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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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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钱锺书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  

2010-11-17 21:33:36|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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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先生是在1960年,距今整整半个世纪。那年夏天,我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直到1978年调离。在这18年中,我参加过《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两项集体项目,都在钱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是他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至今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他的日常性谈话。他很少在全所会议上发言,我也没有领略过他做学术讲演的风采,但他日常性的随意谈话,挥洒自如,精彩纷呈,似乎更具魅力。编写文学史时,他是我们唐宋段的负责人,一起借住在北京西郊,与我对门而居,时时简短交谈;后来我利用办理公务之际,数次到他寓所作“一对一”的倾心对话,那实在是至今难忘的幸运。另一个好机会是《唐诗选》五人小组会议,专门讨论并解决唐诗注解中的“疑难杂症”,说是五人开会,实际上主要听取他的见解。这一系列的言谈,当时就给我以“若受电然”的感觉,他对诗歌的“鉴赏和评判”,他的妙思玄想,审美感悟,把我从大学课堂上所接受的一套阐释模式中引出,打开眼界,看见另一番迷人的风景。不仅仅被他的思维敏捷、巧喻联珠、警语迭出所折服,还开始知道学问海洋的深广奥妙,找准自己治学的立足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听讲所感受到的震撼并未减弱,但具体所谈内容细节却被岁月销蚀殆尽。我常常深以为憾,特别是不能与我的青年朋友们分享。

       好在手边还保留他审读我文稿时的两份书面意见,谨作记叙,稍述心得,希能对当年耳提面命、尽兴倾谈的情景,仿佛一二。

       我在1965年写过一篇《韦庄与他的<秦妇吟>》,投给《文学评论》,编辑部请何其芳、冯至、钱锺书三位先生审阅。为了便于我修改,编辑部把他们的审稿意见直接转给我,因能珍藏至今。钱先生的这份审读意见,约一千字。他起笔写道:“有新见,能分析细致,文笔亦明洁。同意何其芳、冯至两位同志的评语。可发表。但有若干处须修改,列举如下。”开宗明义第一条意见即关乎论文的主旨及立论方法,既抓住了要害,又巧妙地解决了审稿过程中的一些意见分歧。我的文稿原拟围绕韦庄及其《秦妇吟》的评价,论述两个问题:(一)从韦庄的作品可否称为“诗史”并与杜甫相提并论,谈谈科学类比和庸俗类比的区别;(二)从《秦妇吟》反对农民起义是否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谈谈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态度。在审稿中,有先生认为杜甫韦庄类比之说“并不普遍”,“用不着专段加以辨明”,建议论文集中解决《秦妇吟》的评价问题,其他均应删节、合并。这与我写作此文的初衷有些距离,因为我以为科学的历史类比虽然不失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常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韦庄的反对黄巢起义与杜甫的反对安史之乱,就不能简单比附而将韦庄作品也称为“诗史”。以韦杜之例,深入阐释不同的类比方法的意义,还是有学术价值的。因对这一删节建议,我正踌躇不决,左右为难,钱先生即敏锐地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论文第一节“历举韦杜类似之处,欲擒故纵,欲破先立,虽见心思,而不免系铃解铃之病”。我原意不是要写一篇驳难之文,而是试图说明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但在行文中,确有虚设论敌之嫌,钱先生所言,一语中的。然而说韦庄作品为“诗史”者实有其人,说“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的,还是我们尊敬的陈寅恪先生(《韦庄秦妇吟校笺》),韦杜相比之说,并非子虚乌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而,钱先生的最后意见是:“我意此节作为冒子,可以保存,而改变写法。譬如说‘韦庄和杜甫表面上有些类似之处,但于杜甫认识甚浅,故古代文评家未有以之比杜者。由于《秦妇吟》的发现,近来有人抬出与杜“诗史”并称,这是不正确的’云云。”

