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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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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围城”与“百合心”  

2009-08-07 10:50:54|  分类: 文艺作品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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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对法兰西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长篇小说《围城》与《百合心》的书名,就验证了这一点。

      按照小说的提示,“围城”一词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个解释出自留法女博士苏小姐之口,想来不会错。小说中的哲学家褚慎明则讲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对他谈过这个意思,不过用的比喻是鸟笼。罗素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罗素是否对他讲过这个话,我们不好妄测,不过,据知名学者赵瑞蕻教授说,在钱先生非常喜欢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蒙田的《随笔》第三卷第五章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婚姻好比鸟笼:人们看见外边的鸟拼命要进去,而里面的鸟拼命地想出来。”

      “围城”也好,“鸟笼”也罢,由于小说情节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婚姻与职业而展开的,所以,一般人就觉得钱先生采用这样一个比喻性的书名,是想说明人类婚姻与职业的盲目性。其实,钱先生所要揭示的,并不仅限于婚姻和职业,而是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盲目与混乱。人在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目的性,就像是无头苍蝇,最终在忙忙叨叨、胡里胡涂里结束了生命。显然,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

       那么,既然意思一致,为什么小说取名“围城”而不叫“鸟笼”呢?这就要联系小说的背景来看了。小说的背景,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时的中国,恰好就是一座围城。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讲,1979年初他到钱先生家里曾经问起过“围城”这个词的来历。钱先生从书橱里取出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翻开里面的《鲁仲连传》,然后让他看下面的一段话:“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这段话本来出自《战国策》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即《鲁仲连义不帝秦》。故事中说,战国后期,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有人劝赵国屈服,尊秦为帝;这时有个叫鲁仲连的人站了出来,严厉批驳了各种投降论调,坚决主张抵抗,最后终于在外援的帮助下解了“围城”之围。这样看来,“围城”的“当下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围城”这个书名非常敏感,竟然在日译本里给小说起了个不伦不类的书名《结婚狂诗曲》。

      《围城》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但钱先生对它并不很满意。于是,在《谈艺录》出版后,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取名为《百合心》,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1949年夏天,钱先生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他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从此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他说:“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给查到,肯定会遭殃!”《百合心》的夭折,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rtichaut),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显然,它的寓意是很深的。

       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R.Barthes)《风格及其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因为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本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构“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这样一个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e)在《写作与差异》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前几年颇引起我国读书界关注的英国小说《小世界》,以脱衣舞作比喻,也说读书就像是看脱衣舞,在于看对方如何脱,而不在于看其脱下,因为对方一旦脱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钱先生非常看重当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尽管他并不赞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百合心”这个书名,就颇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但是,它的寓意同样不限于读书诵诗(即文本解读),而是指向整个人生,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人生,就是一本书(文本)。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钱先生说:“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不意识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看来,人生这本书里写着许多可悲的故事。这些可悲故事的主题之一,就是“百合心”。百合心,就是没有终极的意义,没有实质和结果,有的只是过程和层次,并且在层次的剥落过程中消失得一无所有。即便你看到了实质和结果,也只意味着认识的终结;终结了,还是一无所有。我发现,钱先生作品的结尾,几乎全都归结为一无所有,即虚无。例如《围城》的结尾是老钟打鸣,“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上帝的梦》则是上帝伸着懒腰,对着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已尽的世界,长长地打着厌倦的呵欠,张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却那无穷无尽,难消遣的光阴。《猫》的结尾是无限地向自己展开的永远走不完(即无结果)的人生路途。《灵感》的结尾是“猜不出”。《纪念》的结尾是偷情与无知。等等。总之,无一不是“百合心”。人忙碌一生,追求这,追求那,最后不过是可悲的一场空而已。我想,百合心的寓意就在这里,也就是《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的。

      将这样的人生观运用到认识上,就形成所谓消解的认识论。消解的认识论又可以用来看人生的方方面面。例如,用它来看学术研究,钱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就稍稍驳议了一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研究,因为“古史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中国古史层累叠积的最终结果,找出其原因和真相,胡适称之为“剥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百合心”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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