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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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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高嵩松:小器易盈 好问则裕  

2009-10-27 18:56:31|  分类: 为钱锺书声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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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李裕民也是其中的一个。

  《社会科学评论》20083期刊载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一文,对钱先生的学识作了尖锐的批评。2009419日《上海书评》登出陶符仁《为钱锺书先生辩》,就李文发表了异见,于是李君又在20092期《社会科学评论》上作《是“误订”还是“误辨”》一文加以反驳,大有桃(陶)李争春气象。李以治史闻名,陶尚无名,而显是文学之士。文、史两界同就一部文学选本各抒己见,互有诘难,贤于群儿相贵远矣。两造相争,宜加评判,沿根讨叶,由花及果,鄙见是道旁之“李”,远不及园里之“桃”。陶、李的优劣,体现于对钱先生的臧否。

  平生最厌甘言,爱聆苦口,以己度人,想陶、李二君亦复如此。“桃”之甘姑撇一旁,且以苦口说“李”之苦吧。

  昧于知言,喜鳖厮踢

  钱先生口多微辞,语妙天下,而解人苦少,误解滋多。他曾说读《管锥编》者“如‘鳖厮踢’,则参禅之死句矣。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与周振甫书》,《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宋诗选注》虽由白话写成,但其中的“滑稽游戏”,缺乏幽默感的读者却也往往死于句下。

  《宋诗选注》韩驹小传说“看来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这显是不赞同苏辙之言的一句俏皮话,陶君慧业,足以会心,却无端引起了李君的无明之火。他大动干戈,又是量帽子的高低,又是测储光羲的知名度,还要计算“动不动”的频率,甚至统计宋代选本中储诗所占的比例,最后断定这是钱先生“随意给一位名人加的恶名”!

  记得沈括谈及杜甫《古柏行》时说:“‘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梦溪笔谈》卷二三)王观国批评他说:“‘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较之,则过矣。”(《学林》卷八)钱先生也嘲笑过这一流人物。他说:“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管锥编》95页)想不到此类迂儒,钱先生在其身后居然不幸遇到了!

  还有,如《选注》中提及的梁山泊、李师师之事,皆读者耳熟能详,作为一本普及读物,足见钱先生的循循善诱,而李君则无不啧有烦言。不禁使我想起以前撰文论述孟姜女的传说时,有人正色告诉我,这个故事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科学。我只能瞠目以对。

  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引张佩纶《涧于日记》之语说,“考据家不足与言诗”,又嘲笑一些注家,“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45页)。李君考据实未足成家,《宋史》也未全塞进肚子,但考据家的病痛,却一样不少,自然“痛即不通”了。

  偷梁换柱,闪避腾挪

  一个人既然真理在握,自当义正词严,对论敌迎头痛击;而李君却施以诡辩,乱以游辞,色厉内荏,明眼人都能窥破。

  李君一口咬定钱先生不知李若水有《捕盗偶成》之诗是他“学识上的缺陷”;而陶君则认为不足为据,因为即使在三十年后,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也全不晓宋人曾有此诗,故一再为宋江辩“诬”。按照李君的逻辑,岂不也是邓公学识上的缺陷与褊狭了?李君搬起石头砸钱先生,想不到也狠狠地砸到了自己恩师的头上。陶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君自然无词可对,只得大呼“株连”。李君投鼠而不肯忌器,不仅仅是求胜心切致然,他斥陶时袒露的心声足以为证:“真正维护师道的办法不是护短,而是应该纠短,弟子只有在吸取导师长处的同时,纠正其短处,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才是有出息的弟子,才能使学术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毫不掩饰地以超越导师的“出蓝”弟子自居!我不明白,拾了马泰来的唾馀以示高明,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还有关于北宋士大夫是否肯讲公道话的问题,李君用来支吾招架的战术只能是偷换概念。钱先生《〈宋诗选注〉序》原话是:“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的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

  士大夫什么事肯讲公道话,什么事不肯讲,钱先生讲得明明白白。而李君却偷天换日,移花接木,偏偏引他们肯讲之事来驳斥钱先生,说什么“如果钱的历史素养稍高一些,即使没有见到马泰来提到的那条材料,也不会轻率地责备宋士大夫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大量的事实表明,自秦以来,士大夫最敢说的就数宋代了,在皇帝不耐烦听臣僚意见站起来就走时,他们敢于上前去拉着皇帝的衣服,让他回到宝座上听完意见,他们提意见最激烈时把吐沫溅到皇帝的脸上,甚至把皇帝所作的事情说的一无是处。这些对研究宋史的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钱没有掌握,这不能不算是‘欠缺历史修养’的一点表现吧!”

