的人生哲学;我不很了解的是君臣也能互相信任,沟通融洽,情同朋友。她跟钱先生都没有在朝的经历,国民党时代他们在野之身固然疏远庙堂,盼到共产党执政了,庙堂上的那帮权贵更不当他们是朋友,反而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整他们。杨绛在《干校六记》说,钱钟书的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个十字,她自己不久也给人剪去一截头发,两人一起挨斗挨打,盈耳是「你们这种人!」的声。

从前有一位跟过易君左学做诗的留美学生告诉我说,他的论文写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君臣关系,用了中国三纲五常的概念去建构一套框架,再把莎翁宫廷戏的君君臣臣镶进框架上细细演绎,指导论文的洋教授觉得新鲜,说是小处失之牵强,大处环环附会!我那时听了觉得奇怪,泛泛夸了他几句。「千万别认真!」他说,「中外历史上总要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衰败消亡阶段,君君臣臣才会在想象中体现最理想的君臣之道!」

留学生喜欢高深的道理,见过几次面恭听他的高见,我反倒暗自抱怨自己读书读人读得少,找不出丰富的实例证明他的理论可取。七十年代我初涉清室王孙溥儒的字画,知道他的一些轶事,竟然想起留学生那套君臣论,深感巧合。溥先生流落到台湾还解不开中华民国推翻他祖宗三百年基业的愁绪,不但平日满口「本朝」长「本朝」短,写信给韩国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朋友,信封上只写朋友姓名和「韩国汉城」,「中华民国大使馆」七个字留给厨子代笔,说是「免得自己伤感」!

我惦记的倒是九十二岁的老人天生养一份雍容,细致的文章从来不带火气,不裸露,巴不得岁月都停留在心中的春城柳夕阳下,横竖「人生总有坎坷苦痛」,她说,计较得了多少?

宋迎秋今年早春到三里河南沙沟那座院落去看她,门前老树和草地渐露绿意,几株桃花也开得明艳,杨先生一头银发整整齐齐别在脑后,脸上微微一笑,人更显得慈蔼。他们谈起《围城》的电视剧,谈起演苏文岚的李媛媛已经下世,杨先生忽然说,戏女人穿的旗袍腿部为什么都开衩开得那么高?「我们那时候穿的旗袍是绝对没有开衩的!」她说。

董桥 写于2003

 

 

 

楊絳先生來了信

董桥

2008/11/30

十一月二日寫英國偵探小說家克里斯蒂我寫了幾筆楊絳先生,引用吳學昭新書《聽楊絳談往事》裏楊先生談偵探小說的幾句話。我平日不敢給楊先生多寫信,怕她禮數周到,回信傷神,讀完新書我想起她的許多作品,寫了短簡跟剪報一起寄給她消閑。楊先生很快來了信,隨想隨寫寫了一些舊人舊事,整潔挺秀的小字讓我意外得到一篇楊絳談往事的手迹,雖感惶恧,畢竟「有小兒得餅之樂」!這句話是楊先生信上的戲語。

楊先生信上提了英國另一位偵探小說家 Dorothy Sayers。早年我結識的兩位英國老學究都很推崇塞耶斯的作品,說是經典的偵探小說,酒館裏講她的《誰的屍體》和《九個裁縫》講一個黃昏還講不完。塞耶斯生在牛津,父親是傳教士,丈夫在新聞界做事,她在廣告公司寫廣告寫出了風格,聽說當代廣告詞語受她影響深遠,害我苦苦借了一九三三年那本《Murder Must Advertise》讀了好幾個晚上。故事早忘光了,隱約只記得一大堆材料搜羅得很怪研究得很深,情節複雜得要命,楊先生也說儘管封了爵位她的書其實不如克里斯蒂。塞耶斯筆下那位業餘偵探 Lord Peter Wimsey 什麼樣子我也沒有印象,改天找來溫一溫也許又是另一番體悟。

讀偵探小說好處多,讀時忘憂,讀畢忘懷,過幾年重讀往往似曾相識,讀不到半部不必再讀了,難怪楊先生說「一是好玩,二是為了學習語言」。楊絳那一代人和我這一代人在英美做學生學英文大半辛苦:不在洋人環境裏長大學洋文學不進骨髓是一苦;死命默記文法語法是二苦;性情內向不喜結交洋人無從多說多練是三苦。苦中尋樂尋的自然是虛構天地裏的洋人百態,柴米油鹽固然要學,親疏愛恨人情世故也要懂得掌握分寸,小說裏多得不得了,讀飽了感同自家經歷,陌生的語言漸漸不太陌生,洋文洋話慢慢有了生活氣息,不再學究。我的兒孫輩英語親同母語,省掉了這一層折磨。

