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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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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政:与默存先生相处的日子  

2010-11-05 20:52:19|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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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研究所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拜钱先生所赐可谓多矣。有问必答,有惑必解。我第一次感受到钱先生对我的关怀,则是他对我的批评。我到所不久,就跟新入所的几位同事,被分配去给木工李师傅当帮手,干体力活。闲时我不是逛故宫,游颐和园,便是到玉渊潭去游泳。有一天,专心致志钻研古书,很得钱先生器重的王水照兄悄悄对我说,钱先生得知我花很多时间到老远去游泳,说为何不抓紧时间看点书?我闻言,一则以愧,一则以喜。

  “文革”百无一是,但兵营式的生活,却大大拉近了文学所上下级之间,老中青之间的距离。工宣队进驻伊始,便要全所员工住进办公室,按连队编制分配房间。我被分配跟钱先生等八九个人同处一室。下垫砖块,高不盈尺的木板床,从南到北不障不隔地紧挨着。室友们只能从床尾上下床铺,三餐亦各端着碗坐在床尾吃。谁个胃口好,谁个精神欠佳,无不有目共睹。夜间谁个说梦话,谁个打呼噜,也无不有耳皆闻。钱先生开头显得很拘谨,但很快便处之泰然,有时大家说笑打闹,他也加入。

  196911月,中央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一锅端”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抽调一批人组成先遣队,钱先生和我均榜上有名。

  我们接掌了当地一劳改农场,我被分配去饲养一群水牛,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则被分配去烧锅炉。没几天,一军宣队队员对大家说,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个社员对我说:“你们那两个烧锅炉的,一定不简单。”问他何以见得?回答说:“他们拣煤核时,手上戴的是一副羊皮手套。”

  其实,钱、吴二先生是很入境随俗的,干校迁往息县后,钱、吴二先生一起负责看管农具,夏日,他们齐光着膀子,很快全被晒成了黑面书生。到息县不久,我也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隔离审查,大约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们这一大批“五·一六”分子,与钱、吴等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因同被专政,便由共患难,而暗中相濡以沫,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感情。文学所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把梳子,还有一把钝得刮不动胡子的剃刀。我见蒋和森、杨世伟、张大明诸君,无师自通,替同事们理发,便也跃跃欲试。一向与人为善的孟繁林兄见我想学,便约我彼此以对方的脑袋当试验品,剃好剃坏都认了。没料到钱先生得知后,也要我替他理。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没学会,您没看见我替小孟理的那个头,跟狗啃的一样,长的长,短的短。”但钱先生却硬着头皮非要我替他理不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那颗里面装的书比文学所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的脑袋,剃成僧不僧,道不道,叫人惨不忍睹的“五七” 头。临走时,他又回过头对我说:“下次还要找你理。”

  此时的钱先生,跟往常那位衣着体面、举止儒雅的钱教授已判若两人。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

  运动稍松,臭老九们又故态复萌,纷纷拿出封、资、修的书籍来读。钱先生的床位恰好在可容纳几十人大房间的东头,紧挨北窗的一个角落,光线充足。他从室友那里借到了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的《聊斋志异》,他读时发现,该书注释转引的一条资料,颇堪玩味,为他以前所未见。此外,他也拿出由同组王伯祥先生断句,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厚厚一大册《四库全书总目》来读。此书乃王老所赠,钱先生显然早已读过,因为许多书页上都留有他的眉批。有位室友曾把此书借去,专要抄录钱先生的眉批,他也欣然允诺。

  许多文章都认为钱先生恃才傲物,更有人说:“若说钱锺书不高傲,那么世间就没有人说得上高傲了。”高傲,不能说一点没有。如对某些享有盛名,又自视甚高,却犯了常识上错误的学者,他批评起来确是语带讽刺,不留情面。而对涉世未深或默默无名的学人,他却宽容得很。对有真才实学,或在学术上能独辟蹊径的学者,他又成了“不解藏人善”的杨敬之,总是乐于推许的。他曾对我夸赞过王伯祥先生治学严谨。有一次在闲聊时,我提及母校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和葛傅椝两位教授,他也点头称许。在息县干校时,外所一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他看后对我说,此人的英语程度相当好。何其芳所长从干校回京后,自学德文,边学边着手翻译海涅的诗。何其芳逝世前几天,钱中文兄和我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他还一再叮咛中文兄下次来时,务必把他一叠海涅诗的译稿捎给他,他可在病榻上修改。何曾向钱先生请教过关于他的译诗。钱先生认为,何学德文不久,但已译得相当准确。从缅怀钱先生诸多文章中,可发现被钱先生赞扬过的人和著作,实多不胜举。

  从明港返京后,钱先生暂借学部七号楼一办公室栖身,此楼仅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门口走廊上各安一台烧蜂窝煤的炉子。钱、杨二先生住在楼下最西头一间。室内有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光线自南窗入,那是杨先生的书桌。另一张面对东墙,光线自北窗入,那是钱先生的书桌。他跟杨先生自晨至昏,不是伏案写作,便是埋头读书,三年如一日(他们在七号楼那间陋室一住就是三年)。倘不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虚耗掉钱先生许多岁月,他极可能会写出另一部像《管锥编》那样“万牛回首丘山重”的旷世奇书来。

  那时,我和拙荆所住的房间,恰在钱先生房间的正上方,仅隔一楼板,我常进入钱、杨先生的房间,报告些小道消息,钱先生偶亦上楼和我闲聊。跟钱、杨二先生毗邻而居,乃人生一大快事。他们亦极得邻居的敬重。那时各家的早餐多到食堂去买,时值食品供应紧缺,食堂早餐总是稀饭、馒头、卤菜这“老三样”。偶尔限量供应油饼、豆浆,此时,一家闻讯,必奔走相告,也总不忘提醒杨先生赶紧去排队。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七号楼居民纷纷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杨二先生和一些老弱的同事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但钱、杨二先生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有一天,钱先生见我回房取物,也跟着上楼。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七号楼已成危楼,千万要到食堂或防震棚去住,等到震情解除了再回来。”我指着南墙一条从我们房间直延伸到他们房间的长长裂缝让他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地说: “不用怕,那是原来就有的裂缝。季康曾经用薄纸条把裂缝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加一句:“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宠辱不惊,遇到特大地震,亦临危不惧。人言“疾风知劲草”,危难临头时,实最能显出一个人的真本色。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研究人员、旅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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