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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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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云:为“现代文人”创制一种专门史——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  

2010-05-02 20:26:28|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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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以来学术新风的感召下,钱基博先生自觉以传统文化为根柢,“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为“现代文人”创制了一种专门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在对“现代文人”进行历史叙事时,“裁篇同传,知人论世”,使得整个批评具有不可比拟的整体性、深刻性和生动性。这种生态批评方式,在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领域应重新加以审视。

    关键词:文学史  钱基博  书写方式  生态批评

 

    钱基博先生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本很特别的文学史,一方面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以“现代”名义创制的中国文学史,将书写对象瞄准与作者同时代的“现代文人”,另一方面在于该书在借鉴西方文学史这一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的同时,主张“文学之作,根于民性” [1][p.7],自觉以传统文化为根柢,创造了一种“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的特殊的书写方式。这种新的书写方式,“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1][p.6],不仅融史、论于一身,而且“求博”、“求信”、“求趣”,使得整个文本具有不可比拟的整体性、深刻性和生动性。

一、新的书写方式的提出

    “史学家一般借人说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2][p.365]但对“现代文人”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说,钱基博先生要想实现对“一代文章”展开叙事,其历史书写方式还需要新的创制。

   (一)“史文尽得”的新构想。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式,实际上深受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影响。钱先生曾在诸多高校开设《文史通义》课程,并撰写《〈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一书。而章学诚很早就对传统史书的“文苑篇”表示不满,希望史学家能有一种新的方式,为“文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专门史:“事言必分为二,……如别自分篇,则不便省览,如仍合载,则为例不纯。……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不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 [3][p.40-41]

    这种对“一代文章”叙事方式的新构想,从书写内容上看,既包含“文人”的个人“事言”,又包含“文人”的“丽藻篇名”,可以史、文兼得;从书写形式上看,事、言既不分篇,体例又显得统一而不杂乱。章学诚对“文人史”书写的这种新构想,对钱基博先生“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裁篇同传”的新认知。章学诚在传统的纪传体基础之上,主张通过“事言”“合载”、实现“史文尽得”的文学史书写新构想,随着清末民初学术界对纪传体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到强化。关于纪传体的自身优点,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早就指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4][p.449] 也就是说该书写方式包容性强,具有整体性,可以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此外,也便于读者阅读,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钱基博先生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尔处得到这样一种看法:“人情之为学也,常乐其浅易而惮其艰深。彼以为求史学于纪传之中,则穷理之与娱乐,可并行而不背,神思所寄,既乐于毛举;乃近观古人嵬琐之迹,即有以知教化世运之所以隆污;事之易为,孰逾此者,其神识之凡近,与村妪灶养无殊也。”[4][p.334335]当然,在中西学术思潮交汇时期,这种纪传体叙事方式也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一是书写内容很容易重复,钱基博先生在研究《史记》时指出,“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4][p.449],这样还不便于读者阅读,“所谓比合者,于合缝中见旨,于两篇内比意,若只篇单读,骤不易领会”。[4][p.450]史学家进行这样的历史叙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史书结构上缺乏整体性,我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5][p.233]二是书写时随意性很大,重点内容不够深入突出,“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5][p.241]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研究者们曾经十分看重以编写目录、传记的方式,来研究文学史,或许这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风气,也影响过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者,在新的学术空气里边,唤起过他们同样的对于传统目录、史传的兴趣,使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都基于上述的认识,自觉以过去的学术积累为新写作的开端。”[6][p.1415]章太炎曾计划书写一部《中国通史》,“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记纪传亦居其半” [7][p.140],对人物纪传高度重视。钱基博先生在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时,就采用了“裁篇同传,知人论世”的叙事方式。

    (三)书写方式的新创制。钱基博先生在继承纪传体传统的基础上,感受时代新风,认为文学史书写应“因时制宜,别为创制”。

    一是书写体例的包容性。钱基博先生在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进行历史叙事时,开创了一种“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的新体例。他分现代文学的文体为“古文学”和“新文学”两大类,其中古文学包括文(魏晋文、骈文、散文)、诗(中晚唐诗、宋诗)、词、曲,新文学包括新民体、逻辑文和白话文。这些文体,有古有新,以古为主,注意了对古典文学的传承;先古后新,新旧有序,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容纳了古典文学,也体现了对新文学的眷顾,有着深远的发展的眼光。在各文体下面,分论作家。这些作家共有82人,其中包括王闿运、章炳麟、胡适等人。钱基博先生所创设的“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的书写体例,从形式对内容的能动作用方面来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因为这比当时新兴的以线性进化观为核心的书写模式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能客观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

