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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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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诺: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2010-11-15 20:13:32|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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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为莫芝书作序手迹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一百年诞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钱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候的好朋友。那时还闹个笑话,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外盛传钱先生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钱先生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我们翻开《管锥编》,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语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材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有点面熟。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实在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它们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内涵往往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这样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如讨论唐代的税赋制度,三馆,石经等。钱先生的《管锥编》则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择《春秋》而选择《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向来被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的,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清代学者把它当为一部著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清代才蒐罗的集子,很当一回事地逐篇研讨,相信钱先生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这体现了钱先生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因为总的说来清代学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动摇。钱锺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现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的时候,往往过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钱先生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他完全可以接受资料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宁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资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简单化了。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可是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作佐证。钱先生早些时候写《谈艺录》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锥编》里却构成几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个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我们知道钱先生着手写《管锥编》,是1971年开始的,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他和他的夫人杨绛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两人无家可归,有三年只好睡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办公室。《管锥编》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整理多年累积的笔记。我们要问,他决定写《管锥编》,决定怎样写,和“文革”有没有关联?钱先生通盘讨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说,元明清的戏剧、游记等等,独独不提当下,是不是和“文革”有关?他为什么中文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却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著作呢?

  钱先生在1942年写《谈艺录》的序时,提及当时的中日战争,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接着说:

  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

  匡鼎是前汉一位学者,据说他讲《诗经》会令人开心地笑;赵岐为躲避敌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墙壁里生活,有人说他的《孟子注》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钱先生在战乱的时候写《谈艺录》是要学匡鼎和赵岐。

  恰恰三十年后钱先生《管锥编》的序怎么写呢?这序非常短,大约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无论对外在的环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时局不好,因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来医病的。虽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说对时势完全无补,可是有心人若仔细查一查,就发现所谓“木屑”“竹头”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没有用,因为典出自《晋书》陶侃的传。陶侃监督造船的时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不准丢,保存下来,别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举行朝廷大典时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场,竹头则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时候当钉子用了。

  钱先生写《管锥编》时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这篇序虽然用中文写,国内也许很少人看到,德国女学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讨论《管锥编》与杜甫的书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请钱先生替她写序,钱先生的序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著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这里,钱先生直爽地说道他用典雅的语言,迂回隐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让一般人,包括红卫兵,看不懂,因为这东西是“私货”,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是谁呢?他是苏联斯大林手下专门对抗知识分子的高官,是江青一类的人物。钱先生这里把《管锥编》定位为比较文学。1948年苏联作家协会会长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诺夫的指导下批斗刚出版《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犹太裔作者 Isaac Nusinov 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因为 Nusinov 竟敢搞比较文学,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后来苏联的领导人常常用这句话批评对中央政府不够“忠实”的知识分子。钱先生在这里居然把当时的自己也视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

  我们要问,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有没有批评“文革”呢?直接批评当然没有。但他在第二集讨论老子那一章里,对老子思想的抨击特别严厉。他批评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义(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又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无知无欲”,“浑其心”),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时“文革”各种现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的说法替法家的苛法铺平了道路,而所谓的“无为”造成了无所不为的局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天地无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关”而已。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管锥编》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强梁者残酷而无慈悯,柔巽者必脂韦而无羞耻。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管锥编》2: 421

  “无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无身”而可以脂韦滑稽,与世推移,全躯保命,长生久视矣;“无为”而可以无不为,无所不为矣;黄老清静,见之施行而为申韩谿刻矣。(《管锥编》2: 414-15

  我们了解钱先生作《管锥编》时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处是有的放矢的,这些话是带着伤痛写的。我并不是说这是《管锥编》唯一的意义或是钱锺书写这本书唯一的目的。《管锥编》还有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关的种种方面。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都有丰富的贡献。但除了学术意义外,《管锥编》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1980年钱锺书为妻子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序文时,提到“文革”的情况: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 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 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钱先生在序里对自己的行为太苛刻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运动不参加是不行的。其实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文革”还未结束,他在这个一摒弃传统文化敌视西方文化的时期,费全副心力整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念,而且把这些理念与西方文学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国也有,是反潮流的,需要极大勇气。他当时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别是红卫兵看不懂的语言,用迂回的方法,他这样做,非常孤独,感觉上自己是个“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而进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样,钱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地被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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