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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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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虎:我所见到的《围城》诸版本   

2009-06-08 19:31:43|  分类: 文艺作品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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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79年底,我从导师郑朝宗教授处得知《围城》就要出新版的消息,此后我一直密切关注此书的出版。第二年此书一印行我就有了我的第一种《围城》,此后经常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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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10月出版了本书的新版,这是该书解放后三十多年里的第一次重印。钱锺书先生写了《重印前记》,对这本书的重新排印感到意外和忻幸。钱先生说,他对《围城》不很满意,所以曾经抽空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名为《百合心》的书,也脱胎于一句法文成语,中心人物是一位女角。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时,已写成的两万字草稿不慎遗失。此后兴致大扫,没有再写小说。这真是读者的大不幸。《围城》新版发行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书。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亦十分轰动。不法分子为了赚钱,开始打这部书的主意:各种侵权盗印本有十几种之多;《围城大结局》、《围城之后》等狗尾续貂之作也陆续出笼。早在1979年底,我从导师郑朝宗教授处得知《围城》就要出新版的消息,此后我一直密切关注此书的出版。第二年此书一印行我就有了我的第一种《围城》,此后经常翻阅。后来钱锺书先生曾题签见赐一册,被我束之高阁,妥善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总陈早春亦曾见赠两册,其中一册被我拿来专门对付借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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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地安娜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英译本。译者是珍妮·凯利和茅国权。珍妮·凯利,美国威士康辛大学中文系硕士。茅国权,香港新亚书院毕业,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威士康辛大学博士,宾州希彭兹堡州立学院教授。此书先由珍妮·凯利译出初稿,再由茅国权校译润色而成。《围城》英译本问世后,西方评论界给予很高评价,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宾塞评论说:“这是本极有才华、技艺精湛、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文笔高雅,结局带有含意深刻的悲观主义色彩。”他还指出,《围城》将会迅速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评论文章甚至认为,《围城》是本世纪最好的中国小说。《围城》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的卓越学术著作。《围城》在西方大行其道,珍妮·凯利和茅国权二人实在功不可没。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曾托几位朋友在美国搜购此书均未果。后来我去美国时,也曾百计寻找而终未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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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于19805月出版了俄译本。1989年再版。译者是汉学家索罗金,为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现已退休。索罗金曾翻译鲁迅、茅盾、叶圣陶的作品和元曲。著名汉学家艾德林在俄译本序言中称赞《围城》是优秀的中国现代小说,认为它吸收了西方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菁华。该译本的内容简介说,《围城》表现了社会批评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倾向,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对前景悲观失望、忧郁苦闷、动摇不定的性格,还说这部小说写得富于幽默感。索罗金在《再版前言》中指出,19789月,在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有幸与出席意大利欧洲汉学家会议的钱锺书会面。钱锺书先生后来说,索罗金先生曾提醒他,俄译本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还早五个月。1990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原苏联。行前受钱锺书先生委托,要向索罗金教授转达问候。到莫斯科后,见到不少原苏联的头面作家,能够谈谈钱锺书的有李福清和索罗金。我送上自己的书请“索罗金教授指正”,他则把俄文本《围城》的新版本题赠“陆文虎同志”。索罗金希望我能把他为新版书撰写的前言介绍给中国读者,我回国后请厦门大学我的学兄陈世雄教授译出后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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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克里斯蒂安·布热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法译本《围城》。译者为西尔维·塞尔望·许来伯女士。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当地的评论认为:“《围城》是一部杰作。其他同代中国小说所缺的,却为该书所有。它形式完整、严谨的结构使各章浑然一体;它气势雄浑、凝重集中,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了宏伟的画面,铺排成连绵的故事。”钱锺书先生说:为了这个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此书我只在钱锺书先生家见过,至今未能收藏。1994年,我访问法国,走遍包括巴黎在内的6个大小城市的书店,到处搜寻法文版《围城》,终于一无所获。据说后来该书又重印了,下次再去法国,一定要买一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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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围城》德译本。译者是波恩大学的莫芝博士。莫芝最初学习古希腊语文,后来专攻英美文学,曾专题研究庞德与中国。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高深玄妙的误解,增强了莫芝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她后来曾在台湾学习中文,并曾多次来北京访学。莫芝现在是双料博士,在波恩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授。钱锺书先生曾说过:“莫芝博士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研究文章的人。”