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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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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凡:多少风雨事 旧时月色中   

2009-10-08 21:56:54|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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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凡:多少风雨事  旧时月色中

 

■本版口述者王平凡

 

  1921年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4年,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至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1983年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1985年离休。兼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等职。

 

  ■重要提示

  ■因为俞平伯先生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有的人不同意把他定为一级,何其芳反复说明做了工作。

  ■文学所党组织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到了俞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相对来说还是锐减了许多。

 

  ◎口述者 王平凡 ◎整理者 王素蓉

 

  ■何其芳主持评职称

  是否“一人说了算”

  王平凡老人曾经长期担任文学所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文学所建所以后的整个工作过程比较了解。笔者闲时多次和王平凡老人长聊,老人说了不少文学所旧事。前些天王平凡老人告诉我,最近看到李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又一次提到何其芳评职称事,其中一些提法让人觉得不妥。

  王平凡老人追忆了当年的工作情景:

  《学者要勤于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317日第12版,作者李文)是一篇好文章,我作为一个学科组织工作者,很受启发。但文中提到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一人说了算”,这种说法使我感到不安。作者说:“钱钟书当时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的条件,于是就给他定了一级研究员。”“当年,何其芳在评职称的事上为何‘敢’一个人说了算?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这种说法,已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我又想到,2007523日文艺理论家陈涌给我来信,信中说:“前些天从《报刊文摘》看到一则有关过去文学所评职称的叙述,尽管是好意,但说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没意见,这简直是胡编……”他从报上剪下来(《简单的公正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作者吕微)贴附信后给我。陈涌同志当年任现代文学组组长、学术委员、党总支成员,他参加了评职称全过程。他希望我能排除顾虑,实事求是地介绍文学所评职称的情况及其他重要问题。我当时有病,未能如愿,感到抱歉。现就文学所评职称问题,作简要叙述。

  1956年是我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14-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强调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24日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评定职称、升级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著作,即在本学科中的成绩和贡献。由此文学所开始评定职称,当时由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副所长何其芳向全所作了传达,学术委员会作了认真讨论。会后,在郑振铎、何其芳两位所长领导下,由毛星和我按照通知的要求作具体准备,组织部分学术委员阅读科研人员论著,了解中科院某些研究所、北大、清华等单位与我所学术相当的评定职称、级别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名单,并向所领导作汇报。

  我们根据两位所长的意见,修改了内部定的名单。一级研究员3名: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自己改为二级);二级研究员9名: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缪朗山、陈涌;三级研究员5名:力扬、杨季康(杨绛)、罗念生、毛星(原定为二级,毛坚持改为三级)、贾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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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三番五次,调查来调查去,最后和本人见面。在讨论时,对钱钟书定一级研究员,没有争论,一次就通过了。评俞平伯一级研究员,就难一些。因为当时刚批过《<红楼梦>研究》,大家火气很大,要给俞先生定为二级研究员。据陈涌回忆说:“何其芳在会上公开表示,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当时他说这话起了一定作用。何其芳比较冷静,这给我印象很深。俞先生定一级研究员本来也是应该的,当时我还很年轻,已经评为二级了。俞先生如跟我一样,不是太滑稽了吗?祖宗三代呀,他应该是我的祖父辈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清楚是不行的。”

  名单初步确定后,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有的学术委员不同意俞平伯定为一级,因他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后经何其芳反复说明,并报中宣部批准,才定为一级。

  这次评职称主要根据论著评定的,著名翻译家杨绛、罗念生、吴晓铃、贾芝等职称略低,大都因为论文少,吴晓铃选注《西厢记》,并协助郑先生主编《古本戏曲丛刊》,不算科研成果。贾芝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也不算科研成果,被评为研究三级,而只能算作副研究员,直到“文革”后才定为研究员。

  当时评定职称的对象,大部分是从北大、清华等中、外文系调来的,其中有不少是郑先生的老朋友;何其芳从有关部门调来一批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员。对每个研究人员的评定,是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讨论后的结果。所党组织特别尊重郑振铎所长的意见,绝不是何其芳个人说了算。

  当年文学所评定职称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作风,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钱钟书有“历史问题”

  为什么还定为一级研究员?

  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中,多次提到文学研究所领导认为钱钟书有“历史问题”,但为什么还给他定一级研究员?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疑惑不解。为此,笔者特向王平凡老人作了访谈,下面是谈话摘要。

  问:《听杨绛谈往事》(以下简称《往事》)中谈钱钟书“历史问题”,你知道吗?

  答:《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刊登了《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一文。有关领导也向我做过调查,我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回答。《往事》中增添了不少所谓“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我用不着一一去谈,我只就我了解的情况作些说明。

  我是1955年调到文学所,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必须了解研究所的全面情况,特别是科研人员的思想情况。何其芳在给我介绍科研人员情况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谈钱钟书、杨绛夫妇的情况,说钱钟书在解放前,受郑振铎先生影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参加编辑《美国文学丛书》,并参加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活动。19481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逃台湾。郑先生听说台湾大学聘请钱钟书、杨绛夫妇教书,他赶紧给他俩写信,劝他俩留在内地等待解放。据钱先生说,他俩原打定主意不走,得到郑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下来。1949年上海解放,他谢绝了英国某大学之聘,及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位,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母校清华外文系教授。“他俩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何其芳的肺腑之言。

  我曾听到所里、北大对钱钟书的“历史问题”有所议论,要求何其芳能具体给我谈一下。他回答说,钱钟书先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工作时,是经过中宣部严格审查过。党对钱先生是了解的,信任的。何其芳对知识分子工作十分重视,一再要求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到在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充分发挥作用。

  问:你看过钱钟书的档案吗?

