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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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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俊:谁代表了钱学研究的“新方向”?——读《钱钟书和他的时代》  

2010-12-14 20:53:55|  分类: 相关讯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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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先生主编的这本《钱钟书和他的时代》,笔者是在台湾出版后第一时间在网上购得的,价格不菲。如今大陆也正式出版,可谓出口转内销,但价格便宜一大截。一本书的钱也不是什么大事,最糟的是书不是想象中的好书,让我后悔不迭,真不该大老远费钞买书

这本《钱钟书和他的时代》(和内容几乎无关的奇怪书名),是厦门大学2008年底召开的钱钟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早在他们家网页和一些媒体上就发了新闻稿。据已是厦大中文系教授的谢泳介绍,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与钱钟书有关的英文史料。如澳门大学中文系龚刚在提交会议的论文《钱钟书对新人文主义的误读》中,利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中钱钟书一篇《关于上海人》的短信,重新解释了以往对钱钟书学术思想的评价,史料和视角均为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中第一次出现。云云。(《中文系举办钱钟书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网站20081126日)其他媒体如《人民日报》(2008124日)以《“钱学”厦大再整合》为题发布了类似的短信息。其实新闻稿的话,多虚张声势、言不实际。兹将有关问题分条略述于下。

论文构成及问题

书中收录论文十二篇,主要构成是几篇旧论文,加上几篇硕士生论文,余下几篇可能才是未刊的新论文。

第一篇龚刚的《钱钟书对新人文主义的误读》,竟被认为“史料和视角均为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中第一次出现”,真不知是编者孤陋还是寡闻,这篇文章早在2005年第9期的《南风窗》上就以《钱钟书谈上海人》为题发表过。谈何新材料!无非换个行头,戴了顶大帽子就不认识了!王人恩的《钱钟书与<红楼梦>》也早在2007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发表过,作者还巴巴的第一个将论文电子稿发给了组织者谢泳(见书后附录的会议筹备记录),牛反刍似的老嚼着腻不腻?龚元《钱钟书与侯外庐——关于钱钟书的一封信》发表在《书屋》2009年第3期。殷洪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图书馆情缘》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图书馆杂志》,文章对钱钟书与图书馆的往来细节挖掘很浅。

谢泳《钱钟书研究四题》,也无非是把已发表的四篇短文集合在一起而已。其中《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刊于2008725日《文汇读书周报》,《钱钟书与拉斯基》发表在20087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钱钟书与周氏兄弟》,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至于很差劲的一篇《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收在《靠不住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1月)一书中,这些文章也曾贴在他的博客里。谢泳的钱钟书研究可圈可点,我在后文将另为评述。

徐雁《一个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方鸿渐”》,文章花了冗长的笔墨在刘半农等人身上,内容比重失衡,主要部分申论发挥得极有限。作者对钱学研究成果的陌生也让人倒胃口。所用钱氏传记竟为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对有关典故也浑然不知,如作者对《围城》中这句“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的出典毫不知晓,竟辗转询问其北京大学的老师白化文教授。白教授竟也不知学蒙古文者为何人。有些其实是熟典,不该一点不知道。李洪岩先生早在1998年出版的《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就曾谈及。1935年,向达首先到达伦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抄录并整理敦煌卷子,找出12册《永乐大典》,后来又在德国把劫去的《太平天国文书》从头到尾翻阅并抄录几大本带回国来(见该书第85页)。至于白教授不知道哪些人曾在海外学蒙文与梵文也很奇怪,陈寅恪不就曾在欧洲苦学蒙文、西藏文、梵文、吐火罗文等东方语么?

几篇研究生论文,水平不等,参差不齐。贺昌盛、孙玲玲《钱钟书早期的“异国形象”研究——<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及其他》,论文花大量笔墨在英译汉复述钱钟书论文上,却不知或不提已有论述的成果,如张隆溪《论钱钟书的英文著作》(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592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与田建民《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平台上与西方人对话——钱钟书英文论著初探》(《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林建刚《乔治·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兼说钱钟书夫妇与乔治·奥威尔》主要谈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史,涉及钱钟书的内容很有限,作者应该在副标题上下功夫。

有些论文该收而不收,如新闻稿中提及:“知名学者刘梦溪结合自己早年与钱钟书的通信经历和对钱钟书著作的阅读情况,对近年一些对钱钟书学术思想的批评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从钱钟书对中国经典的阐解、学术思想史、中国诗学以及文学写作四个方面,来理解钱钟书的整个学术历程,其题为《钱钟书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式》的发言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认为他的发言对以后钱钟书研究很有启发。”(《中华读书报》2008123日)这样一份“对以后钱钟书研究很有启发”的讲稿就是想象中的一篇值得期待的论文。据说还有一批与钱钟书有关的英文史料被首次提交,‘钱学’研究史料又有了新发现。”可惜我们在集子里无缘得见,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