    二是历史叙事的批评性。传统的正史,一般在盛世时作为一件盛事,由政府出面搭建的一个写作班子集中进行,所立传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帝王卿相名人,这样的史书编撰虽说目的在于资政通鉴,但“光宠”的成分实在太多,意识形态性太强。这些史官所写的本纪、列传,更像是梁启超所总结的“墓志铭”,缺乏应有的客观性、系统性。钱基博先生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司马迁一样属于私人修治国史,指导思想很是明确,那就是“原始察终”:“太史公原始察终,以史之体为诸子;吾则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于传记。”[8][p.668]而且正是本着这种“原始察终”的思想,才使得修史者在书写同时代人物时,能够摈除自己的主观随意性,使“传记”材料和内容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同时不回避批评对象的缺点和短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实就是最好的批评,只有在“纪实传信”的叙事基础之上,才能“洞源悉流”,获得历史的本真,这是钱基博先生在具体评述“现代文人”时,采用“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批评的整体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裁篇同传,知人论世”的叙事方式可谓是一种“传记”批评方式。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的最大优势和特色,在于具有其它批评方式所不具有的整体性。一方面,该批评中包含着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等时代变迁,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对作家作品有着更好的理解和认知,甚至可以达到“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可以对作家作品进行归纳总结,评鉴欣赏,并通过作品来更深一层地理解和认知作家的品行及其所处时代,获得系统性的认知。此外,在事与文的整合中,该批评还可以容纳书写者的思想主张,有时甚至可以“抑扬咏叹”,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书写者的历史观感。

    四是行文的生动性。钱基博先生在“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行文的生动性首先来自文学史内容的丰富性,由于文学史内容是义、事、文三位一体,内容的丰富性带来了多样性,由多样性派生出书写和阅读的生动性。其次,行文的生动性来自表述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寓一般于特殊”、“以小见大”等创作手法的灵活使用,更是增加了书写和阅读的趣味性。再次,行文的生动性还来自于文学史家精当的归纳和睿智的评点。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书写本身是一种学术研究行为,而不属于创作,所以,当文学史家“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生动性不是行文的主要目的,文学家的“遗闻轶事”也仅是“考证之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学本身上来。钱基博先生认为:“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者,几于买椟还珠矣。”[1][p.5]

二、书写基本范式及要求

    钱基博先生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他在对“现代文人”一一展开历史叙事时,所采用的“裁篇同传,知人论世”的书写范式,与文学家撰写个人传记相比,实际上有着很大不同。个人传记是以传主为中心,依照胡适观点,要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9][p.1089];而在书写文学史时,依照钱基博先生的观点,要以文学著作为中心,对文学家履历的考证、叙述必须以文学著作为主旨。

    下面,将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陈三立篇”有关内容为主,结合有关材料,看看文学家履历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其文学创作,从而能够“裁篇同传,知人论世”,列入文学史书写的基本范畴之中。

    (一)文学家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家庭出身。文学家的姓名、字号既与家庭出生紧密相关,也与家庭中的主导人物(一般是命名者)的思想紧密相关。陈三立名三立,指的是《左传》中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字伯严,反映出传统“诗礼”之家“幼承庭训”式的严格家教,这与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充满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气质相吻合。文学家的号一般是自己起的,是对自己精神生活指向的总结,陈三立号散原,与戊戌变法失败后与父母在南昌的西山下筑庐而居有关,西山在《水经注》中被称为“散原山”,与标榜“遗世独立”的道教有一定关联。[10]陈三立后葬其母于此山,并自号“散原老人”,表示逍遥于诗文,永不为世所用。这些因素与地域条件一起,构成了文学家早年的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思想和个性的形成,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陈三立“少而文,有风概”,被天下称为“四公子”之一,很早就得到著名人士郭嵩焘的赏识,并且仕途顺利,“绮岁游湖湘”(陈三立《留别墅遣怀诗》),其志意中最“瑰伟”的部分得以自然“湛发”出来。这也是他以后诗歌创作中最为光彩的部分。

