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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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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民: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平台上与西方人对话——钱锺书英文论著初探  

2009-07-09 09:51:43|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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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他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贡献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槐聚诗存》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这给钱锺书带来了巨大声誉,使他由学术圈走向了知识大众;二是以《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为代表的中文学术著作,以其知识的渊博,眼光的开阔,考证的严密和辨析的深刻而成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三是他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而做的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他是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使者。他的一支生花妙笔总是风趣地向中国人讲述着西方文化而又向西方人介绍着中国文化。他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西方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理论,如《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关于巴尔扎克》以及《谈艺录》、《管锥编》中大量引用和介绍的西方理论等,而最重要的是他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人性格、风俗习惯等的无知和误解,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导以及考证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一系列文章。如果说他典型的学者式的小说和散文是现代文学这个百花园中独具异彩的一枝,他的传统的诗话和考证式的学术研究是学界百家中的一家,那么,他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一系列论著,却是只有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师能够为之,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和比拟的。到目前为止,他的中文创作和学术论著都已有人涉足研究,并且在20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钱锺书热”。但是,就他的英文论著来说,由于语言的障碍,至今仍无人问津。使我们至今看到的还只是“半个钱锺书”,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全部。笔者于数年前开始对钱先生的英文论著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带领研究生逐篇翻译,现在基本上已使这座沉在学海深处的瑰丽的学术之峰浮出水面,显出了它的基本的轮廓。大致说来,钱先生的英文论著从研究视点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西方人的视点来考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第二类是以中国民族和传统的视点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就第一类来说,他在牛津大学所作的长达10余万言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①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这方面的代表。该文全面考察1718世纪英国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并对这些记载进行认真的梳理,辨别真伪,考察承传。让人们了解当时英国人所看到、听到和想象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他们怎样以西方的习惯和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中国事物、历史和文化。文章分为三大部分,对17世纪的考察是第一部分,对18世纪的考察分为(Ⅰ)(Ⅱ)两大部分。就17世纪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建筑、陶瓷、印刷术及火炮等是倾慕的。甚至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诗歌、古老的语言等古老文明也是赞赏的。特别是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赞扬。还以清兵入关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五幕悲剧《鞑靼人征服中国》。当然也存在着对中国的批评和误解,如指责中国人狂妄地认为“欧洲人有一只眼睛,他们有两只,世界上其他民族则是瞎子”;把“围棋”这一名词,即“纬”的意思误认为是动词等等。到18世纪,钱先生考察了斯威伏特、笛福、艾迪生、伯蒲、斯蒂尔、大卫·休谟和哥特史密斯等人在作品中对有关中国的描写。特别考证和介绍了《赵氏孤儿》和《好逑传》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指出: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欣赏不如17世纪的先辈们,对中国人的了解也不及同时代的法国人。Hurd带着批评的态度研究了中国戏剧,也因此中国文学第一次被涵括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多亏了沃伯顿和Monoboddo这样的人,汉语被“置入”语系中,也被算进了比较语言中。18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明总的观点是“静止”;他们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总结论是“在科学上劣于欧洲人”;对中国人的 性格总评是“诡计多端,投奸取巧”;对中国古风的总括是“吹嘘、伪饰”。虽然18世纪英国文学总体上充溢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批评,但英国学界还是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开始大规模地介绍和翻译中国古代的作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英之间由大使所建立的友好关系最终被破坏了,相互恶意的诽谤成了主流。这类文章重在考察西方接受中国文化的历程,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对此我们将另文详加论述。他英文论著的第二类,即以中国民族和传统的视点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文章。限于篇幅,他用中外比较的方法研究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我们也将另文探讨,本文主要来考察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书的误读和误导的系列英文文章、序跋、书评、短评等。

钱锺书先生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曾谈到一些顽固官僚对西方一无所知:“汪康年有一条记载:‘通商初,万尚书青藜云:天下哪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称“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只有英国来,吉国、利国从未来过。’” ② 可见海禁初开时中国人对西方还含混不清,漆黑一团。其实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也知之甚少,充满误解。这种双重的误解,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困难。钱先生的很多文章就是在做这种消除误解的工作。他用中、英文发表的一系列的书评、短评,大多就是在做这种中西文化沟通工作。他早年在《新月》和《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的中文书评,其中《美的生理学》、《一种哲学的纲要》、《大卫·休谟》、《作者五人》、《约德的自传》等都是向中国人讲述西方的理论或哲学。他的一系列英文论文、序跋、书评、短评,则多是正面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学传统,在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解中向西方人讲述中国的文学知识。

