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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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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林:怀念钱锺书先生   

2009-07-05 06:39:11|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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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新创办了一本杂志——《书品》,就是专门品评介绍中华版图书的书评刊物,用主编赵守俨先生的话说,就是自己评自己,优点和缺点都可以说;也可以是夫子自道,由作者自己讲述研究和著述中的甘苦。我是杂志的责任编辑,为了办好这本小刊物,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为此,在创办的过程中,我曾先后拜访过许多位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的钱先生虽不像后来由于小说《围城》被搬上了电视荧幕而家喻户晓,但是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一提到他的大名,确是如雷贯耳。我呢,只是区区一名小编辑,按说怎么好去打搅他呢?更何况听说他一向淡泊名利、惜时如金,从不愿接受外人的采访。可是为了办好《书品》,为了能得到钱先生的支持,我还是鼓足余勇,拿着刚刚出版的创刊号,轻轻地叩响了钱先生的宅门。我当时想,若开门的人告诉我钱先生不会客,我放下书就走。没想到来开门的是杨绛先生。我忙红着脸一边自报家门,一边说是周振甫先生介绍我来给他们送书的。杨先生听后,便客气地把我让进客厅,说先坐一下,她去叫锺书过来。直到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不一会儿,杨先生端着一杯茶,后面跟着身穿灰布中式对襟棉袄的钱先生一同走来。我见了忙站起来,很有些局促不安。钱先生则一边走过来一边说:「快坐下。」说着他自己坐在了我旁边的沙发上。这时杨先生把茶放到小几上,轻声地说:「喝点茶吧。」我刚点了下头,他接着问﹕「你在中华书局工作?具体做什么?」钱先生的问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一脸的儒雅和慈爱。我这才赶紧从包里拿出《书品》创刊号来,恭恭敬敬地递给先生,「这是中华新创刊的一本杂志,我是责任编辑。」先生接过去认真翻看了几页后,递给坐在旁边的杨先生说:「你也看一看,印制得还不错。」我见二老兴致挺高,忙不遗时机地说道:「这本小刊物是季刊,一年出四本,以后想送给你们,听听意见。」「好呀,可就是麻烦你了。」「能来看你们,我该多高兴啊!」我不敢多浪费二老的时间,说完话就起身告辞。杨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门外。

关注爱护一本刊物

从这以后,每出版一期新的杂志,我都要赶紧给二老送去,希望能听听他们的意见,更希望他们也能为《书品》写点什么。钱先生对这本小杂志看得还是很认真的,他在创刊不久,即一九八六年的六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编辑部称:「刊物中文章甚引人入胜。」并就创刊号上《读〈水窗春呓〉后》一文中提到的在清代传记中不见作者生平记载事指出:「其人数见于晚清人文集、笔记,拙著《七缀集》一二一页即提到『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动家金安清』,并引俞樾作金寿序。」可见先生对这本杂志的关注和爱护。有一次他还当面对我讲:「你们办的这本杂志口碑很好,来我这里的几位先生都提到了它。」能得到钱先生的称赞,我心里甜甜的。但最想得到的还是先生的文章。那时先生的大着《谈艺录》(补订本)刚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在读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也有不少人反映读不大懂。于是我把这些情况当面汇报给先生,并借机提出可否请他写一篇《我和〈谈艺录〉》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一下撰写该书的想法和用意,交由《书品》发表。听了我的提议,先生没有反对,只说可以考虑。这真让我有点儿「喜出望外」。大约过了一段时间,先生打电话叫我给他带一本《谈艺录》去,说是发现书中有一些错误,需要改正过来。我赶忙给他送去一本。他说手头的书都已送光了,想再买一些,书局说还没有印出来,就托我带一本来,把发现的问题直接改在书上,以便重印时对照改正。我听后回到单位赶紧又给先生找了一本寄去。

那一段时间,先生的身体有些不适,几次去看望,杨先生都说医生不让他见客谈话。过了一段时间,忽接到先生寄来的一本书,就是他亲手修订的那本《谈艺录》,里面还夹着一封给我的信(见图一)。我把那本书交给了有关的编辑室。信录如下﹕

