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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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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胖安娜  

2010-05-04 19:59:54|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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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参加1978年欧洲汉学家会议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年95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城奥蒂赛依,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举行第26次会议的第二天,钱锺书先生在学者麇集的大厅登台演讲。他用流利的英语穷源溯流,引人入胜地回顾中国和意大利交往的历史,预测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景。他在结尾时举出意大利大批评家德·桑蒂斯曾不客气地说:“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今非昔比,“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而后话锋一转,“我也不妨说,北京附近那座世界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所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河水了,中国和欧洲不再隔绝。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黯淡地缺乏兴趣’,让那座以他为名的桥梁作为欧中文化长远交流的象征吧!”

这可是十年浩劫后,中国学者首次在欧洲学术论坛上亮相,所以钱先生那充满感情的呼声“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格外打动人心。讲演毕,回答各国学者提问,钱先生引经据典,妙语如珠。以至法国学者于儒伯先生激动地大声说:“他知道的法国东西,比我还多!”人家用汉语问,钱先生用外语答,坦诚幽默,会场一片赞叹;空气空前活跃,如果不是会议时间所限,踊跃的提问不知将进行到何时。会下,钱先生成了一些欧洲学者和记者包围的对象。

一天开会时,有人发现钱先生不见了,一同赴会的中国代表也不明其去向。会后,他没有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据说是被一位胖胖的女士给“拐”走了。许(涤新)夏(鼐)二老和年轻的丁伟志代表非常着急,不知道这位胖女士何许人也。

原来将钱先生从会场拽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安娜·多雷日洛娃女士。她前一天去会见过中国代表团团长许涤新,要求找钱锺书谈,得到了允许,但许老事忙善忘,一转身就把这事全忘了。

安娜,一个十足的“中国迷”“中国文化迷”,20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她听了钱先生的精彩讲演和答问,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钱先生“中国和欧洲不再隔绝”的宣言,使她十分兴奋,非要和钱先生本人谈谈不可。她找到钱先生对他说:“走,咱们去喝杯咖啡。”钱先生着急说:“我没钱。”安娜说:“没事,我有。”于是两人找一家咖啡馆落座。安娜自言曾译钱的《灵感》为捷文,并以钱锺书为题写过一篇论文,现拟译《围城》。又问少数民族文学,钱先生回答不出。安娜说她译过《阿诗玛》,译作畅销。又谈了一些别的问题。这次会谈,开始了彼此长达十多年的友谊。

这以后,安娜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从捷政府代表团的国事访问到艺术团体的访问演出,都能看见安娜活泼的身影,听到她朗朗的笑声。安娜说她当年的一些同学知友现在成了当权派,他们不时给她派些到中国的美差,让她有机会多上她喜爱的国家跑跑,会会老朋友。安娜的中国朋友的确不少,在一次由她主持的捷克室内乐演奏会上,杨绛先生就见到李德伦、瞿独伊、孙新世等许多人都来为她捧场。

安娜每次来北京,都少不了到南沙沟钱先生府上坐坐。安娜和杨先生成了好朋友,安娜的丈夫多雷日洛夫教授也和钱杨夫妇交上了朋友。安娜爱读杨绛的散文,欣赏她人如其文,灵性,秀气;杨先生喜欢安娜智慧风趣、率真可爱,昵称她“胖安娜”。安娜跟杨先生无话不谈,她说:最解放的女人都不结婚,女人结婚是牺牲;不结婚,但是要一个孩子。

安娜喜欢红玫瑰,钱先生80岁生日,安娜恰好在北京,她捧来一束鲜红的玫瑰,让杨先生数数多少朵。她没说什么,大概意味着送花人对他长寿的祝愿。她祝愿钱先生长寿,与杨先生相伴,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安娜与杨先生紧紧握手,杨先生能感到她的诚挚。

