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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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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水照:“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  

2010-03-07 21:40:53|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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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

 

  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锺书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

 

  王水照

 

  钱锺书先生以渊博和睿智见称于世。早在1946年,《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即有云:“钱锺书以博学和智慧闻名,他目光深远,犀利的观察并且解剖人生。”四十年后,柯灵在《促膝闲话中书君》(《读书》1989年第三期)中也说:“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与睿智”,“他博及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并指出他的“渊博”与“睿智”当然是“互为羽翼,浑然一体”的。可见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如果只容许以一个字来概括钱先生的学术个性,我选择“博”,因为他的“智”实主要来源于他的“博”。

  然而在钱先生逝世后,在对他作正面评价的同时,时不时也会听到批评、质疑之声,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对他是否淹博的怀疑。说他不知“皮里阳秋”的出处,就是一例。我最早在十年前的《散文百家》(2000年第十期)上读到,以后又时见以此说事,直至20091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又把《散文百家》上的这段文字重行刊登。

  据披露者说,他在“干校”后期,曾向钱先生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他(指钱先生)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云云。说钱先生是“始终答不出来”,“红学大师”却随口“说出了个中的奥妙”,一位是“沉吟许久”,一位是“拍案大笑”,抑扬褒贬,对照鲜明;他还不忘补上一句:“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公允宽容之态可掬,但用意是明白的。

  “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在《赏誉》篇中说:“桓茂伦(桓彝)云:‘褚季野(褚裒)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裁中”,谓内心有裁断。此又见《晋书·褚裒传》:桓彝云“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皮里春秋”,“春”字因避晋帝后之讳而改为“阳”,已作为成语而广为流行,算不上僻典,也没有秘藏多少“奥妙”。钱先生对《世说新语》十分熟悉,刘强《世说新语会评》一书(凤凰出版社,2007年)辑录自唐迄今五十馀家的评点文字,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家。仅从《管锥编》一书检索,已引用达一百零一处。对《赏誉》篇也常提及,如论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其衡鉴未必都中肯入里,而巧构比喻,名隽每堪入《世说新语·赏誉》。”(《管锥编》第四册,第1435页)钱先生对褚裒其人亦颇关注,褚裒是北人,他对南人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回答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补充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则故事也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中指出一般学者对支道林这两个比喻,误解为“褒北贬南”,钱先生认为均为“贬词”。

  钱先生对《世说新语》是如此熟悉,他竟“不知”“皮里阳秋”的出处,是读书时偶然走眼呢,还是临时失记呢?——抑或另有原因呢?

  我第一次在报刊读到这则事例时,脑际油然浮现多年前的一桩旧事。那时我在北京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担任古代组秘书,常要回答一些社会各界的提问。比如毛主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时,一位西苑宾馆的大师傅来电问:“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岂非土豆糊了而牛肉还未变熟,理应先下牛肉再加土豆的呀?如此之类,穷于应对。一次,又有一位老干部来电,问一句诗的出处。他说:“‘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是谁做的?我打电话给钱锺书先生,是他叫我来问你的。”我告诉他这是宋代王令的诗。他立即说:“你真有学问,连钱老也没能回答我。”我连忙说:“老同志此言差矣。大学里教授上主课,助教才担任质疑答疑的小班课程,档次是不同的。王令这首诗,《千家诗》里就有,您以后别再向钱先生提这类问题了。”

  钱先生的“不知”,不少场合下是“佯不知”。回忆我曾向他请益时,多数情况下都是随叩随应,“小叩辄发大鸣”,但有时他会说“不知道”,然后又说,你可在某某书中去找嘛。我就知道提了个不该向他提的问题了。

  《听杨绛谈往事》第225页讲了另一个“不知”的故事。“锺书一天在王辛笛家闲聊,主人忽笑嘻嘻地问他,uxorious是什么意思?锺书说不知道。回家告诉杨绛:‘王辛笛笑我有誉妻癖’。”这是他另一类“佯不知”了。

