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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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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辰百年:钱锺书的精神遗产与译事往事  

2010-11-17 21:40:46|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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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诞辰百年纪念】

1121日是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不久前,中国社科院举办了“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深入研讨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本版刊发两位与钱锺书多有交往的晚一辈学人谈钱锺书精神遗产与译事往事的文章,以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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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序的推移,钱锺书先生在我们这些现已年过古稀,但曾和他有过不少接触,并曾深受他滋润的晚一辈人的心目里,愈来愈高大。他的身影已渐隐入历史背景的深处,他的博学、睿智与机敏已深入人心,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在一个个性几乎完全被主旋律与群体意识消融、掩盖的时代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学术文化上,钱锺书先生是一位跨学科、超领域的巨擘,我们很难仅仅以单一的什么家名号来概括他,他是学术文明史上罕见的“全才”、“通家”。他在对数千年中华文化与两三千年西洋文化都有通透精深的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比较的、综合的、互通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特别高难度的领域,我们姑且暂称之为“通学”,不具有多语种多文化的深厚功底者,是无法靠近的,而他在此所取得的成就,看来今后也很难有能超越他的来者。

他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既得益于上天所赐给的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天赋,也是他勇于攀越、勤于攀登学术高峰的结果,仅以他的外文字典而言,其中密密麻麻书写着他所作出的修正、校订、补充以及新见语例,就足见他致学之勤,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在语言的积累上如此下工夫,实在令人敬佩。

在文学创作上,钱锺书先生是写知识阶层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大师。他的学识、睿智与幽默使他的小说作品具有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品位,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写这个阶层人物的笔触是冷峻的、讽刺是无情的,他是站在知识阶级意境的制高点上、以知识阶级理想化的标准,来冷峻地观察这个阶级的芸芸众生,来衡量这个阶级的人生百态,来评述他们在困境中的尴尬、无奈、状态以及选择,在小说中是方鸿渐、赵辛楣,在小说外,则是李鸿渐、张辛楣……他的述说与点评或许过于冷峻了一些,这也许会在书内书外引起不适与不快,但他这是出于更高的对人、对知识人物的理念理想,他是在完成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优秀思想家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识阶级的反思者、把脉者、拷问者,是本阶级的“良心”。作为小说家,作为世态观察家、世态点评者的钱锺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很值得世人思考的。

2

在中国,钱锺书先生以自己高度的学术声望与权威的外语技能赢得了一般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重用与礼遇,在这种境遇中,一般人是很容易会有相应的变化,但众所周知,面对着境遇的惯性,钱锺书先生却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以我等能比较就近仰视他的晚一辈的人的所见而言,他显然杜绝了官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这些习性在这个时代已蔚然成风,大有成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之势。与他在学术文化上要求自己尽可能地高不同,他在处世为人上却显然要求自己尽可能持低调谦退的姿态。他虽显赫于朝堂之上,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才使他在中国当代士林中具有一种少见难有的隐逸风度,他是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真正的雅士。

毋庸讳言,钱锺书先生晚年所得到的高等礼遇与尊崇,对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苦尽甘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可没少遭遇过逆境与困境,在历次“兴无灭资”的运动中,他多次被当做批判对象、冲击对象、需要拔掉的“白旗”,即使是在没有运动的“和平时期”,他超人的才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批斗,承受了丧失家庭成员的痛苦、干校生活的困顿以及后来受人挤对、不得不搬出家宅的尴尬,最后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锺书先生却都承受了下来,坚挺了过来,这不能不说表现出了一种卓绝的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背负着、承受着不公正与伤害委屈而仍然工作着、创造着的坚忍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高贵的品质。

3

钱锺书先生另一深具感召力量的人格魅力是他的仁者胸怀,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与晚一辈学人的关系上。这一些学人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他们在业务进修、学术发展、职称、职务、工资待遇、学术荣誉等等多方面都“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身上的束缚、头上的紧箍实在多多,有幸得遇钱锺书先生之时,正艰难地在学术阶梯上攀登。钱锺书先生以近乎悲天悯人的胸怀,一直关怀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即使他与一些人并无直接的学术行政关系,只要你在学术文化上敬业努力,他关注的视线一定会投射在你身上,他迟早总会肯定你、嘉许你,给你精神上的鼓励,你受到压抑与敲打时,他也不忌讳为你说公道话,给予关怀的温暖,至于他在百忙中为青年学子们审阅成果、给予指导、提供建议,更是常事,如果你有幸参与他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即使你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事情,他也会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待你,甚至在学林人士特别在意的署名问题上,也予以提携照顾,几乎达到了过于慷慨的地步,而当他发现青年学子有经济困难时,他则常常解囊相助,“雪中送炭”,颇有信陵君之风。他是我所见的学术庙堂中的一位真正的仁人君子。

写于年届七十六周岁之际

□柳鸣九(学者,翻译家,译有《局外人》等)

 

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

译事一则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

源于写关于傅译的文章,开始与钱先生有通讯联系。拙稿《读傅雷译品随感》,在《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出后,即写信寄给钱先生,为文中引“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一语,未加引号,更未注明出处而告罪。钱公即于五月二十一日复告:

我大前天刚从美国回来,今天起须集中在钓鱼台写总结报告;赐函才由文学所转到,草草作复,请原谅。

我那句话承你赏识引用,何必注明出处?Molière:Il mest permis de reprendre mon bien oú je le trouve.”……

莫里哀喜剧里这句话,意谓:只要我觉得好,自可拿来就用,百无禁忌。钱先生随手引来,足见读书之广,而且不乏风趣,更为我解了围!