    有钱先生的这条意见,我的修改自然容易多了,也感谢他的苦心。但他并不仅止于帮我“解围”(第一节不必删削),而更进一步指出:研究作家之间创作的影响问题,应该采取“更科学,更有分析”的态度,他一一分析所谓“韦庄一生崇拜杜甫”的实例,揭示其论证上的缺憾。如韦庄编选《又玄集》列杜为首,似为尊杜之证,钱先生说:“事实上《又玄集》选杜五七律六七首,皆流连光景之作,于杜之有‘诗史’价值者,一概未选,是于杜之认识极为肤浅(尤其在元稹标举杜甫以后,更证韦之无识),而于李白,尚知选《蜀道难》,相形之下,可见‘一生崇奉’之实际情况矣。”“列杜为首”仅是表象,其选取标准和眼光,才是问题的关键。又如韦庄“临终时对杜诗吟讽不辍”问题,他写道:“乍见之大有《列朝诗集》记王世贞晚年尊苏轼,临终时‘手东坡集不释’之概,然事实上韦‘吟讽不辍’者,只是杜诗中两句,即《又玄集》所选《南邻》结句(‘相送柴门月色新’云云),是证据亦无甚力量。”又如“身世、住宅之偶合,亦似缺乏文学批评上的价值。韦庄杜陵人,买宅浣花溪上,自称‘杜陵归客’,名集曰《浣花》,理亦当然,未必为‘崇奉’杜甫之表示,与柳开之号‘肩愈’,王质之号‘绍陶’,具有倾向性不同”。振笔直遂,一气呵成,最后归纳为“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他已为我作了具体的示范。

       我这篇文章论及黄巢起义军,在当时主流思潮笼罩下,自然更强调它的“革命性”与“历史的正当性”,多处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入此文,编者在《前言》中还把它当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论,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的例子”,这是编者的宽容,其实只是引用频繁而已,光引列宁语录就达四处之多。为了避免满纸必称马列的“党八股”气,有的地方我采取了撮述其意、不注出处的办法。譬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云:“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杜甫《三吏》、《三别》产生于潼关——洛阳道上,韦庄笔下的“秦妇”从长安逃难洛阳,我以为其蕴涵的意义是不同的,因而化用了“悲剧”、“笑剧”之意而以自己语言表达之,未注出处。钱先生批云:“‘历史上这样现象’数句,若非隐承马克思语,则是与马克思暗合,请看《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一节。”我当时就明白:“与马克思暗合”云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引文必须注明出处才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

    钱先生在这篇审稿意见的尾注中说:“以上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写的,其它意见琐细,于四月十日与水照同志面谈了。”四月十日是个星期天,我专程去钱家听取他对此稿的意见,他倾筐倒箧,巨细罔遗,我听时且惊且愧,现今却印象模糊,无法准确记叙;他另一篇审稿意见,因是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笔意畅达,娓娓道来,颇具面谈时的现场感,也见出他一贯的指导后学的那份尽心、细心和诚心。

       我执笔的《唐诗选·前言》一稿仅一万多字,他的这篇审读意见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六百多字。从开头第一段到末尾一段,他均有批评。我在文章开头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大意,初稿尚待寻找),他分析道:“我意首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宜改为‘中国文学史’更妥,因‘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在语言上血肉联系,且唐诗至今还是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此为开宗明义之句,应说得高瞻远瞩些。何况隔一句又说‘我国古代诗歌’似不须重复如此。鲁迅语可引,但其语意(‘到唐已被做完’)是绝后,而把它来承上句‘空前繁荣’,稍觉不贯,至少得说‘鲁迅先生还(甚至)说’这一类字样。”这篇文稿我是19778月写的,那时已有十年不写学术论文,笔舌滞涩,套话、熟词连篇,行文粗疏,鲁迅语中“绝后”含意,与上句之“空前”两字枘凿,我浑然不觉,钱先生却说“刺眼,请酌”,具见他敏锐的语言感觉和缜密的文思。

       我的文稿接云:“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不成熟”三字,引来了钱先生的一大段议论:“‘不成熟’三字似可删,因主观上是‘成’而大成、‘熟’而烂熟,方敢提出公之于世。此序又非即席临时发言或考场试卷,无人催促,非急就章,如觉‘不成熟’,不妨再加深思熟虑。虽客气话,亦当切合体裁。请酌。”“文革”也是一场民族语言的灾难,大话、空话、粗话、套话满天飞,汉语之诗性智慧、灵动美感已丧失殆尽,钱先生这里所发的感慨,似不仅仅针对“不成熟”三字而已。