 

世林同志:

贱恙两月余未痊,医戒见客谈话。大驾多次惠临,未能晤接,歉甚!拙著误字已订正,即奉还备案。承赐一册,尤感。力疾草此,即请

编安

  钱锺书上 杨绛同问好

  十月十日

  傅、许二先生处请代致候

 

世事洞明

先生是一个挺随和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好接触。每次我去看望他们,有时是先生来开门,见是我便高兴地让进客厅,还亲自给我倒茶。我知道他的时间很宝贵,把要办的事或要说的话赶紧办完、说完,就准备告辞。但他有时并没有要我走的意思,而是坐在旁边的一张躺椅上和我谈天。先生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有时他一谈就是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当然了我只能在一边静静地听,一句话也插不上。他讲完了,便站起来说:「今天就谈这些。你还有事吗?」我这才慌忙起身告辞。先生同我讲的那些话,只可惜我当时没能记录下来,因为有些我也听不大懂。但有一次谈到钱穆先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岁数比我大,但若按家谱算,我辈分比他高。今年(可能是一九八九年)正值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中央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想请他回大陆看看。由谁去信邀请呢?于是便想到了我。一位领导出面,要我写这封信。依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接到我的信也是决不会回来的。有可能还会来个反统战。我说出了我的考虑,但来人坚持要写。没办法,我只好写了信。可是,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给他的信连同他的声明就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我知道他是决不会和中共合作的。」我想,依先生之世事洞明,他是不愿意写这封信的。可惜的是,两位先生均已作古,看不到今天两岸的关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了。

严谨不通融的侧面

先生又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不管对谁,他认为不可以的事情,都很难通融。一九八八年,为了庆祝《书品》创刊三周年,我们请了一些著名学者题词勉励,这其中当然就想到了先生。于是,我便把这一想法写信报告给他,没想到很快接到了回信(见图二)。信写得很客气,不但不同意为《书品》题词,还举出了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为庆祝成立七十五周年时曾派专人走纸索题未果一事为例。真是拒绝有方。信录如下﹕

 

世林同志:

惠函敬悉。《书品》承按期送阅,并 玉趾亲临,感愧之至!我自惭形秽,不敢厕名流之列,挥毫品藻。故 贵局纪念册出版前,专人走纸索题词,即敬谢不敏,有纪念册可证。去年病后,心力更衰退,一切此类文字应酬皆辞却。尚乞鉴谅为幸。草覆即颂

  编安。

  钱锺书敬上 杨绛并候

  卅日

 

通读东西方大经典

先生还是一个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人。这方面的事见诸报道的已经很多了,我只想举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有一天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从《书品》上得知,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的前五十册,你下次来时方便的话,可否将前五册带我一阅?」没过几天,我便将这厚重的五本书带给了先生。不到两个礼拜,又接到了先生的电话,要我再给他借六至十册。我把书交给先生后,他告诉我:「前五册已经看完了,你带回去吧。以后我每次就借五册。」要知道该书是影印本,大十六开,精装。这么快,先生就看完了?先生见状,又补了一句:「我这已经是第四次看《大藏经》了。」听完后我心想,《中华大藏经》全部出齐要有二百二十册,甭说看四遍了,连一本都看不明白。走出门来,我还在想先生是不是夸张了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我还是每隔十几天便去先生家送去新的五册,取回看过的五册。就这样,我帮先生借了一段时间的书。

先生去世以后,他的挚友李慎之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石在,火是不会灭的》,其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情节——躺在病床上的先生对前来看望他的好友说:「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东方的大经大典我看过了,西方的大经大典我也看过了。」听了这话以后,李先生感慨道:「环顾宇内,今天的学人有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读到这里,我好惭愧!我只能为先生借书,却根本读不懂先生这部大书!

如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期间我总想写点什么表达对先生的纪念,又总担心自己这支拙笔写不出先生的精神风貌于万一。可是,上面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是如实地记录下来,一可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二希望能和广大爱戴先生的读者共勉。

(《明报》月刊 2008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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