    此外,出身年月等因素有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钱基博先生认为自己与孟子同生日,为此他在以浩然之气立身、为传统文化托命、追求雄壮文风等方面自觉地接受孟子的影响。这些都是文学史家“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要充分注意到的。

    (二)文学家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对陈三立来说,生活中的中心事件莫过于戊戌政变,其次是他的父亲被慈禧太后密旨赐死。其中戊戌政变对他影响最大,使他的生活由“作新百度”的颠峰时刻跌入“偷闲亦自迷”(陈三立《城北道上》)的低谷状态。随之而来的其父被密旨赐死,使他的诗歌变得更加“荒寒萧索”。但由于早期养成的逸气犹存,所以他此时的诗歌在“沉忧积毁”中,仍有“真气磅礴”。晚年的陈三立“感慨家国兴废之故,……忧心悄悄,乃深追悔少年之盛气,变法激荡驰骤之迄于无效” [8][p.278],叙事抒情也显得更加“曲折”。

    对早期的“现代文人”来说,戊戌政变可以说是许多人一生中共同的中心事件,如果抓住了这个中心事件,许多看似散漫的思想、作品、事实、现象就会“整个而活”,“彼此便相互联系了”[11][p.389]。当然文学家生活中的中心事件除了诸如戊戌政变等重大社会变革外,还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比如王闿运春风得意时,政治领路人肃顺被诛;林纾用古文翻译《茶花女遗事》,成为翻译西洋小说第一人;胡适读《天演论》时,思想为之一变,乃取书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意,更名为适,而以适之为字,尝试用白话取代文言。[8][p.533]文学家生活中的这些中心事件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极大,因为由于意外横生的变故,生活中原有的秩序被推翻了,更容易促使文学家的思想情感、创作个性发生剧烈改变。所以每次重大人生变故、重大社会变革前后,文学家的文风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当然,这些都是文学史家“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所要包含的重要内容。

    (三)文学家的代表作。代表作分为两种,一是文学作品,二是诗学作品。《陈三立篇》中收录的陈三立诗文有:《留别墅遣怀诗》用以表现其早年生活;《遣兴》、《城北道上》、《至沪访郑太夷》为庚子后移居金陵后作;《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为其论黄庭坚的诗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送梁节庵兵备》为其最“清”之作,并顺论其与张之洞的交往;《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柬》论其与范当世的交往,并顺论其“志意牢落”;《甲辰感春》写其“不能忘情经世”;《葵丑由沪还金陵散原别墅杂诗》表现其辛亥之后的诗体变化;其父死后作《崝庐记》文以抒愤;作《庸盦尚书奏议序》“感慨家国兴废”。这些文学作品集录与叙事相结合,互相阐发、补充,有机融为一体。

    《陈三立篇》中还收录了郑孝胥的《〈散原精舍〉序》,对陈三立的诗歌进行评论。钱基博先生认为,文谈、诗话、词话、曲话等文学评论,作为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 [1] [p.3],应与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一样,收录在文学史内容之中。

    (四)文学家的诗学渊源和时代文学思潮。陈三立“为诗学韩愈,既而肆力为黄庭坚”(《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一诗中有“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之句)。由于受到韩愈特别是黄庭坚“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诗风影响,陈三立力求“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从而形成了“生涩奥衍”的诗风。而且,陈三立的这种学人之诗也与当时盛行的宗宋诗风有着密切关联,与陈三立交往酬唱的,大多为范当世、郑孝胥等同光体诗人。

    文学家的诗学渊源对其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它深入文学家的思想和内心,指导着文学家的学习和创作。时代文学思潮作为文学家创作生活中的中心事件,作为一种外在力量,也从宏观上影响并左右着文学家的创作。因此文学史家“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文学家的诗学渊源以及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也应一并包含。