  再一个例子见于他给我的信函。19841222日来信中说道:“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引者按:指《管锥编》)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如对语言、对现实之矛盾两面态度)。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否?’渠笑曰:‘绝无。’”这里的“未看亦未求看”,也是体现了他应对机智的曲辞。依照他著述的习惯,总有不完不了的补正、订补、增订,《钱锺书手稿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他的著作文本永远是开放的。1973年考古发现马王堆本《德道经》,他不可能不“求看”,以核查有无可资改润之处;他还必定“细看过”洋人的意文译本,胸有成竹,才出语反诘,使接谈对方自己得出“绝无”的结论。

  《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述袁彦伯作《名士传》,谢安笑话他:“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周一良《世说新语札记》云:“狡狯,犹今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在钱先生身上,随处透出机智、幽默、嬉戏之风,说话云里雾里,真真假假,说白点也就是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

  回到“皮里阳秋”,钱先生很可能也是“佯不知”。但究竟是因问题浅显简单,还是出于应对策略——或竟是不爱搭理此君,时至今日,都已无法论证、判明,变成一件葫芦案,但我想个中人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与“皮里阳秋”事例的不确定性不同,《中华读书报》20091230日发表程巍的《“诗可以怨”与钱锺书的〈诗可以怨〉》一文,则是直接批评钱先生的学术论文。该文以整版篇幅表达两个主旨:一是认为钱先生写作《诗可以怨》与当时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有关:“他大概感到‘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上失之粗糙,而那些为‘伤痕文学’辩护的论文则在理论上失之浅薄。但他并不想直接卷入这场热闹的争论。”作者说“这只是猜测”,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不妨再探究一番。二是直言批评钱先生误读《论语》的“诗可以怨”了。他说:“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这也是该文的重心所在。

  钱先生的文章,开宗明义就说明,他提出“诗可以怨”的命题,目的是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正如他的《中国诗和中国画》是对“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要“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评估”,《读〈拉奥孔〉》再论诗画关系,强调诗尤胜于画,《通感》讲文学中感觉挪移现象,《林纾的翻译》讲中国翻译理论等,是他长期系统考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系列重要概念、专题的一篇独立论文。钱先生早在《谈艺录》初版之时,在引言中就说过要把“年来论诗文专篇”“汇成一集”,而以《谈艺录》作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惜《谈艺录》越写越长,分量厚重,而作为“内篇”的“论诗文专篇”却未能全写出来,《七缀集》只可视作未完成的白话学术论文结集。因此,说《诗可以怨》的写作乃受当时伤痕文学争论的触发,只是“不想直接卷入”,即是把此文视作“间接”参与争论之作,如此论定其写作动机,是缺乏根据的。至于这篇论文在发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那是另一问题。正由于对钱先生论文这个主旨的误解,即不是为了“间接”参加“争论”,而是为了系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也造成关于解读《论语》的误解。

  《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其本义而言,主要是指诗歌的效用。钱先生在引用后即说:“‘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但钱先生同时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此文论证的对象正是作为“一种文学主张”的“诗可以怨”。“诗可以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已从诗歌功能问题相通于诗歌创作问题,即指诗歌所抒写的幽怨愤懑之情,这已是文学批评史的常识了。历代文评家都从阐释发挥孔子“诗可以怨”中,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文学命题,而且代代相承论述,又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学术链。梁钟嵘《诗品序》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并列举种种“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情状,然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钟嵘这篇名文就是从诗歌创作内容上来阐释“诗可以怨”的。黄宗羲《汪扶景诗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谕皆是也。”又云:“悽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他也以孔子“兴、观、群、怨”说为依据,把“怨”从“专指上政”扩展到更普遍的哀怨之情,这里是合理的推演,并非曲解。王夫之在《诗绎》(见《船山遗书》)中,更以辩证贯通的眼光论述“兴、观、群、怨”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他干脆把四者称之为“四情”,显然也是从诗歌创作内容立论的。其他文论家如司马迁、刘勰、韩愈等,虽未明引孔子之语,但其论述亦一脉相承。钱先生该文,广泛搜集、梳理、比勘中外有关此专题的文评材料,给出了这一专题最完整的内在发展线索,作了精彩的理论阐释,可谓是我国文评史上这一专题的一次最好的总结。但程文却指责钱先生混淆了孔子此语“接受论”与“创作论”的区别,或“读者论”与“诗人论”的区别,“学诗”与“习诗”的区别,这是不够谨慎的。