《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Su TUNGPos it-eray BACKGROUND AND HISPROSEPOETRY》 ③ ,是为C.D.Le Gros Clark先生的英译评注本《苏东坡的赋》所作的前言。文章面对西方人概略地介绍了宋代的时代风气、文学特点、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

就宋代的时代风气来说,钱先生认为:宋人好问但缺乏思辨,充满好奇却缺少神秘感。因此,他们的理性主义不能进一步发展,缺乏冒险精神,而且狭隘。较之于中国人通常的悠闲气质,宋人过分严肃、理性和拘泥于道德细节,令人既讨厌又可笑。他们过分琐细而牵强的诡辩中存在着某种令生命瘫痪、萎顿的东西。同时,钱先生也肯定地指出宋人开始认真地从事文学批评。他们写了大量书话,热衷讨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载体的文学准则。称赞宋代哲学家对内心变化的研究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思想史中,人性从未得到过如此严格的考察。同时,钱先生也指出,宋代的文学批评,正如除刘勰《文心雕龙》外所有的“新文学运动”前的中国批评,善于抓细枝末节,过于重视研究最恰当的词在最恰当地方的运用。而他们对人性的考察也是病态地自省,在自己的意识流中,他们始终感觉着道德的激动与挣扎。有着泯灭人性的缺陷。

就宋诗来说。钱先生认为和优雅脱俗的唐诗相比,宋诗似乎长了血肉,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俗物。宋诗承载了更多的思想重负,缺少含蓄而随处可见赤裸的思想和露骨的说教。比起唐诗整体的“纯真”,宋诗也许可称为“善感”。但是,宋诗用情感和观察的细腻弥补了他们丧失的童稚的纯真和热烈的抒情。他们对情感的细微体验比唐代诗人有更好的感觉,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们的词中,宋代也正以这种歌诗而著名。他们最令人头痛的事或许是他们的博学与引经据典,这使得对他们的欣赏,即便是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内行人的奢侈了。

就苏东坡来说,钱先生认为他没有沾染这种时代风气。称赞作为诗人,相对那些“多愁善感”的同代人,苏东坡是最“纯真”的了。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天然去雕饰”,但他的诗歌散发的已是汉语所谓的书香,而非油灯气。他的令后人难以企及的诗艺似乎更是幸运的偶然而非汗流浃背的辛劳之果。比起和他并称宋诗双璧的黄庭坚,苏东坡在情感方式上更显自然、单纯。他的风格多样,且“自然流动”,如行云流水。称赞他在精神上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并肯定了他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就赋这种文体来说,钱先生介绍了苏东坡的独特的贡献。在其它种类的写作中,他只是沿着与他最近的先辈的道路有所发展,而他的赋,却是文学史的奇迹之一。在苏轼的手里,赋成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他是庾信以后最伟大的赋家。唐子西说苏赋“胜所有古人”,这并不夸张。另外,钱先生指出苏轼的奇思、乐天、幽默和善用比喻的特点。并特别提出一般批评家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别苏赋和他的其它写作的节奏上的差异。苏轼文赋中常见的风格,是“显著地急促”。但是他经常会慢下来,几近于停止,好象他在爱抚他说出的每一个字。并以《赤壁赋》第一部分为例来说明这一特点。