编校质量差

本书为台版繁体,编校质量之差出乎意料。兹举几例常识错误。

2页:“《记钱钟书》”当为:“《记钱钟书先生》”。

37页:“烘在傍晚落照这中”,“这”为“之”。

122页:“傅璿宗”当为“傅璇琮”。

131页:“钱基博《现代中国小说史》”,实为《现代中国文学史》。

144页:“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走过杨绛身边”,“走过”多衍一个。类似再如第191页:“钱钟书与与反右运动。”

146页:“最初我是在50年代初期翻译国籍新闻电讯稿接触奥威尔的名字的”,“国籍”当为“国际”。

151页:“《管锥篇》”当为“《管锥编》”。

156页:“参加”当为“参见”。

157页:“孔茂庆”当为“孔庆茂”。

159页:“权威信”当为“权威性”。

162页:“第168页。”句号当为短号。“《人民日报》”后加句号。

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

按谢泳教授当初对论文作出的要求,论文格式一律为:“页下注脚方式。例如:钱钟书:《七缀集》第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上海。”可整本书里的论文格式却五花八门!亦举几例。高恒文《读〈写在人生边上〉札记》引文无页码,也无页下注脚。黎兰文引专著全无页码,用的还是打着“[A][M]”的学报引文格式,文中还间或有“(《管锥编》1358页,第五册246页)”这样的引注。徐雁文引文采用的是文内夹注方式,页码有时也不注明。谢泳自己的《钱钟书研究四题》,引文采用的也是文内夹注方式。龚元文引《记钱钟书先生》一书不注明页码。杨宁文页下注脚有的按照谢泳的要求,有的以学报引文格式。这些人,要么就是导师,要么就是研究生,怎么连这点学术规范都搞不定呢?附带一提,本书多人引用的钱氏传记竟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对钱学研究的现状与细节竟漠然无知如此。

谢泳的钱学研究

谢泳先生莫名其妙的从山西跑到海西,俨然教授起来。他近年有关钱钟书的研究,出发点是从考察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角度出发的。他的钱学研究,一如其同类问题的研究,两个字:平实。一旦涉及钱钟书的学术领域,他的点评往往不着要害。他可以老实告诉你,“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钱钟书与徐志摩》,《书城》2009年第3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本书第125页)。因为学力兴趣之限,他下的断语往往模糊而有诗意:“这个说法表达了钱钟书真实的内心感受”,(第121页)“这对我们研究钱钟书很有帮助”,(第126页)“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第127页)“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钟书是有帮助的”,(第128页)真知灼见难得一见,有些“有可能”的推断更是荒谬:“本书(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第129页)“钱基博《现代中国小说史》(实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31)“钱锺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第132页)《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一文,肤浅之至,妄说至尊宝就是当年的方鸿渐,几近痴人说梦。《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以后,就受到批评,这次又收到书中作为《钱钟书研究四题》“第一题”,谢教授竟在文末加以说明:“本文刊出后,我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看到读者转贴的弥松颐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此问题已有确解。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推论,而我的结论与弥松颐先生文章提供的事实,在理解钱钟书先生的深层心理上,大体在一个方向。”(第123页)对钱学研究现状陌生如此,还惜惜于自己的文字,真觉愕然。

谢泳说:“我比较羡慕业余的专业,不用靠那个东西吃饭,但又有专业品质,这种感觉很不错。学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我自己感觉比较幸福的就是从来不在专业内,以业余为荣,所以不苦,因为没有人以专业来要求你,但自己其实是按专业标准来做的,所以一切都发自内心。四十岁以后,我绝对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见《靠不住的历史》一书)既然自以为是拿“专业标准”来做的,那么是不是就该更专业一些呢?何况谢教授现在还在培养更专业的研究生呢。

当然,批评指正还轮不到晚辈后学如我等,学界不乏其人。2009年年初还看到方舟子批评谢泳的文章(《英国旧书店给张申府的一封信》)看不懂英文(谢早年似是英语专业毕业)、“极尽夸张之能事”;方引申发挥道:“现在国内研究民国学界、文人,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把那个时代当成了过去好时光,把那些文人当成了高不可攀的高人,缺乏起码的客观、严谨,夸大其词,借昔讽今,做政治文章倒也罢了,能算什么学术研究呢?”有网友亦道:“谢的英文确实不好。”“谢对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掌故的考据功夫是当今比较好的,但是思辨水平就一般了。”

2008年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无疑对谢泳的钱学研究是当头棒喝。书中透露:

不可理喻的是上述“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一些内部材料前些年不知怎的流入社会,散落到了旧书店和废品回收站。有人淘得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如获至宝,津津乐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各报刊撰文宣扬,引用发表。尤其是关于钱钟书的所谓“反动言论”,明明是些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诬告,竟被作者当做实事广为传播,反复介绍,并把这些曾使钱先生深受陷害的诬告,说成是“钱钟书的内心世界”,“钱钟书的直言的一面”,甚至“是关于钱先生人格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为避免混淆是非、以讹传讹,也为了保护钱钟书先生的人身权利,我们曾托友人委婉代达作者,希望对有关钱钟书黑材料的写作能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作者没有回应。(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62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作者竟然连谢泳的名字在正文里都懒得提!只是在注释里标示文章的出处。可见钱夫人的厌恶之情。但谢泳对钱钟书的“间谍案”研究一直似乎不死心,报道称,此次会议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首次引述了美国人李克两封早年和他老师卜德通信中涉及对钱钟书的评价,对于理解上世纪50年代初期钱钟书的思想很有帮助,并在会议上集中影印了新发现的英文史料原件。”(《中华读书报》2008123)在2009年八月号的香港《二十一世纪》上他还再次发表《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一文(原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他当然不好回应钱夫人,谁愿意断然停止自己的业余兴趣! 

不三不四之会议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厦门大学钱钟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讨会者是为纪念钱钟书逝世十周年而办。这次厦门大学办这个纪念会,开始野心是很大的,他们想借这次会议“一为表达对钱钟书和中国现代学术的敬意,一为重振中国钱钟书学术研究做学术准备。我们希望借纪念钱钟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机会,整合国内外钱钟书研究的学术力量,开创中国钱钟书研究的新局面。”(第190页)会议主要联系人、组织者谢泳起初发邀请函,共请了外校约45人参会,囊括了他直觉中钱学界的所有高手。结果实际来的就十余人!想象中的一场盛会,竟惨淡经营,冷淡收场。这其中还有很多“猫腻”可窥。本次会议厦大社科处批了会议经费一万元(第197页)。有些人根本不屑参会(如大连范旭仑,多人推荐),而有些人未获邀请却巴巴的电询“可否参会”(如陈××)。会议21日报到,22日开会(轮流读稿子),23日游览,24日离会。开始说:“食宿由会议主办方承担,往返路费回原单位报销,会议不收会务费。”(第192页)后来又变成:“会议住宿、往返路费回原单位报销,会议不收会务费。”(第194页)眼见一场盛会成了实实在在的一次公费旅游!使我等僻居乡野之人着实增长了见识。

钱氏身前对这类会议最是反感、反对。1987年,钱基博百岁诞期,华中师大欲办会纪念,钱钟书闻讯后即力加劝阻,他在致华中友人彭祖年的信中说:“纪念会事,盛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之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记钱钟书先生》第34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结果他们取消会议,以出版专辑学报的形式来纪念。其实厦大也完全可以改邀请函为约稿函,择优出版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集子来,何必劳神费钞呢。2007年,华中师大还是举办了以纪念钱基博诞辰120周年暨逝世50周年为名的会议,但围绕会议出版的《钱基博年谱》和《钱基博学术研究》价值还是极高的。

2010年已是钱氏百年诞辰,此类不三不四之会少开为宜。但是“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舒展《历史的淘气——记钱钟书》)哪里管得了啊。近期就听说台湾的国立中央大学在去年1218日和19日召开“钱钟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云云。

余声

拿研究生的几篇论文和几篇已经发表的旧文,来充当“最新成果”,妄言“钱学研究的新方向”,实在名不符实,欺骗读者诸生。谢泳在向厦大申请举办“钱钟书与中国现代学术——纪念钱钟书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中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是国内最早把钱钟书研究作为学科对象探讨的大学,在郑朝宗先生的引领下,开中国‘钱学’研究的先河,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国内最早一批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最早出版了以《〈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为代表的学术专著,一时成为国内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主要基地,国内凡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无不以厦门大学中文系为主要学术先锋。”(见第190页)谢教授似乎要把自己编的这本书和郑朝宗先生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相提并论,可是我们除了看到粗制滥造、急功近利,丝毫看不出“钱学”研究的新方向。郑先生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是他1979年招收的四位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代表了那个时代研究《管锥编》的最新水平,得到过很高的评价。敏泽说:“四位研究生的论文总的说都写得很好,有的甚至写得相当出色,超出了硕士学位论文的水平,能够抓住《管锥编》中冥心独造的大端要旨,作出周详的、论据充分的阐发,思想朗然,文笔练达,实属难能可贵。”(敏泽《〈管锥编〉研究论文集·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厦门大学研究钱钟书虽然开国内“钱学”研究的先河,可是近几十年来,郑朝宗去世后,鲜有什么像样的成果出现。郑朝宗当年大张旗鼓的招的几个研究生,还有几个一门心思在搞“钱学”研究?唯为名与利尔尔。

 

《钱钟书和他的时代》,谢泳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3月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7月版。

 

参阅:钱之俊:我为什么不能批评谢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e73e90100nc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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