钱先生在《围城》德译本前言中,对莫芝的译本表示满意,他称赞说:“她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广泛而又亲切的认识,善于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她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1990年,我作为学术丛刊《钱锺书研究》的编者,拟在第二辑中编发莫芝的一篇论文,就把已译成中文的稿子寄给她本人校译。莫芝很快寄回了精心校改过的文稿,并且随信寄赠了一本德文本《围城》。数月后,莫芝来北京大学作学术访问,恰逢电视连续剧《围城》杀青,我邀请她以“钱学专家”身份一同参加了首映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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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19475月出版了《围城》初版。当时关于本书的广告写道:“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当。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钱锺书先生在卷首的《序》里有这样一段话:“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致谢。好朋友像柯灵,唐,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勖,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为残酷的对照。”钱先生还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此书一般很难见到,堪称稀世之珍。该书原由日本学者高日时雄收藏,后高日先生将之作为珍贵礼品赠给日本京都大学博士、鲁迅研究专家孙立川先生。而孙立川先生则是我厦门大学时的同窗至交,二人虽见面不多,而二十年间未尝中断文字往来和书籍互赠。1995年我访问香港,孙先生即慷慨见赠是书,并笑称此举是“宝刀赠英雄”,我虽称愧不敢当,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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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岩波书店于198823月间先后出版了《围城》日译本上、下册,书名被改题为《结婚狂诗曲》。译者是日本汉学家荒井健教授和中岛长文、中岛碧夫妇。钱锺书先生为日译本写了序言。他回忆了与主要译者荒井健教授间标志着“生死交情”的“文学因缘”,十分感人。他还谈了有关文学翻译的一段高论,很能给人以启发。他在序言的结尾说:“关于这部书本身呢,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作者不用再抢在头里、出面开口;多嘴是多余的。”荒井健在译本跋中指出,像钱锺书“这样的雄才,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1991年,敝友孙立川先生在日本大阪为我购得《结婚狂诗曲》,令我感激不尽的是他还请《围城》的日译者之一、日本著名汉学家荒井健教授为我在该书上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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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899月出版台湾版《围城》。此书被作为《钱锺书作品集》第二种推出。卷首有钱先生的授权书手迹。书后附录了杨绛先生所著《钱锺书与〈围城〉》。这套书由青年好学的苏正隆先生汇辑出版。《围城》因讽刺了蒋介石而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苏正隆则因印行该书而为台湾警方所留难。钱锺书先生在前言中所说“《围城》曾累苏先生遭受一场小小的文字之祸”,指的就是这件事情。苏先生是一位有作为的出版家,印行了不少有价值的好书,近年常来北京;除了编书,他还带了几个英语研究生,在教育方面也很有成就。蒙苏正隆先生抬爱,拙作《钱锺书的文学世界》也得以在书林出版公司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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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894月出版了台北英文本。排版所用的底本仍是珍妮·凯利和茅国权的译本。在美国,印地安娜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已绝版多年。1993年,苏正隆先生来京见面,谈拙著《钱锺书的文学世界》在台湾出版事,我提及此事,苏先生当即答应回台北后马上寄赠一册过来。并说,《围城》英文版在美国的印数不敷需求,连译者之一茅国权先生欲再买而不可得,曾专程从台北书林出版公司买走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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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译者塔西娅娜·菲萨克女士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1986年访华时的随行翻译。封面是借用法译本的。19921217日,我到钱寓问学,待谈完正事,钱锺书先生取一册西班牙文版《围城》送我,一边讲些塔西娅娜·菲萨克女士访华的情景和翻译此书的一些事情,一边奋笔在扉页上题写:“文虎贤友存”。虽然,据精通西班牙语的钱先生说,译笔其实寻常,聊胜于无而已,但我还是感到忻幸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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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文译本于199110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我获赠西班牙文本《围城》的第二天,我又到钱寓,钱先生又送我一册维吾尔文版的《围城》,扉页上的题词是:“文虎兄存,我一字不识也!”我又一次领略了钱先生无处不在的风趣幽默。本书译者是司马义力、艾孜迈提。《围城》机智、幽默的风格和维吾尔族的民族性格有许多有趣的类似。对这个版本,我更是“一字不识也”。直到1995年,我随中央代表团赴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找到译者司马义力才知道,译者为本书所取的维吾尔文书名,如果再译成汉语,意思却是“窒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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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实录出版社于19945月出版了朝鲜文版上、下册。译者吴允淑为韩国成均馆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朝鲜文译本卷末附有责任编辑写的后记,记述了该书从翻译到成书的过程,饶有趣味。吴允淑前几年曾来我国南京访学,20003月,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常常到我主持的《钱锺书集》网页上来看看。当时她正在修订《围城》的朝鲜文译本,并陆续放在她自己的主页上。她委托我代她征询杨绛先生的意见。后来我问过杨先生,杨先生同意她在互联网上发布朝鲜文版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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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的《围城》于1996年出版。《围城》在香港向有好评,例如,《南北极》月刊曾在1980年发表文章指出:“毋庸置疑,《围城》是描写知识分子最好的一本现代小说……将来定与《儒林外史》和《镜花缘》等古典名著同垂不朽。”香港流行的《围城》盗印本为数不少,天地图书的这一种,是真正得到了钱锺书先生授权的。孙立川先生从日本京都大学学成归来,接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他素知我嗜“钱”如命,本书印行,自然不会忘记赠送我一册。

(《深圳晚报》20077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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