  明明是一派遁词,却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喷唾沫星子是为起义农民讲话吗?李君绝不敢引出原文来!其实,宋朝家法优待士大夫,“臣下有罪,止于罢黜”,士大夫不是胆子大敢讲,而是讲了既不会皮肉受苦,也不会丢了性命。而明代对臣子有廷杖、有死刑,那时的士大夫才真是敢讲。岳正便殿论奏,也曾“唾溅帝衣”(见《明史》本传),李君编过《明史人名索引》,可惜只盯住人名,《明史》看了浑如不看。他接着说,李若水诗“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嘻,不通文理,一至于此哉!李诗明明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这些贬斥之词怎么看都不像是公道话。还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李若水的确是在替朝廷着想,坚决反对招安,若梁山好汉闻此语,不“睁圆怪眼”,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才怪呢!

  流略自雄,偏贻笑柄

  李君指责钱先生“不讲版本”,“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他自己应该是精通版本流略的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却令人大失所望。

  李君曾将《四库》本《记纂渊海》奉为至宝,用来为《全宋诗》拾遗补阙,“放到篮里就是菜”,竟塞进了不少赵前宋后之诗,致为识者所笑(张如安、傅璇琮《求真务实严格律己》,《文学遗产》20035期;金程宇《〈全宋诗补〉榷正》,《北京大学学报》20036期)。李校辑的《杨文公谈苑》(与《倦游杂录》合印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于宋庠之序只知抄《说郛》的删节文字,浑不晓《元宪集》里自有全文(许振兴《辑校本〈杨文公谈苑〉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12期合刊)。校点的《东轩笔录》、《青箱杂记》二书,对校本中竟有民国进步书局的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后者的大量校点错误也曾为人逐条驳正(钟振振《〈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青箱杂记〉》校读,《湖北大学学报》20023期)如此笑话频出,话柄频留,却还老大不服气,哓哓置辩(见《社会科学评论》20071期、《北京大学学报》20052期)。对照他自己宣称的“极愿意他人订我之误”之言(《宋史新探》序),真觉得“叶公好龙”这句成语是为他造的。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本想李君版本学即便未精,目录学应有所长吧,但将其著述细加核对后,却不得不“吾从众”了。他辑张师正《倦游杂录》,于最有校勘价值的《墨客挥犀》与《续墨客挥犀》,前者只取两条,后者则一条未用。而不该取的却乱取,《晋书》、《酉阳杂俎》、《纪异录》、《逸史》、《荆湖近事》、《遯斋闲览》、《归田录》之文都当成了张氏的手笔(分见150160157161162163153诸条)。辑《杨文公谈苑》,《演繁露》、《江邻几杂志》、《爱日斋丛钞》、《景定建康志》、《荥阳外史集》、《唐甫里先生文集》之《附录》等皆不知搜采。诸书非僻书也,李君于“飞去飞来会议场”的空隙,何不取而一读乎?

  不明版本、不通目录,一旦要讲,自然开口便错。陶氏讥嘲,李君益怒,说什么:“吴沆《环溪诗话》今存的是明、清的本子,而《宋诗拾遗》是元人陈世隆编的,他所见到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从版本学的常识讲,总要优于明、清本。怎么会不存在版本问题呢?”这就未免强词夺理了。谈起《环溪诗话》,就说现存的版本,避而不谈作者的年代;而谈起《宋诗拾遗》,就避而不谈现存的版本,只谈作者的年代了。诚然,陈世隆所见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但《宋诗拾遗》的清钞本就一定胜过《环溪诗话》的明本吗?按照李君重古本的原则,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他自以为人家被他的绕口令搞昏了,又洋洋得意抖出一个包袱:“不仅如此,陈世隆还能见到吴沆的《环溪集》,此本明初尚存。陈世隆是出版家陈思的从孙,曾增辑过《两宋名贤小集》一百四十家,《环溪集》等书都不难见到。你有什么理由断定他‘没有别的来源’呢?”殊不知《环溪集》是吴沆的集子,而钱先生所选、《环溪诗话》与《宋诗拾遗》所录的乃是其兄吴涛之诗。原来“大作家在那边”!可笑,哥哥的东西,李君偏要别人到弟弟的家里去搜!如果他振振有词地说,安知吴沆集里不会加以附录呢?那我就要引胡适之的话了:“拿证据来!”《环溪集》已佚,“辩才无碍”的李君要送物证,恐怕须搭乘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穿越时空隧道才行!