在为克拉拉·M·凯德琳·扬(ClaraM.Candl in Young)翻译并作传的《中国的爱国诗——陆游的剑诗》(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 ④ 一书写的评论中,钱先生在批评这一古怪的书名时介绍了《剑南诗稿》和陆游的总体精神风貌及他诗歌的特点。陆游颇有点把自己幻想成一名剑客,沉溺在对自己少年豪情的追忆中。他告诉人们一天晚上,他梦见他从右臂下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刺向前方。在这里,武器是陆游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象征。在《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⑤ 中,钱先生比较系统地探讨和介绍中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们的思维特点。在为肯尼斯·斯科特·拉托莱特著的《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写的书评中 ⑥ ,钱先生介绍了中国的田园诗。指出中国诗实则是自古以来就有抒情性的。钱先生介绍了三国六朝时期的重要的文化事件,如“清谈”之艺术的兴起、玄学及汉代所有学者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郑玄,是他为以后几百年来汉语研究定下基调。指出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些时代已被概念化了,正如英语中“中世纪”,“文艺复兴”,“复古时期”及“维多利亚”等这样的概括一样,这些时代被用来指示某种风格或哲学模式时,它们是编年的而且还是批评的、描述的,譬如:在学术上西汉(西京)对应东汉(东京),在诗中唐宋相对。此外,钱先生还阐述了有关中国人的“面子”和中国的“风水”的问题。就“风水”来说,钱先生认为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地域概念是基于我们称作地志及万物有灵论,本质上与美学中对地势欣赏中的移情是相同的。从移情到信仰Mana(美拉尼西亚人崇拜的一种超自然力量)只是一步之遥。风水是从有同感的符号主义开始的,符号主义将生命模式归因于地形,而风水一说的结束是以幻神和禁忌共同促成的。……然而沉淀在幻想中的有时是一些合理的常规,例如,房屋应面朝南这仅仅因为朝南的房屋会冬暖夏凉。Mana固有的某种位置和形状按照风水来讲总是很神秘的,其实原因只是人总爱把常识弄得不同寻常、荒诞无稽、使之圣化的这种弱点,这也是人性弱点的一面,想要把常识圣化于是便使之超乎寻常。等等。

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书的误读和误导是钱先生这些英文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说来,钱先生主要纠正西方人三个方面的错误:即常识性的错误;理解性的错误和认识上的错误。

就常识方面来说,凯德琳·扬在她的书中把陆游的“雪中忽起从戎之兴”(“in the SnowStorm”)四行诗中的“桑乾”翻译成“枯桑树”。钱先生指出“桑乾”是古代中国诗人造的非常有名的一条河的名字,不应该逐字地翻译为“枯桑树”(withered mulberrytrees)。另外,作者不懂中国律诗的基本格式和规律。钱先生对此做了介绍:即由八行组成,第三行和第四行形成一个巧妙的对偶句,(即颈联)第五行和第六行形成另一个对偶句(尾联),规则是要有一个表达主观情感内容的对偶句(即表达诗人的所想和所感)和表达客观内容的对偶句(即描写诗人的所见和所闻)。指出虽然这个格式并非坚定如铁,但广泛地被诗人们遵循。而扬女士如许多中国高层文盲的倡导者给西方人解说我们的古典诗一样,甚至不懂古诗基本的规则,结果她常任意地把一组对偶句中的一句加到另一组中,那么就搅乱了诗句的平衡,并且使平行句相矛盾。指出拉托莱特的《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班超是小说家,说唐代传奇是用白话写成的等常识性的错误。指出LeGrosC1ark评注和翻译的《苏东坡诗选》英文版中的错误:在“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中,“明月”也指一首诗,应用斜体。将《放鹤亭记》中重要的一句“秋冬雪月千里一色”丢掉了。再者,“苏子”和“东城居士”都译成了词面意思:“我,苏的儿子”及“东坡,退隐的学士”,这都是不恰当的。等等。

先生更多的是纠正西方人理解性的错误和认识上的错误。凯德琳·扬认为陆游最后写诗处于贫穷中,并断然宣布“晚年他太贫穷了,除了善施的邻居给他几碗饭他经常是吃不到一碗米饭。”钱先生指出:陆游有俸禄肯定比杜甫和苏东坡过的舒服。即使他的俸禄期满后他没有要求再续发,但他有有地位的朋友和赞助人,不久之后他就被再次招回朝。他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退休并且又得到最后一次俸禄。扬女士不懂得炫耀贫穷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即便是今日,当一位中国的百万富翁冒充文化人的时候,夸夸其谈地讲述他的赚钱的工作源自于乞讨,他的钱袋是由一个个铜板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时候,如同西方诗人谈论他们强烈的感情一样,中国诗人喜欢炫耀他们的贫穷。后来,钱先生在一篇通信(CORRESPONDENCE)中和《书林》(PHILOBIBLON)季刊主笔讨论扬女士翻译陆游诗的问题时,又介绍了中国古诗的用典问题 ⑦ 。扬女士摘抄了陆游涉及贫穷的诗歌并且反复说明:“年老时他是如此贫穷,以致于经常没有饭吃,只好从临近的僧人那里讨要一些饭食。”对此,该刊主笔认为扬女士“有着一个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钱先生指出扬女士不了解中国古代诗人运用典故的情况。陆游的诗《霜风》大概是扬女士信息的来源。那一年十月的寒风凛冽无情:“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

乍一看,诗句所描绘的只是普通的实际情形。但是,一个修养深厚的读者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陆游用了唐朝诗人的典故,“以使他自己温暖”。第一行暗用了韩愈寄卢仝的诗:“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