  《管锥编》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云: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刘宝楠《正义》:“赋、比之义,皆包于兴,故夫子止言‘兴’。”夫“赋、比、兴”之“兴”谓诗之作法也;而“兴、观、群、怨”之“兴”谓诗之功用,即《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兴”。诗具“兴”之功用者,其作法不必出于“兴”。孔注、刘疏淆二为一。

  钱先生这里虽仅论“兴”,指出“兴”有功用、作法二义,“兴、观、群、怨”讲功用,“赋、比、兴”讲作法,不能“淆二为一”。他批评孔安国(孔注真伪学术史上有争议)、刘宝楠不懂《论语·阳货》篇是讲“功用”的,想不到后人会同样指责他“不懂”,令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程文又说:钱先生因把“怨”解释为“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一指责也是引申过头的。钱文里在引陈子龙“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后,解释说:“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这是称引别人的观点,不等于作者本人的看法,此其一;钱先生明明加了一个“有些”的限制词,表示对陈子龙“皆”字有所保留,不指全部《诗经》,此其二。说钱先生认为“《三百篇》皆‘怨诗’”是毫无根据的,还可举出另一处论述。他在论及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也作为一个例子”,“笼统”之评即是对司马迁说法的明确保留态度,事实上又有哪位妄人会说《三百篇》全都是怨诗的呢?这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了吗?

  程文对于孔子“诗可以怨”之“怨”本义即“功用”意义上的诠释,也是可商的。他反复说,“怨”指“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这里暂不论他在字义训诂上的是非,只谈他的一个自引为新发现的论点。他说:解读孔子此语,应该把“此句与前句对读,而此句恰恰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可惜,诸多解家”都懵懂不知。什么是“此句”?即“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什么是前句?就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首先应该指出,这是《论语·阳货》中前后两“章”,而不是两“句”。朱熹《论语集注》即将此两章分别列为第九、第十,前章是孔子对“小子”即弟子们说话,后章则是对儿子“伯鱼”之语,厘而为二,于理显然。我们知道,《论语》一书是孔门弟子们(包括再传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片断篇章的汇辑,各章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容上的联系,其前后次序的安排也无必然的理路。程文将其作为“前句”、“后句”的连贯整体来解读,是缺乏根据的。更可怪异的是,他把孔子教导伯鱼应研究二《南》,说成是规劝儿子不应“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他劝伯鱼读《二南》,使之‘引譬连类’而知男女之事、家庭之义,好使孔家‘其叶蓁蓁’”,以此与“前句”紧密绾合,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解读了。孔子明明说,研究二《南》,关系个人立身行事至大,否则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论语集注》语),闭目塞耳,寸步难行,怎么能扯到“子无后,乃子之过,故夫子特举《二南》以委婉训导之”?

  程巍选择《论语》对钱先生发起质疑,真是大胆。《论语》这类中国古代基本典籍,在钱先生那一代学人是须臾不离、读得滚瓜烂熟的书籍。年谱材料表明,钱先生与堂弟锺韩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在伯父钱子兰先生开蒙教导下,读完《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他父亲钱子泉钦佩陈澧,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后东塾”。陈澧就说过:“《论语》二十篇,束发即受读。”“今人谁不读,读者谁不熟?”(见《谈艺录》第359页引),也可作为钱先生的写照。记得钱先生1998年逝世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悼念文章中说:“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二十一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这里“郑重”地表达了两个尊重,一是对钱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钱先生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对下一代学人的尊重,期望经过他们“不断地勤苦努力”,出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

 (《东方早报》2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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