  玩弄数字,幻术眩人

  李君喜欢追逐量化的时髦,拿数字说话,可惜此术如今非李君一人所独擅,早就戏法人人会变了。比如,他为了证明“储光羲”这顶帽子是“低帽”而不是“高帽”,玩的把戏之一就是“统计”。储光羲向以五言古体闻名,李君偏偏南其辕而北其辙,故意到《唐贤绝句》、《万首唐人绝句》和专选近体诗的《众妙集》里去找。当然结果正如其所预设。

  凭选本看作家的影响绝不可靠,一向被识者嗤为矮人观场。《众妙集》是连李杜、元白、韩柳等大家之诗都不见踪影的选本;《唐贤绝句》则录杜牧而舍李商隐,能据此而说这些诗人在宋人心目中地位不高吗?再说,宋人编的唐人诗选,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著录,泛选诸家的有二十五种之多,而李君只取其六家,不到四分之一,何况还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选本!他在反驳别人时也说过:“用百分比去计算正确或错误,有一前提,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数量过少, 偶然因素会起作用, 如果一个人辑几首诗, 正好都对了, 就说正确率100%;如果都错了, 就说其失误率100%,那会出偏差的。”可见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而且还拿来为自己辩护,但为了驳倒别人,就什么道理都不讲了。

  又如,为了证明历代诗选中有选妇女诗的,他也“与时俱进”地用电子版《四库全书》搜来搜去,心劳日拙,只找到一本康熙《御选四朝诗》,怕别人说是孤证,竟拉上诗文评类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来冒充选本,壮大声势。看样子,李君还得给《四库提要》再订一“误”,将这两种《纪事》统统归入“总集类”才行!

  善攘鸡羊,占为己有

  说实话,李君所提及《宋诗选注》的“失误”都是拾人牙慧、抹去主名的,而不是他“仔细读了几遍,终于找到”的。我发现他在《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刘永翔《读〈宋诗选注〉》中得益匪浅,如对该集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朱熹之诗的议论,对“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的指正,关于王安石《夜直》诗一作其弟安国诗的异说等(见139-140136-137页)。当然并非都是刘氏第一个拈出,但文中一一注明了出处,与李君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是不是李君未曾寓目而自出机杼呢?不,他自己说漏了嘴:他分明读过同一辑中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一文,还对文中称赞钱先生批评“尖刻无情的科学”之语大加挖苦。自留铁证,适供捕房为线索也。试想,要给《宋诗选注》“发微”,手头有了《集刊》,只读吕氏论钱锺书文体之篇而不读刘氏论《宋诗选注》之文,猫不吃腥,自律如此,鬼才相信呢!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然李君“日攘其邻之鸡”,却照样可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李君的“拿来主义”还不止于此,他指责钱先生将严羽的《有感》定为咸淳三年以后所作为误,还不厌其烦讲了一番理由。其实,别人早就讲过了(见《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集》7-81126页,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用了他人的成果而不加注明,于德有亏;如果压根儿没有读过,则是孤陋寡闻,隔膜于当今学术的进展。二者必居其一!

  李君自辩说:“同一件事,谁都可以提自己的看法,同一条材料,谁都可以使用去说明不同的问题,这并非都要注一下,谁已用过这条材料吧!”不!我的回答是非注不可!不然许多考证文章,人们都可以拿出其中足以为据的材料,没其主名,说是自己的发现了。想起李君当年在日本内阁文库翻到《司马光日记》时,在中外几十家报章杂志上的大炒特炒(《司马光日记校注·前言》),向全世界昭告这一伟大发现,可见是万分在意自己的“发现权”的。尽管宣传得过分一点,却也无可厚非。不过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主张自己发现权的同时,千万不能把别人的发现不声不响地攘为己有!