第二行用了杜由戏简郑虔中的诗:“才名三十年,/坐落寒无毡。”

第二行诗在《新唐诗》卷二百二中以其错误的引述形式而广为人知:“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陆游融合了杜甫和韩愈的诗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诗句。中国古诗常常有一种欺骗性,即使对于本国的古典名著知之甚少的读者来说,也是充满了陷阱,很容易把仅仅是文学典故的内容作为自传性的实情。我们的古代诗人精于这种暗引的艺术,或者正像其中的一位诗人的巧妙的说法:“诗之用典如水中着盐,一个人仅仅是通过水的味道得知它的存在而不能看到它。”扬女士把陆游的诗句“秋风抚剑泪汛澜”翻译为:In the autumn wind/I grasp my rapier/With surging tears.”钱先生嘲讽地说:这必然让女人的武器——落泪,玷污了他男人的脸颊。扬女士把汉语中的“抚”译为“grasp”,这就把男子汉气概削弱为一种姿态,仅仅意味着“抚摸或触摸”。再如,拉托莱特在《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陶潜仍是那时著名的诗人,虽多次居官他仍向往退隐和恬静的生活。有趣的是,晚年他认识了慧远和尚,比起他人慧远似乎是佛教净土派早期发展阶段最为关键的人物……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王羲之在信仰上可以说是一位道教徒,也生活在这一时期”。钱先生指出:“拉托莱特教授无疑曾将陶潜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自然诗人来评价的。而且,他的两个论断都是误导性的,王羲之被称为道教徒或许只是因为他退官后和道士许迈的交往,还有他服用根据道家药方开的药。然而在他早年就已极热中于道家的长生不老药了。可这些并未阻止他抨击道教教条,他认为道家是“虚伪而荒谬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正如许多现在“异教的中国人”向基督教传教士寻求医疗上的救助却不信基督教一样,许多古代儒教信奉者饮食遵循道家同时却猛烈抨击道家哲学,例如崔浩、韩愈。至于陶潜与慧远的相识本来没什么值得奇怪,拉托莱特教授特别提到这一点使读者误认为陶潜倾向佛教,但陶潜与众不同之处之一正是他在道教、佛教兴盛时期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儒士。”

亨利·贝赫纳赫在他的《神父马修·赫西(Matthieu Ricci)和当时的中国社会》 ⑧ 一书中特别强调了马修·赫西在中国的学术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说他是1917年中国文化复兴的前驱;说他那些恢复了儒学原本纯净性的著作被新儒家所继承;说如果被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哲学和逻辑学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那么中国思想家的学术研究可能已经被深深地改变;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这样的西方顶尖思想家的著作可能早就被翻译过来了。钱先生对诸如此类的认识上的错误进行了逐条的批驳。

先生指出:这些伟大的新儒家学者,远非贝赫纳赫所认为的那样,接受基督徒的教诲,而常常是那些所谓新学说的公开的反对者。即使在欧洲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的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在东方,清代学者固执地拒绝阅读任何关于基督徒的贡献的小说,并且极力贬低它。钱大昕、梅毂成、孙星衍、全祖望、俞正燮,随意举出这样一些显赫的名字,他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人们从俞正燮的一篇关于人体解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它与传教士所教的知识之间有着令人发笑的差距。以一种顽固的智慧,他非常自得地证明传教士关于人体生理学的描述只能适用于欧洲人的身体,在他们的身体中,知识的位置不是心脏而是大脑。其寓意就是只有像欧洲人那样无心的中国人才会信奉基督教。至于说马修·赫西影响了中国新文学运动,钱先生说:我们有幸离这个运动足够近,因而知道这种影响等于零。贝赫纳赫神甫一个中心的观点就是:如果创办教会大学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受到抵制,中国文化将变得多么辉煌。文艺复兴早就会在1917年以前出现;笛卡儿、莱布尼茨甚至斯宾诺莎早就会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这样一种总的思想指导下,科学研究将会迅猛发展。对此钱先生写道:在一幅如此生动鲜活而失之交臂的图景面前,我们本应该感到沮丧,但是贝赫纳赫神甫却一再努力让我们确信这些延迟了的希望实际上在1917年变成了现实,并让我们确信,由于有以马修·赫西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中介,我们正在享受文艺复兴的好处。确实,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后的,而古罗马人几乎没有支持过自然科学。传教士也确实把自然科学知识带进了中国。但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是贝赫纳赫神甫自己所承认的,对于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说,科学只是神学的辅助手段或者说是神学的虚有其表的附庸,只要它适应于信仰的目的与兴趣就能够存在。科学一点一点地侵蚀上帝的地盘,但是信仰,就和党派政治一样,往往是一个有诸多禁忌的实体,它阻挠自由的认识活动。一旦基督教教义或者罗马天主教思想的译本在中国普遍扎根,科学研究还能够继续和稳定进行吗?在贝赫纳赫神甫看来,教堂在欧洲是有组织地阻碍新思想传播的、反启蒙主义的堡垒,它的精神影响是文艺复兴所坚决反对的,而在中国则似乎变成了启蒙主义、激进主义、科学和文艺复兴的温床。钱先生指出:不管教会大学在清初是否受到干涉,我们的看法都不会改变。如果受到了干涉,罗马天主教思想就不可能是这一运动的遥远的源泉。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去想象那些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贝赫纳赫神甫极力想在两方面都予以肯定。他首先热切地想象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欣喜地把它们当成时间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引为他的证据。这里存在着糟糕的史实错误和更为糟糕的逻辑错误。此外钱先生还批驳了另外贝赫纳赫认为朱熹歪曲了孔子,而马修·赫西和汉学家则看到了真正的孔子及把曾国藩看成是像瞿太素这样血管里渗透着基督教思想血液的学者等错误认识。

