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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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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2010-11-12 21:42:49|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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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1957年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这个话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热闹了一阵,有人提问,有人作答,有人自说自话,至今似乎也没有完全过去。

我也傻乎乎地问过杨绛先生:「很多人都奇怪钱先生怎么逃过1957年这一劫,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

杨先生反问我:「钱钟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

杨先生所说的黑材料,是指1955年肃反运动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识分子政治排队材料,后被收入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的关于北京大学的情况简报,题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份材料,19561月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又被印发与会者参考,钱钟书的反动名声,亦由此而越传越广。

这类材料虽名为调查,最初一般但凭群众检举揭发,不加查证核实,不与本人见面,分别放入个人档案。因此有人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每次政治运动都逃不掉的重点,即所谓的「运动员」。而钱钟书先生比较幸运的是,他档案中的黑材料,「文革」中被人用大字报给原原本本地捅了出来,同他本人见了面,使他有可能针对问题提供线索,要求查明,予以澄清。

黑材料的内容因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难免引起震惊。钱先生那时本已「下楼」(即走出牛棚)」。可是文学所的革命小将阻止了他,说:高端问题已经查清,大字报所控的「告发」人,否认有此告发;至于其他方面,钱先生的说明,比他们的调查还详细得多。

这事原已过去,只有经歷过「文革」的文学所老同事还能忆及,杨先生的《干校六记》略有简述。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人从旧书旧货市场淘到一份当年北大知识分子政治排队材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认定「这是一份秘密报告,一般不为人所知。就是钱先生自己,也蒙在鼓里」,「是关于钱先生人格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见《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第207页读者来信《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一再将材料中有关钱钟书的部分摘录公布,作文发表,而对材料诬陷内容不予澄清,以致许多读者信以为真,或半信半疑,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总之,似是而非,广为流传。这也许正是「反动教授」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划为右派,成为热门话题的重要原因。

为澄清事实,避免误导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给曾刊出上述材料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发去一份公函,指出:「材料中所列举的全部所谓『问题』,钱钟书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一一调查清楚,做了结论。」认为此说「纯属空穴来风,查无实据。」钱先生本人也并非「一直蒙在鼓里」。〔引自《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第205页《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说明。〕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应文学研究所要求,就刊出读者来信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学研究所的来函,于该刊2004年第1期上作了说明。客观、透明,体现了该刊一贯的严谨作风,不像同样刊出上述材料的许多报刊,只图热闹,不屑作任何澄清。

文学研究所的公函称,钱钟书「材料中所列举的全部所谓『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一一调查清楚,做了结论」。令人费解的是,全部「问题」既然早已查清,缘何于十年后的「文革」中,又重新作为罪证抛出?

杨先生称黑材料为「背后扎来的一刀子」,防不胜防。她不明白,人要有良心,讲良心,「怎么可以无中生有,编造罪名陷害人,是昧良心的呀!」可能是黑材料为他们带来太多伤害,事过多年谈起还愤愤然。

我劝杨先生,「问题」既已查清,就别再多想。过去许多事情,都与极左思潮、宁左毋右有关,运动不怕过头,上纲惟恐不高;不重调查研究,不讲实事求是,没有无罪推定,缺乏反坐制约,致使有些居心不良者诬陷他人,肆无忌惮。……好在如今已有相当改进,至少不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审干和解决思想政治问题,逐步健全法制,向法治社会方向努力。

我请杨先生「言归主题」,谈谈他们在1957年反右前后的情况,我说您二位在「大鸣大放」中不鸣不放,难道对后来的反击右派有先见之明吗?

杨先生答:「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钟书和我都『脱离政治』,歷次运动都不积极。

「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_』,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

「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

「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直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

「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

「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1957年春钱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认为他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没想到首当其冲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听得恼了,不禁变脸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我说:「不幸的是全国未能逃过此劫的知识分子有五十五万之多,有些人并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最后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杨先生说:「这我知道,我弟弟就是这样的右派。运动中他对一位爱胡说的同事警告说,少胡说吧,已经快要划你右派了。那人立即报告组织,后来此人无罪,我弟弟却当了右派。他是眼科专家,要动手术的。右派罚作苦工,手指不灵活了。改正错划后只教书,不看病了。」

我告诉杨先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各单位落实右派政策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回原单位申请改正错划,甚至亲属也下落不明,他们鲜活的生命,已在那场风暴和其后的磨难中化为烟云!」

「唉……!」杨先生以一声长嘆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嘆息的沉重,意味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0-11-07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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