  信口雌黄,翻云覆雨

  钱先生指出:“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宋诗选注》152页)李君斥为荒谬:“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如果这是李君的真心话,则透露出他对思想史、哲学史和社会学的无知。古今中外的学术,从来都有官学与私学之别,官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不足以阻遏私学的发展与壮大,其人可加禁锢,而其学则难以使之不传。历代民间都有聚徒讲学、处士横议的现象,甚至足以左右当时的舆论。即以程颐来说,两宋之间的胡安国就说过:“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传者浸广,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四)“道学热”的兴起,连伪道学、假货色都出来了,一般人能不受这一潮流所裹挟吗?这是北宋末至绍兴间的情况。以后呢?且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标明书名卷数而未引原文的两条(154页)。周密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齐东野语》)卷十一)又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癸辛续集》卷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不吓得不敢作诗文吗?其实,朱熹即使在庆元党禁之中,从游者尚有数百人之多,逝世时会葬者竟达“几千人”(《宋史·蔡元定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庆元党禁》)。

  作为邓广铭教授的“传衣”弟子,这些情况李君不应不知。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曾说过:“朱熹光大理学,虽然在政治上一度受压,程朱理学仍赫然成为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宋史新探》160页)言犹在耳,竟自相违背如此,莫非如今用来反钱的观点是他的“晚年定论”不成?不过联系起李君对钱、邓二公同一事的不同褒贬,这绝不是李君的知非之举。同样的材料,正方反方,李君都能玩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这位教授先生,不派他去做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教师爷,可真是大大地屈才!

  读书灭裂,考证粗疏

  李君说钱先生“不太懂考据”,而他自己则入大学后,“得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指点, 较快掌握了考据方法”(《陕西师大学报》19964期),口出大言必有才,不妨看看他的实绩,开开眼界。他曾整理古籍多种,校字断是非,是非具考证之功莫办的。由小可以见大,且即此以观其学。

  翻开其所校辑《〈杨文公谈苑〉前言》,信手就捉出一只臭虫(bug):李君断言《谈苑》所记卢延让的《赠玄上人》断句,“可补《全唐诗》之阙”。不知其诗《全唐诗》卷七一五早收了,全篇八句具在,只是题为《赠僧》而已。开篇即错,李君治学之粗,可见一斑。

 《前言》申明,“凡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这倒符合如今的校勘常规,但优劣的判定有赖于校勘者的功底,而李君则恐怕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如该书67页“冯起,父炳,有清节,任知杂卒”,校云:“‘父’,《类苑》四库本作‘文’。”其实,“父”字不误。侍御史知杂冯炳,见《宋史·刑法志》。71页“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校云:“‘让’,《事物纪原》作‘逊’。”不知“逊”是避宋英宗父濮安懿王允让而改,无论此书的记录者黄鉴还是删订者宋庠都不会讳避此字(宋序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丁亥)。102页“(种)放七岁能属文,既长,父勗令赴举”,校云:“‘勗’,《类苑》四库本作‘昂’。”“勗”,勉也,用于句中文从字顺。“昂”字何义乎?须知放父名诩,并不名昂,见《宋史》本传。这两条校勘记真是无谓得很。校辑本《倦游杂录》13页“太守从来恶祝驼”,校云“‘祝驼’,《东轩笔录》作‘祝紽’。”看来李君是不知此句用《论语·雍也》之典:“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这里予以径改或改字出校均可。校而不断,暴露出李教授肚里连赵学究的半部《论语》都没有。而且查遍《东轩笔录》的版本(包括李君自己的点校本),皆作“祝鮀”,没有作“祝紽”的。如此无中生有,真是咄咄怪事!