钱锺书先生一系列的英文论著,尽管不是用母语写的,但是丝毫也不失钱先生汉语文章幽默风趣,奇思妙譬的个性风采。仍然保持了谈笑说真理的一贯风格,显出钱先生学惯中西的渊博知识及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英语的技巧和能力。比如,在《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中,谈到苏轼因对宋代道学的夸夸其谈不以为然而多次受到朱熹的指责时,钱先生嘲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得不到朱熹的表扬已是不小的表扬了”;谈到锺嵘的《诗品》时,钱先生认为,与其说锺嵘是一个批评家,毋宁说其是一个诗体源流的研究家。他对诗的分类方法就像把羊简单地区分为山羊和绵羊,并在他认为恰当的地方施以褒贬,这完全是批评的对立面,更不用说他追溯文学源流的徒劳了;当比较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的轻灵时,钱先生认为宋诗和西方诗歌相比,它看起来还是足够轻灵和轻盈。但宋诗的轻灵不是柔和的薄暮中振翼的蝴蝶,而是飞机飞翔时划出的优美曲线;《还乡》中论到西方哲学家为得到寻求真理的乐趣宁愿让它从手中飞走时,钱先生说“为了得到追求的乐趣而去追求真理,追求的实则不是真理而是乐趣了,这也许可以比作猫追着自己的尾巴嬉戏,尽管这样的比法可能会冤枉并未装腔作势的猫。”在文章的结尾,钱先生用禅僧写的一首寓言诗来说明“还乡”或“归家”这一暗喻比喻参禅或悟道的恰当。“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而后,钱先生非常风趣地说:“对现代环球世界的人及痴迷的游客来说,这很可笑。他们——看遍南极到北极的风景/从未拥有过灵魂。但那时我们中大多数人也不会在意拥有灵魂,只要有一点能使形骸存在便足够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 ⑨ 一文的开头,谈到当时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热时,钱先生风趣地说:“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古代文学正再次受到欢迎,如同批评的锺摆又一次荡了回来”。谈到《长生殿》里唐明皇缺乏性格的内在矛盾冲突,他把杨贵妃交给了叛军,并与之诀别道:“罢罢,妃子既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钱先生风趣地说:“为唐明皇说句公道话,他的这番言辞倒还是含着泪,跺着脚动情地道出来的”。这些表达,无不带着钱锺书式的风趣幽默。从这里我们领略到钱先生的神采风貌和他的高超的驾御第二语言的能力。

 

注释

①《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4012月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1卷第4期。《China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1941年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212期。《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21)》1941年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234期。

②《钱锺书论学文选》第6卷第174页。花城出版社19906月版。

③载《学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346月。

④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3期,194611月。

⑤载《Philobiblon》(《书林杂志》)第4期,19473月。

⑥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219469月。

⑦见CORRESPONDENCE《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2卷第1期,19479月。

⑧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1期,19466月。

⑨载《天下月刊》(TheTienHsiaMonthly)第1卷第1期,19358月。

 (《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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