    (五)与文学家思想或其作品紧密相关的有意味的事。陈三立特别喜欢黄庭坚,因为范当世也学黄庭坚,所以极推其诗,认为其诗作《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苏、黄而下,无此奇矣”,并酬以诗称“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陈三立因为特别喜欢范当世,还为他的长子陈衡恪迎娶了范当世的女儿。与陈三立不同,张之洞最不喜欢黄庭坚,“见诗体稍僻涩者,则斥为江西魔派”。张之洞、陈三立二人相交往,应该会交恶;然而张待陈“备极礼敬”,陈称张“重厚宽博”。

在文学史书写中,这些有意味的事情一方面可以“以小见大”,起到理论批评无法企及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求得行文乐趣,赢得读者的会心。

    由于每个文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受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因素作用到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所以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史书写范式是非常困难的。为此,需要文学史家在书写文学史时,“其人其文,必择最有关系者” [8] [p.562]。钱基博先生“裁篇同传,知人论世”时,以历史的眼光,主动寻找“文章之变”,不仅“求博”、“求信”,还“求趣”。这“三求”,集中体现在《韩愈志》的书写上:“盖独孤诸公之于韩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诚窃叹知人论世之难!……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 [4] [p.527]

三、为“现代文人”专门创设

    钱基博先生“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整体批评。在具体书写过程中,一方面用“裁篇同传”的方式,进行丰富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也秉承着孟子“知人论世”的精神(“非有关国家之掌故,即以验若人之身世”[8] [p.562]),对作家作品有着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可谓是钱基博先生为“现代文人”创制的一种特殊的专门史。

   (一)钱基博先生从时代变迁的大势,发现了文学家们的“立言”特色,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给予他们更多直接发表言论的空间。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极其动荡的时期,纲纪倾颓,泥沙俱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极其解放的时期,中西激荡,众声喧哗,特别是“在现代中国这场‘学术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中,由于它特别强调了‘学术与政治的脱钩’和‘知识问题与价值问题的两分’,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第一次给予了纯粹理性以本体论地位,而且它还曲折地将学术主体的位置从‘为帝王师’或‘匹夫而为百世师’的历史异化中解放出来。”[12] [p.4]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的文学”这一主题的逐渐凸显,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家的写作不仅仅是审美想象的结果,更是发表自己现实主张的需要,诚如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所认为的那样:“我爱文学当然也因为文学很美,但我感到文学也像某种思想观念的历史。”[2] [p.333]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学术,都充满着“立言”的色彩。

    在社会急剧变迁的“现代中国”,如果不把作家作品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诠释,很难获得一个客观的认知和评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就给予了现代文学家们更多直接发表言论的空间,札录了他们许多学术思想和论文主张,如在《章太炎篇》就札录了章太炎许多“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的观点:“人主独贵者,其政平”;“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学者以奸政”等学术思想,以及“魏晋之文……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为文要豫之以学”;“文学以文字为主”;“文生于名”等论文主张。由于他们的“立言”来自于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要皆有以自成其学而独立”,且事关国政、国学,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论及的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都极为自负,“高自标置”,“喜为异学而不让”,表现出传统的学者文人难得一见的“气矜之隆”。这种气象和格局,在一般的文学史中是很难看到的。

    (二)钱基博先生从文学流变的角度,发现了一些因复杂的原因而被忽视或埋没的文体,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昉于宋元之经义,盛于明清之科举,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 [1] [p.317],包含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至周作人认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13] [p.66-68]但是迄于清末,八股文随科举制俱废,成为被时代彻底否定的东西,也被当时的许多文论家所忽略。

    钱基博先生在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洞源悉流,观其会通,发现了八股文的内在特征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流变,从而予以客观评价:“康有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其为之工者,无不严于立界(犯上连下,例所不许),巧于比类(截搭、钓渡),化散为整,即同见异,通其层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显呈、心力之所待,与其间不可乱、不可缺之秩序,常于吾人不识不知之际,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堕于卤莽灭裂。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当,部分辨析,与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此论思之所以有裨,而数百年来,吾祖若宗德术心智之所资以砥砺而不终萎枯也欤?……八股之文……流风余韵,犹时时不绝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间。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轶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1] [p.317-318]试想严复是倡扬西方逻辑先进的第一人,认为逻辑为“致思穷理之术”,“观物察变之方”,“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一再斥责传统的学问与方法“锢禁智慧,蠹害心术”,不知他看了钱基博先生“洞源悉流”后的新见,认为其逻辑有出于八股之处,有何感想?