       这篇审读意见共九条,内容广泛,涉及文字锻炼、引文规范、例证增删,乃至立论要旨、研究方法等方面,是一篇值得反复琢磨、细心揣摩的文字。我在文稿中引用李德裕反对进士科的奏章,引文是依据《新唐书·选举志》,而以《旧唐书·武宗纪》为参看。他的批评先从文史常识谈起。他认为:“凡新旧《唐书》同记一事而内容不甚差异者,当以《旧唐书》为主,而以《新唐书》参看;此乃清代学者传统,未可厚非”,譬如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引述《唐书》即是如此。然后具体评论我文稿中的引文。我引《新唐书》,此处作“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然而他亲自查检《旧唐书》,却作“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他在“举”、“自”两字之下加了着重号,认为“意义远胜”。他阐发道:“《新唐书》仿佛‘显宦’是一门行业,自小就可学习,未做官已能上朝廷亲自‘目’击朝仪,都是语病。”而《旧唐书》的“自小便习举业”,说明“‘阀阅门第之家’虽仇视‘进士’之‘业’,而亦自有其‘举业’;与郑覃抬出‘诗三百篇’来抵制文家‘诗博士’之举可合观。”

       从新旧《唐书》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异文对勘,说明从史源学而言,应以《旧唐书》为正,而以《新唐书》为辅;然而钱先生这里不在提供一条传统史学信息,而是把问题展延到更重大的学术课题。唐史研究中有个重要观点,即士族世家以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新兴的庶族寒门,并以此作为解释唐代一些文史问题的理据。我在文稿中也接受这一见解,用以说明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钱先生显然不认同此说。他写道:“仇视‘进士’不仅(‘仅’字下有着重号)是世家子弟反对选举,还包含着自周、隋以来经学对词章的仇视,即‘儒林’对‘文苑’的仇视(在宋如道学之于诗文人,在清如考据家之于词章家,在现代欧美如科学家之于人文学家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文中不必详说此点,但措词须稍减少简单化,除非能证‘明经’派都是贵族世家。”他举了韩愈《答殷侍御书》,指出寒门出身的韩愈向大经学家殷侑倾心学习经学的诚意,最后说:“足徵‘进士’和‘经书’是两门学问,但‘进士’与‘明经’不一定是出(于)两个社会阶层。”在不同观点的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学科背景和研究范式,正表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钱先生富有理据的质疑,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和深化,实在应引起重视。

       我在文稿中还说到,“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又有一大段批语:“也只能如此接受票面价值。李、杜姑存疑,杨炯、王维之伦有多少忧国安民的志向,我只大胆怀疑而已。”虽然是勉强接受了,他提醒我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与后面作家小传矛盾:《前言》中俨然志士,小传中却说是吟咏山水风月之士,如王维。二是刚说过诗歌在唐代是社交之具,进身之阶,那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岂学书生辈,窗间一老经”等语,其“真诚性”就“大可斟酌”了。末了他还不忘幽默:“但是,看来大话不可不说,正如袁嘏诗篇无只字可传,而一句大话便能名登《南齐书》、《南史·文学传》也。”袁氏的这句大话是:“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

        涉笔成趣,然而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极其严肃的。研究者、解读者与面对的史料、文本之间,横亘着三重障碍:一是无法彻底了解古人的具体语境;二是无法摆脱已有的对该史料的认识和解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三是无法脱离自身的时代、环境、经历、学养的限制,由此造成的“文字之执”是必然存在的。钱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死于古人句下,不要迷信“票面价值”,要穿透文字表面而看其底蕴真相,所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的文稿带有明显的应时性,现已不为自己所看重;而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却具有学术的长效性,岁月流驶而光景常新。时时展读,仍能读出智慧,读出对后辈的提携深情。

日期:2010-11-17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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