钱先生和杨先生跟安娜夫妇的最后一次晤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日坛附近的一家饭馆,捷克客人约请钱杨夫妇来这里话别,他们将于次晨离京返国。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两对夫妇最后一次共进晚餐,没有任何预感,只是依依惜别,似有说不尽的话。吃完饭已经很晚,旁的顾客陆陆续续全走完了,饭馆已快打烊,许多餐桌的椅子都已倒放在桌上。他们将四把椅子并在一起,面对面地坐在那里,促膝谈心。安娜说:“我真爱你们中国。我们的国家多难,现在还比较乱,看不到头绪和希望。”她说她不是不能生育,能生育而不生,因前途茫茫,她怕孩子出生受苦不幸,不如不要。

这以后,安娜没有再来中国,杨先生和她没有再见过面,但她们相互关心,保持着通信联系。不久,得知安娜患了骨癌,很疼,还锯了腿。后来,安娜的丈夫多雷日洛夫教授来信,悲痛地告知:安娜走了。再后来,安娜和多教授的朋友给杨先生来信,说多教授也走了。

杨先生是位重感情的人,虽然远隔千里,安娜夫妇的先后离去使她深感怅然。

安娜去世的消息,也使所有她的中国朋友感到难过。上世纪5080年代因公访捷的中国同志,几乎没有几个不认识这位负责接待的著名的安娜的。她谈吐幽默,性格豪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工作热情周到,给每个受到接待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能清晰记得19597月我们在布拉格机场初次见面的情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同志和我,在保加利亚海滨瓦尔纳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委会议期间,受到捷记协主席迈尔斯同志的邀请访捷。当我们抵达布拉格机场时,先行回国的迈尔斯偕安娜迎接我们。她那时年轻漂亮,穿一件式样别致的连衣裙,笑吟吟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安娜·多雷日洛娃;不是奥伯拉赫特(捷伟大诗人和优秀小说家)的《无产者安娜》,也不是契诃夫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几句话,把我们全逗乐了。

随后一周,我们深入工厂、农庄、学校、民家采访。王揖同志和我都不是初次访捷,不过这回有了安娜陪同引导,巧妙地拉近我们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谈话自然轻松,效果迥然不同。工作余暇,我们随安娜到捷克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扬·聂鲁达常去的小酒馆喝啤酒,在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被囚禁的监狱前留影,请安娜教我们以捷语读出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留下的最后名言:“人们,我们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我们在迈尔斯主席的安排下,走遍了斯洛伐克的山山水水,旅途中有知识丰富的安娜相伴,决不会感觉寂寞单调,文学典故、民间谚语、俚歌笑话,随口道来,令人忍俊不禁。王揖同志赞扬安娜堪称“一部优良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活字典”。

最难忘在旅游胜地高塔特拉山,因游客爆满,我和安娜不得不同挤在一间屋里休息。我们联床夜谈,几乎没有合眼。安娜好不容易逮住这个机会一个劲儿地和我探讨:“反右派斗争”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会有什么影响?对兄弟国家知识界又会有什么影响?她一个又一个地打听她那些在“反右”中遭受挫折和灾祸的朋友们的下落。我很惭愧。但我从安娜对我国“反右”运动的严肃思考,对遭遇不幸的朋友们的无限关切和同情,看到她性格行为中深沉的一面,感受到她对我国文化的真诚热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安娜不只可爱,而且可敬。

分别的时候,安娜塞了一个好兵帅克玩偶在我的包里。19639月以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自然受到影响。从此我再也没听到关于安娜的信息。但她送我的好兵帅克,虽然历尽沧桑,仍旧一手拎箱、一手敬礼,好端端地站在我的书橱里;十年浩劫中,因为母亲的悉心收藏,幸免于难。

一次,杨绛先生偶然在我家看到了好兵帅克,他那憨态可掬,圆睁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你,无法不引人注意。我告诉杨先生,这是一位捷克朋友送的,她叫安娜。杨先生微笑说:“世界真小!”于是我们聊起来共同认识的安娜。最后,杨先生摩挲着帅克已有些褪色的军装,轻声叹息:“唉……骨癌。”我不再作声,我知道杨先生心里难过,她不仅痛悼安娜,也思念同为骨癌夺去生命的爱女阿圆。

2010-05-04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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