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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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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钱锺书教我一个“通”字  

2009-08-09 10:57:59|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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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编者按:今年四月,编者前往青岛开会。会上讨论《老子的帮助》,因此得遇作者王蒙先生、以及发表评论的赵一凡博士。赵一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86年回国后,他在《读书》杂志开辟专栏,陆续发表《哈佛读书札记》30余篇。作为《读书》的老作者,赵先生近来忙些什么?叩问之下,他说在校对《西方文论讲稿》下卷。

先生写这两本书,前后花了多少时间?答曰12年。其间花开花落、甘苦自知。这两本《讲稿》成书前后,笃定有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可否择其一二,以觞读者?赵先生说,只怕拉拉杂杂,要写两万字呢。那就请赵先生从头说起,缓缓道来。】

 

(自述之一)

 

哈佛教我一个“变”字【略】

 

 

(自述之二)

钱锺书教我一个“通”字

1986年夏,我从哈佛回到北京,重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是秋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读书》女编辑倪乐。她发我的稿,又安排我去见三联老总沈昌文。见面地点记不清了。大约是东四一带:当时《读书》编辑部居无定所,总是搬来搬去,让人头晕。

总之,就在某条后街的租借房中(我记得是冬天,朔风呼啸,摇撼破窗),我见到了沈昌文、董秀玉、以及《读书》杂志一群青年编辑。当时感觉,好像回到三十年代邹韬奋先生在上海的工作场所:一屋子男男女女,南腔北调,来去如飞,忙碌不堪。

这边说着话、干着活,那边架上小火锅,要开午餐了。作为呼啸山庄的主人,沈昌文和董秀玉盛情邀我入伙。我尚犹豫,旁边的王炎、吴彬、贾宝兰等人,早已嘻嘻哈哈,捧出各色小菜、南北调料来。一时间汤锅翻滚、香味四溢,大伙儿不分尊卑,纷乱入座。众口铄金之际,恍然进入了共产主义。

当时我仍处于“另眼看中国”的转折期。第一次会晤三联,作何感想呢?从外表看,这帮人因陋就简,形同拓荒者。偏又兴高采烈地做事。其效率之高、人缘之好,让我刮目相看。

原来三联传统,竟是如此敬业!很快,我的这一印象又被改写:因为我开始领教沈昌文这个“知道分子”的厉害。按:沈公说他起小在上海书店里当学徒,并未读过多少书。可他就喜欢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属于他们一刻也离不开的“知道分子”。

沈昌文及其自传《知道》

几个月后,沈公(当时他兼管《读书》)约我小酌。这一餐吃得海派,餐馆也安静。席间,他一再盘问美国学界与出版界的恩怨情仇,尤其关心《纽约时报》、《哈泼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Column Writer)制度。我当笑话讲给他听,慢慢发现他的醉翁之意不在学界掌故,而在生财之道。摘录对话如下:

沈:一凡兄,你说那些美国大亨,竟用了什么法子,能让学界精英俯首听命,为其报刊写专栏,而且一写十数年呢?

赵:沈公啊,这里头的关节,叫做“因人设栏、一次买断”。无论你是哈佛教授,还是某一学科领军人物,我都可以许以年金、委以专栏,让你及时发表高论。倘若你是大牌作者,你会作何想?

沈:那自然是称兄道弟、引为知音了。问题是:我本是商家,不敢做慈善。即便我的《读书》杂志开了特约专栏,那也终归是要赚钱的。年金出手后,它还能回来么?

赵:沈公是大商人,晓得算大帐。一份杂志若能设立四、五专栏,覆盖人文社科主要领域,它自然就有号召力。读者也会明白,某某与某某,都在这里发文章。一人一年五、六篇,合起来就是一套畅销书,那里头有生活,也有读书和新知。

沈:知我者,一凡兄也。我们煮酒论英雄,可不能喝完酒就完事儿。我想拜托老兄,仿照美国样式,也在《读书》上开起专栏来。三联给不了年金,却善于“感情投资”。其余那些条件,都是我可以说了算的。不知一凡兄意下如何?

我与沈公击掌相约,私定终身。自1987年起,《读书》开办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专栏《哈佛读书札记》:栏主赵一凡,责编先有倪乐,后有赵丽雅。老漫画家丁聪先生欣然加盟,挥笔作画,为我每一篇文字都留下一幅生动画像。

哈佛读书札记写得顺利。紧随其后,《读书》又推出巴黎读书札记、莫斯科读书札记等专栏,分头介绍外国新知,开启国人读书兴趣。及至1988年,我听《读书》女编辑赵丽雅说:国内许多高校学生,不但集体定阅《读书》,在寝室里传看,而且组织读书小组,每周一次,在教室里、草坪上讨论《读书》文章。

我对沈公打趣说:三联改革壮举,成就如此局面。那些个美国出版大亨,岂不相形见绌了?就在我得意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钱锺书先生邀我去府上一晤。