  答: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档案由中宣部管理,所里没有他们的人事档案。我在文学所工作多年,从未看过钱钟书的档案。

  问:1956年,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这份材料表明,党内一些部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我想知道,对于《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文学所领导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体制问题。

  文学所于1953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附设在北京大学。周扬同志和北大领导商量决定:北大负责文学所办公、宿舍、工资,及一般党团组织生活。文学所的方针任务、科研规划、高级知识分子的管理由中宣部负责。文学所党组由中宣部批准,何其芳任组长。北大和文学所这种关系说明,文学所和北大在实际工作中,不是领导关系。高级知识分子的评定职称、人事档案等,都由中宣部管理。1956年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到“文革”前,都是如此。因此,何其芳认为钱钟书的历史没有向北大组织谈的必要。我刚到文学所,何其芳就对我讲,中宣部对钱钟书是了解的。至于《调查材料》中那些问题,是否征求过何其芳或其他同志的意见,直到1956年我们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时都没听说过。

  1956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央政治局于224日举行会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所党组织和党支部学习中央文件时,大家结合文学所科研队伍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通知。由郑振铎、何其芳两领导提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定钱钟书为一级研究员。这对钱钟书“历史问题”的种种议论,我想是最好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后,钱钟书的历史问题,经过内查外调,并与本人核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何其芳同志为文学所树立了好的学风,鼓励大家实事求是,认真做学问。他对老专家充分信任和尊重,妥善安排工作,而且在生活上热忱关心。特别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了广大科研人员。对俞平伯、钱钟书等先生的保护和信任,就是最生动的事实。

  ■俞平伯先生“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此说不符事实

  1954年,全国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在文学所是一件大事。对这场运动,王平凡老人这样回忆道:

  俞平伯是文学所古代文学组研究员。他在2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是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的“新红学”的代表作。1952年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3月,他在《新建设》上《<红楼梦>简论》一文,受到李希凡、蓝翎的批评。

  19541016日,毛泽东发出一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信中一开头就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他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地清理和批判。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产生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偏差,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在全国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时,调子越来越高,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促使其尖锐化的倾向。有的报刊上已出现了乱扣帽子的情况,基本上否定了俞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意义。

  文学所如何对待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这是所内外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郑振铎所长对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俞先生是他的老友,是他请俞先生到文学所工作的;进所后,又是他请俞先生继续研究《红楼梦》的。俞先生如果有错误,自己也有责任。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表示要正确对待。不久,他率团访问印尼、缅甸去了。他相信其芳同志会领导好这场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

  其芳同志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信。在11月初一次发言时说:最近所揭露出来的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我身上也是存在的。毛主席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使我们从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平共居、安之若素的麻木状态中觉醒起来。这对我们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要求全所正确地开展批评,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全所批判会,从1125日至1217日,共开过六次。其芳同志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开展讨论。在会上,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全国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期间,俞先生仍然受到全所同志的尊敬和所领导的关心,他继续进行校勘《红楼梦》的工作。

  记得近年来,有位作家在其著作中详细地记录当时批判红学运动的前前后后,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批判,很难说是学术方式,无异于给了老知识分子们一个当头棒喝,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畏首畏尾,生怕同政治错误沾边。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俞平伯先生,从此以后,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

  这场来势汹涌的批判运动,无疑给俞平伯先生造成的心理压力及内心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说俞先生“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这恐怕不是事实。据我所知,轰轰烈烈的运动到了当时俞老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相对来说还是锐减了许多。这与郑振铎、何其芳等有关领导的关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563月,刘少奇在家里召见周扬等人,指示“对作家要注意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运动当中反了就赶紧团结。”两个月后,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为俞平伯赔礼道歉,还指责批评俞平伯的一些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随后,俞平伯相继发表了考证一类文章若干篇。1958年初,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大量出版。篇首是俞平伯写的序言,何其芳为之修改润色。要知道,这要负载着多大的重压?

  1961年《文艺报》登了俞平伯的文章《古为今用》,据说当时《文艺报》负责人兴高采烈地说:“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1963年,在何其芳的关注下,《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还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篇自称是“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

  另外,据当年中央党校文艺理论专业班副组长王继武告诉我:1962年至1964年,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商定,在中央党校办文艺理论专业班,邀请当时文艺界许多专家学者来授课,俞平伯是其中之一。俞老授课的内容是:如何欣赏宋词的问题,如对李清照的《声声慢》一词分析,讲到作品巧妙地用铺叙手法和叠字运用,吐露女词人的哀愁,充满了颓丧以至绝望的情绪。对其艺术特色作深入细致地分析,深受学员们欢迎。俞老当堂吟诵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沉浸之势,至今历历在目……

  谈及文学所的往事,与文学所、外文所共同经历五十多年风风雨雨的王平凡老人感叹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可敬、可亲,甚至很有个性的大师、学者们一个个已离我们远去,今天真的很怀念他们……

2009/07/24 北京青年报

 

[]1982年钱钟书致王平凡的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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