  或许李君校点古书时漫不经心,一生精力所萃、择尤而登的《宋史新探》,总可以显示出他的真才实学吧。且抽取其以“考”字命题的《宋诗话丛考》来检验一下,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垂虹诗话》的作者,李君沿袭郭绍虞之说称其为周知和(353页),不知“知和”为其字而非其名,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363-64页早已考得其名为“郔”,李君对此竟一无所知。

  所谓《百家诗话》,《丛考》说“作者不详”,不知即是曾慥《宋百家诗选》中为每家诗人所写的小序。李君不省,还强作解事,说昔人所引“《百家诗序》当为《百家诗话》之误”(358页)。统共才辑得三条,还说惟见《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引及,不知王利器《曾慥〈百家诗选〉钩沉》早已辑得近五十条了(见《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相形之下,真有如绳枢草舍之于五凤之楼!

  小学未通,诗律尤懵

  李君自炫精通文字之学,可从他整理的古籍看来,好像全无小学根柢似的。古今字、异体字,根本无须写校勘记,却画蛇添足。如《杨文公谈苑》65页“不然楮镪”,校云:“‘然’,《类苑》四库本作‘燃’。”不知“然”即“燃”的古字。李君在《〈宋史新探〉序》里曾自豪地说,他的第一篇论文,“竟是古文字领域的”,其然、岂其然乎?

  至于诗词格律,李君显然也是“仆病未能”的。《杨文公谈苑》85页:“《自咏》云:‘刚肠欺竹叶,衰髩怯菱花。’”校云:“‘髩’,《类说》作‘病’。”竟不知“髩”与“肠”对仗自工,“病”字则无论结构抑词性都不对。《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竹庄诗话》均引作“髩”,不能殚举。另外,从误字也可看出李君不懂诗律,如《倦游杂录》26页“眼赤何时两?腰金甚时黄?”不必核对原书,后句之“时黄”二字必误,李君马虎抄错了,其实原书是“日重”,这样平仄与对仗才能妥帖。不是说懂诗律者抄诗不会错录,而是即使抄错也不会破坏格律。“观过知仁”,从笔误也可看出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比如据李校,《类说》此句作“腰黄甚日重”,就是符合近体诗律的异文。李君既好文如此,有暇还当补补“浮声切响”、“四声八病”才是,不然永远是一个道旁之李、门外之人(上引钟振振之文也指出李君不懂格律乱点诗词之失,恰证鄙说)。

  李君能者多劳,听说他退休前担任十几门课程的教学,考据、校勘、辑佚诸学都是他传授的一家之言。如今他发挥馀热,讲学四方,我想他足可现身说法,将以上这些例子作为考据、校勘、辑佚失误的教训来指点后学的。   

  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说他老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学问不成系统,外文不合语法,史学没有修养。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李君也是其中的一个。钱先生的水平究竟如何呢?他的海外知音的评价不妨引来参考。渊博方面,牟润孙教授说:“(钱锺书、陈寅恪)两位先生征引典籍的浩博,即专治目录学的人亦为之瞠目矫舌。舍西方书不谈,读中国书博雅如钱、陈两先生的,恨我孤陋,不知当世有无第三人。”(《海遗丛稿(初编)》229页)外文方面,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说,钱先生的“英文非常好。不光英文,他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很好,绝对是语言天才”(《上海书评》2009419日)。史学方面,李教授眼里“欠缺历史素养”的钱先生,汪荣祖教授撰《史学九章》,将他与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章太炎、钱穆等史家并列。这三位学者中有两位是外籍人士,“L'étrangercette  postérité  contemporaine(外国即当代之后世)”,由此可推见钱先生在百世之后的地位了。不过小器易盈,妄自尊大的李君对此想必是嗤之以鼻的,尽管他其实很在意外国人如何看他,其亲订的《李裕民教授简介》(《山西大学学报》19953期)就不忘“谦虚地”加上一句:“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在回答高纪春的批评时,李君曾抱怨说:“抓住一点失误,不作具体分析,一概归之于学识水平,加以贬低。”(《宋史新探》400-401页)姑不论高君是否如此,李君对钱先生的评判倒的确有这股味道,可谓持双重标准之尤,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学识上的缺陷与褊狭,其实只要他放下架子,虚心向人求教,是完全可以填补和纠正的。语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我想,只要李裕民教授不辜负其大名中的那个“裕”字,破除我执,毋好胜心切,唯真理是求,还是能在拾遗补阙方面对学术有所贡献的。

2009-10-25《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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