乍听之下,我颇有些忐忑,怀疑自己在《读书》上乱写,让先生看了生气,要招我去训诫一通?转念想想,也不一定:老爷子那么大的学问,他在北京城能碰上几个人,同他侃山聊天?没准儿他看我的文笔风趣,算作一个能凑乐子的,也未可知。

去钱府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女儿不上学,扔在家我又不放心,所以随我一起去。途中转车几回,女儿一时要吃冰棍,一时要上厕所。等我叫开钱府大门时,父女俩都已满头大汗了。

杨绛先生打开门,未同我说上两句话,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九岁的女儿身上。她一边叫我直奔书房见钱先生,一边忙不迭地拉着我女儿,“小妹长小妹短”地说起了家常话。等到我同钱先生谈完,这一老一小还坐在隔壁小板凳上,吃得一片狼藉,说的欢天喜地。

我与钱杨二先生,原是同一单位。我读研究生时,曾领着哈佛大学的艾伦教授,去见过钱先生。那时节,他老人家只顾上同艾伦说话,三、四种外语颠倒说。可怜我一个小翻译,那有插嘴的份儿?直到钱先生说累了,发现旁边呆着一个人,才对我说:“你,喝水!”

待我出国六年、回国又两年后,再去拜望钱先生,老人家已快满八十岁了。其谈锋之健,仍让我一阵阵发呆。然而这回见面,最让我发晕的事,是老爷子明知我从哈佛回来,偏不同我说洋文,尽说带无锡口音的古文!见面第一句,竟是“二毛子回来了”。

然后考较我的国学,连着说了一串经典名目,我都未认真读过,于是感到汗颜,心中也开始发虚。抬头察看书房里的藏书,大体是中西并列,古今杂陈,丰富的令人垂涎。回想我自家的藏书,可不就是一个只懂洋文的“二毛子”么?

写字台上,层层叠叠堆满了欧美新书,尤以德法文居多。我忍不住好奇,走过去翻看其中的福柯、德里达、本雅明、哈贝马斯。先生淡淡一笑,说这些书都是“新学”。欧美各国的文化参赞们,竞相上门赠献啊。我虽老了,也要用力读呢。

说起《读书》,钱先生一面夸我“有志于西洋新学”,一面揶揄我的文笔洋派,其中的语法和叙事节奏,“倒像是从英文里搬运来的”。我承认在美国时间久了,写家信也会忘了中文笔划。为此,我在床头放着全套《红楼梦》、《三言两拍》,有空就读几页。

先生眼波一闪,问我是否喜欢听苏州评弹?是否也读一两本武侠?我连连摇头,称自己命苦,没时间消遣。老爷子笑道,“那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发明呢!”

又道:西洋人把写文章、讲课的方法称作叙事(Narration),研究文章怎么写、课怎么讲才能吸引人。可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说书人上得台去,响板一敲,就能让满堂听众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何等叙事功夫?我一向只读圣贤书,何曾听说过这番道理!

从此,我开始恶补国学,同时留意民间说唱艺术,关注话本、杂剧、评弹、武侠的叙事技巧。到了1990年秋,忽然来了任务,要替钱锺书做寿。钱先生一再婉谢,单位里过意不去,坚持要办。我便折衷道:由我在当年11月《读书》上连发两篇评论,讲解《围城》中的掌故与隐喻。比起做寿,这种纪念岂不更多几分书香?

19901121晚,《围城》电视剧在中央台一套开播。北京城里万人空巷,老百姓纷纷赶回家去看《围城》。他们看戏高兴,却不知那天恰是钱先生的八十华诞。

观众读那两篇评论,明白不少典故,却又如何晓得我为讲解《围城》,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经典?然而让我开心的是:《围城》评论得到了钱杨二先生首肯。据《读书》编辑赵丽雅透露:钱先生读我的文章时,不仅喜言悦色,还多次“笑得打跌”呢。

光阴如梭,转眼到了1996年。至此,我的《读书》专栏已经连续写了十年,总计30余篇。其中第一组题名《美国文化批评集》,已由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二组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编为《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出了单行本。说明一下:所谓“欧美新学”,原是钱先生的精致说法,如今俗称“西方文论”是也。

早在1982年,我的同学张隆溪,即于《读书》发表系列文字,引介西方文论。1986年这批文章结集出版,题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述评》。隆溪入学哈佛后,据实告我:此书是奉钱先生之命,在他指教下完成的。所用参考书,大抵也出自钱氏家藏。

结合我同钱先生的交往,我不由得思考一个大问题:老人终其一生,念念不忘钻研新学、打通中西。这是为何?尤其是针对欧美新学,他一再说要“打通”。此话他在多种场合讲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1993年冬,我新购得《管锥编》五卷本,打算通读一过。于是请钱先生题词。他题了词,又对我说:新学不易通,你要花力气,用力咯打。按:老人是无锡口音,“打通”二字,音似“当冬”。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经多年调查,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分说如下:

清华新生钱锺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体系。它在制度上,遂能广纳新知,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特征,窃以为离不开陈寅恪、吴宓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或者说,若无陈吴二师,钱锺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考证如下:

吴宓先生1918年入哈佛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并与陈寅恪结为至交。1921年吴宓获硕士学位,回国任英文教授,创办《学衡》杂志。1925年初,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礼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导师。陈寅恪从德国柏林大学返回清华园,又同吴宓比邻而居。

中国文化本位 据吴宓《空轩诗话》记载:“宓於民国八年,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学识”。1961年秋,二老在广州中山大学白头聚首。吴先生发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之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为文化本位?我们知道,陈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此说稍显老派。可他那种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再者,陈先生治学之道,垂范后世。譬如研读《高僧传》时,陈先生围绕“译经传播事者”评论如下:“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其害,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原因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83页)

此一金玉良言,当为我辈奉为文论研究之首要原则。

作为陈吴的学生,钱锺书之于我辈,不但更近一层,也更多现代色彩。他对我的启迪,首先是他承接吴宓打通中西之志趣,身体力行,成就大家典范。钱氏1929年入清华外文系,受业于吴宓。据钱回忆:“我这一代中国青年学生从吴宓那里受益最多。他最先倡导比较文学研究。”(上海《天下月刊》19374427页)

提醒大家:吴宓从哈佛白璧德处,带回语言文化比较之法。所以他白文半白,提倡“择善而从、比较出新”。这一新学方法,传到钱锺书手中,竟被浓缩成一句白话,就是“打通”。

外文系制度考

19291933年,钱锺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校长。王先生主持制定外文系大纲: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外文系鼓励博学通才。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钱锺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八门: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一介新生钱锺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七门外语。

杂学旁搜,己见迭出 清华四年,钱锺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其专业成绩之好,空前绝后: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局势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

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拿钱锺书当作编外教师,时常让他去填补系里的缺课。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钱锺书去伦敦大学做讲师。钱氏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诸多回忆文中,钱锺书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人们的赞赏重点,集中于他的旁涉与渊博。同学饶余威说:“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

钱锺书的杂学,亦见他与名师关系。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钱锺书听他们的棵,拜读各家著作,时常当堂提问、己见迭出。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

张、钱二人竞说“通” 钱锺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逐渐养成一派通学志向。这方面,不可不说他与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的交往:张钱二人,一师一生,竟不顾年纪悬殊,做起了忘年交,且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引进西学、推崇新知,不遗余力,尤其看重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罗素分析哲学。张先生率先发现:“解析与唯物,乃西学方兴趋势。前者偏于分,后者重于全。两势会归,必有大成就。” 按:这一会归趋势,到了我写《西方文论讲稿》下卷时,已是十分明显。

1931年,张氏发表《所思》称:“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西洋新学错综复杂,令人手足无措。张谓:“唯通可以通之。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执两而用中,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 按:张先生这一高见,后在钱氏《管锥编》中大有阐发,对我启迪良多。

钱锺书不甘落后,相继写下《论不隔》、《作者五人》、《通感》等文,逐一阐发其“通学”见解如下:

[1] 针对西学大势,钱引《易·系辞》:唯深也,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唯有通,方能久。变则通,通则久。

[2] 现代人生活在分裂与歧义当中。王国维先生倡言“不隔”。钱锺书则强调“能达、不隔,即为通”。通是灵活传神、也是雾里看花。更有一层:在钱氏心目中,“通”乃是一种自由知识境界。

[3] 西方心理学发明通感(Synaesthesia)说。钱锺书对此兴趣盎然,遂作《通感》文,试将人之五官(眼、耳、舌、鼻、身)综合为一,兼而通之。《管锥编》补充道:神密宗言契合(Correspontia),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

[4] 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受敬重之“通人”,即为博览古今、识穷天下者。其中备受钱氏推崇者,有司马迁与郑玄二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兼容诸子百家,总揽大道之要”。东汉经学家郑玄,广采众说,编注群经,“因能破家法,坏门派,创通学之目”。

文史哲学、一气打通 钱锺书的通学志向,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作者五人》一文,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 其中美国哲人桑塔亚那,最令钱氏心仪。

这位“山潭野纳”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按: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哈佛哲学系教授。他的学生中名人辈出,有诗人T.S.艾略特、史蒂文斯,女作家斯坦因,黑人政论家杜波伊斯。钱锺书在清华搜读桑氏著作,如《理性之生命》、《存在诸范畴》、《哲理三诗人》。因喜其文风,戏译其名为“山潭野纳”。

钱锺书表示:他要像桑氏那样,在“硬性的学术研究中”,充分掘发“哲学家的文心”。忽又突发奇想曰:“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 请注意:这是要一气贯通文史哲三大学科!

    我辛苦调查至此,终有一大发现:即钱锺书在清华师从陈寅恪、吴宓二先生,自然受到中国文化本位影响,同时也擅长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方法。然而这个青出于蓝的好学生,却又与陈吴二师显著不同。钱氏之不同,体现在何处?我以为正在于“打通”二字。此说有什么根据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肯定表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124-125页)

钱氏为何不安于比较文学?他想做的是什么学问?若知调查结果,请看下一期作者自述之三:《围城》的现代性隐喻。

20098月号的《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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