    (三)钱基博先生从文学家的具体经历出发,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有见地。刘师培作为论文大家,深受同乡前辈阮元的影响。钱基博先生指出其“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此其柢也。”在对其学说进行剖源析流的基础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其“文章尔雅,泽古者深”,在学术上能够“自成一家言”,同时还独具慧眼地指出其“生平文章之誉,掩于问学”。[1] [p.110]

此外,钱基博先生结合苏曼殊或中或西、或古或今、或僧或俗、或著或译的“漂泊流徙”的生活、问学经历,评价其“散文萧闲有致,小品弥佳,而长篇皆冗弱,无结构,无意境,无情趣,笔舌散漫,所谓隽人而非大才也”,认为当时“推崇过当”。[1] [p.90]《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先生这样“自有见地”的评论很多,可见“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这种整体书写方式的优长所在。

    (四)在钱基博先生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对现代文学家生活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经历进行记录和考证的时候,还可以从他的历史叙事中发现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现代中国文学史》在集录布政史樊增祥的艳体诗《彩云曲》时,随后交代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力行为,但在行文之中钱基博先生突然脱离了原先的叙事,抒发了一句感慨:“于是朝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赖,不在诸公之衮衮,而系彩云之纤纤,此可谓中国奇耻极辱也”,可谓如木铎一声,振聋发聩。其后,叙述了由傅彩云提议、德军统帅瓦德西为评议人的金台书院仿八股试贴一事:“试之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定甲乙,考得奖金者,咸欣然有喜色。”从“人数溢额”、“欣然有喜色”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史家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更让人惊讶的是,本着“客观之学”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进行四版增订的时候,在所加入的正文中竟然三处出现第一人称。这三处均在正文最后一节,分别是“吾读之而有感”、“吾又不禁忆章士钊《说》之作”、“予故著其异议,穷其流变,而以俟五百年后之论定焉”。为什么有这个意外现象的发生?从钱基博先生的感叹中就可以明了:“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报载美国孟禄博士论:‘中国在政治、文化上,尚未寻着自己。’惟不知有己,故至今无以自立。”[8] [p.558]从钱基博先生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历程来说,当他动手写作时,文学界激烈地“非圣反古”、“欧化国语”,他的主要动机就是批评这股激进主义思潮;可当该书出版数年后进行四版增订时,文学界已经开始“学古以为新”,与过去唱起了反调。对钱基博先生来说,可谓“不幸而言中”;对现代文学家来说,可谓“无端妄谈”、“空余戏狎忏悔之词”;对国家、人民来说,可谓“误尽苍生”、“尚未寻着自己”,而这,怎不让先生百端交集,感慨忘言!《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从他这难得一见的“忘言”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1904年林传甲写作《中国文学史》起,截止到目前,我国文学史书写方式经历了一个“迷古”、“骛外”(钱基博先生语)的过程。虽然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但“根于民性”、有中国特色的实在不多。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裁篇同传,知人论世”,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学术新风的接受,因而别具一格。可能是因为思想(有人认为保守)、体例(“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的原因,抑或断代(认为现代起于清末而非五四)、语言(用文言文书写)的缘故,该书一直未能得到文学史界充分的重视。实际上,这种文学史书写方式对书写者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在体例上做到刘勰所言的“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14] [p.535],还要求“不唯品诗论艺,而尤重网罗一代文人的遗闻轶事,从琐屑生活处推见其精神,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8] [p.3] 这种具有整体批评、生态批评特点的书写方式,在当下已经西化了的文学批评和中国文学史写作领域已难得一见了,非常值得重新加以审视。                    

 

参考文献: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 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3]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 胡适.胡适文存(第3集第8卷).合肥:黄山书社,1996.

[10] 道教中的“青城真人”洪崖曾隐居散原山。洪崖相传为轩辕黄帝的乐官,名伶伦,后来修道成仙。晋人郭璞《游仙诗》言:“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11]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13]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4]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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