早年在三藩市簡妮的山鄉書屋裏跟一位美國年輕學人聊天聊起英國老一輩人排外的心態。年輕人好像叫羅傑,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生在吉隆坡,父親在馬來亞大專院校教書,他那時候好像拿了英國劍橋博士等着到科羅拉多州去當教師。「別說排外,」他說,「連外國出生的英國人回英國也不容易混得下去!」他讀遍薩克雷,讀遍奧威爾,說薩克雷生在加爾各答,父親死了母親改嫁,送回英國進了劍橋都不開心,學位沒讀完先賭掉一半家產,流浪巴黎流浪德國好些年,回英國進中殿律師學院也讀得不開心,轉去編周刊《National Standard》才漸漸擠進文化界:「《名利場》其實叫座不叫好!」奧威爾生在孟加拉,回英國讀 St. Cyprian's 寫〈Such,such were the joys〉諷刺學校歪風,轉去伊頓貴族學校還是不開心,畢了業跑去緬甸當警察,思想越來越左,回倫敦回巴黎過窮日子,幸好還有 V.S.Pritchett 那樣的開明之士寫文章同情他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那麼深刻的作品學院派皺眉頭的人還真不少!」那天,一位美國老先生吃晚飯的時候悄聲對我說:「那樣的觀點學術上還需要不少論證。」他顯然不忍心潑羅傑的冷水。

依稀記得是羅傑推薦我讀薩克雷女兒安妮的《Chapters from some Memoirs》。我寫文章提過幾次我找不到這本書。前幾天 Manning Lewin 給我來電郵說網上可以看得到。我不碰電腦,托人替我上網查,只准印兩三章吊我胃口。第二章〈My Musician〉寫她小時候在巴黎的日子有趣極了,說有一位蘇格蘭老處女X小姐有一天提一籃吃的帶她去看一位音樂家。音樂家瘦弱得很,頭髮很長,眼睛很亮,鷹鈎鼻子,小姐見了他魂飛魄飄又憐又惜。音樂家一臉憂鬱說他一夜沒睡覺也不吃東西忙着寫曲。「你想聽嗎?」小姐又想聽又怕他累。他揚一揚頭甩開披在臉上的長髮坐在鋼琴前彈他的新曲子,一邊彈一邊還回頭看她喜不喜歡。琴聲潺潺而流,小姐的眼淚也潺潺而流。一曲彈完,夢醒天涯,小姐眼裏一池柔情淹埋了他:「別再彈了,」她悄聲說,「你別再彈了,美死了!」臨走,小姐俯在他耳邊叮囑他記得吃點東西。他用法語埋怨小姐來了還帶吃的給他。她輕輕推開他關上大門走了。「千萬記住了,你在蕭邦家裏聽過蕭邦彈琴!」她對小安妮說。讀完這幾頁《憶往散墨》我十分懷念羅傑的品味:安妮真的很會寫。那天在山鄉書屋二樓看簡妮父親收藏的作家手迹看到克里斯蒂一頁原稿,羅傑說他向來不喜歡福爾摩斯卻喜歡克里斯蒂:「她的小說不老!」他還談起幾個偵探小說家我和簡妮都沒聽過也沒讀過。

楊絳先生信上也說有個澳大利亞女偵探小說家姓氏很難記,「我一定拼錯她的名字,字典上找不到,你便中如能考證出她的名字,可以借來看看,很好看」。我查了,是 Ngaio Marsh,新西蘭人,早歲當過演員,晚年在新西蘭戲劇界還很活躍,小說也多涉筆演藝,筆下著名人物是總探長 Roderick Alleyn,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名著是《A Man Lay Dead》、《Vintage Murder》、《Surfeit of Lampreys》、《Died in the Wool》和《Final Curtain》。英國皇室給她封了爵位;反而塞耶斯我查不到她是 Dame。塞耶斯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五七年六十四歲歿;馬什一八九九年生,一九八二年八十三歲歿。我問了書商朋友,他說馬什的小說不難找,初版漸漸貴了,不是初版不帶書衣的不貴:「先找一本借給你看看吧!」楊先生信上也要我借來看不是買來看。看了喜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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