写该信时,我还在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不久,一次去三里河拜访钱锺书先生,说起:在《中国文学》Littérature Chinoise做了十七年中译法,到了外文所都用不上了,一切需从头开始,实际已是强弩之末。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钱先生说,当指“文革”前十七年他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职司。针对我的情况,钱先生建议我就翻几本自己喜欢的小说,并说,(大概为宽慰我,)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只相当于英美中学语文教师的水平。事实证明我后来也只译得几本法国小说!至于钱先生讲到的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当指十年浩劫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刚起步时的情况。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国文学方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各科各门均有精深的研究,且能与西方同步,参与对话,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的友谊

嗣后,为《傅雷译文集》事,与钱先生往来多了起来。傅钱关系,非同一般。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之间的友谊,广为学界所闻。解放前的上海,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汇,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自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解放后,钱杨夫妇应聘清华,北上北京,傅则仍留上海译书。“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当时往来函件,经过浩劫,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从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五一年致宋淇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傅雷写道:“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51.9.14)给傅聪信中,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54.2.10)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61.6.26)。杨绛六三年“因妹妹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下的却几近于无。

钱先生给我信中曾说道:“据傅雷先生次子傅敏同志说,他爸爸嘱咐过,译本如要有序言,只愿意杨绛或我来写,不要旁人写。那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付托,使出版单位很为难,愧对亡友,内疚不已。”(79.5.21)可见相知之深,付托之重。八〇年出《傅译传记五种》,杨绛在代序第一段中说:“傅敏要我为他爸爸所译的传记作序。我出于对傅雷的友谊,没有推辞。”文末,为傅雷之死,杨先生大义凛然地诘问道:傅雷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一句接一句,词严义正,掷地作金石声!知识是一种力量,殊不知愚昧是一种更可怕的力量。

钱锺书为《傅雷译文集》费心

出《傅雷译文集》的主意,安徽人民出版社得之于范用先生。八一年三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江奇勇突然来访,谈拟出译文集事。我说,傅译《高老头》、《葛朗台》单印本已行销逾百十万册,市场可能已饱和。江说,译文集就印一千部,准备赔本。相约两天后,六日下午,去北京七中,与傅敏共商出版事宜,最后决定由我先拟出编辑方案。

钱先生实际是傅雷译文集出版的总顾问。编辑方案拟出后,于春末夏初的一天,傅敏与我同骑车去三里河钱先生家。闲谈后转入正题,谈傅译出版事,即呈示草拟的“编辑方案”,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提了很多修改意见,第一段最末一句:“相信傅雷译文全集的出版,将是我国翻译史、文化史、出版史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全句被钱先生删去,认为“似不必réclame”,自己做广告,自吹自擂。

按钱先生改稿,我修订出两稿“出版说明”,由傅敏寄去,钱先生阅毕附函:“新璋拟稿甚好,我改了几句,for reasons of logic and rhetoric,即送还。供参考,千万不要盲从。”“改了几句”,其中一句:“倘译者本人在世”,改为“假如傅雷先生在世”,直书其名,这样行文更清楚。另一句,讲到编此全集,“钱锺书先生擘画指导”,似嫌夸大,改为“傅雷先生的老友钱锺书先生参加意见”,比较平实。日后,冠于第一卷前的“出版说明”,文字基本上遵照钱先生的改定稿。

关于傅译文字,钱先生说:傅雷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帮他把全稿看过一遍。事后,他(傅雷)说,大家是老朋友了,序跋上就不提了。——我从开始学翻译,就特别崇拜傅译。钱先生在言谈中说过,后来致我信中还特别提到:“至于傅译在中文文字表达方面,可推敲处不少,把他偶像化有害无益。Lidolatrie  mène inévitablement à  liconoclasme!”钱先生这句法文,意为“过分拜倒,适足以拜而倒之”。总之,对傅雷译文,钱先生持客观态度:文字表达即使有可推敲之处,也不要去改动,全集编法,应存原本之真,复现原译之本来面目。钱先生这一意见,在编译文集以后各卷时得以贯彻始终,也成为后来整理傅雷著作的指导方针。

傅朱与钱杨两家的通家之好

钱杨两位对傅朱夫妇的情谊,更延续到其儿辈一代。五四年钱致傅函,言愿“听贤郎妙奏”(54.3.5),但直要到改革开放之初,时隔二十五年之后,才得入座红塔礼堂贵宾席,始聆听到“贤郎妙奏”!也正是在那次音乐会上,我初次拜识钱氏夫妇。据杨先生回忆,傅聪和他弟弟小时候常躲在客厅门外听大人说话,“去年(1979)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至于傅敏,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遇有什么为难问题,更得时时向钱杨请教之益。傅朱夫妇与钱杨夫妇之间,可谓通家之好。

物换星移,今日检视,傅钱两位,各自在译界与学界卓有建树,同为二十世纪杰出学人,而成年时在上海结下的友谊,情逾生死,尤为难得!

     罗新璋(翻译家,译有《红与黑》等)

2010-11-17 09:55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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