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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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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湧:“复归于婴儿”   

2009-06-29 17:22:11|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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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杜甫有这样两句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文人,特别是诗人,极重视词句的推敲,常常为一字而废寝忘食、挖空心思。文章诗词要想写得好,要成为“佳作”,对词句的推敲是必须的。在这方面,钱锺书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因为他要的是“极品”,而不仅仅是“佳作”。

  诗的词句,由推敲而致“惊人”,也是诗人们最期望得到的效果。不过,有人说,对于钱锺书来说,上面杜甫的诗句要改一个字,即把“惊”字改成“伤”字:“语不‘伤’人死不休”。他们认为:钱先生说话常常会伤人,而且非让人感觉到伤害才罢休。

  现在,我根据自己和钱先生的接触,对钱先生其人其学做粗略的“赏析”。

  “赏析”,是钱先生喜欢用的词,是以“赏”为主导,带有浓重的审美意味,即便是做着某种理论的事情。谈人谈事,若带有一种审美意味,情趣、格调自然也就不同;又何况,人世间的事情,大都带有戏剧性。除此之外,我用“赏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钱先生的人品与学问,用古人的话来说:“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澄、扰不得,又很难测得其深度,当然也就只能在一旁观赏了。我毕竟近距离地接触过他,为其音容笑貌所感染,就试着去描述并略加渲染。

  19831228日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寓所。他亲自开的门。这次长达两三个小时的访谈,是我们的初见。他一点也不嫌弃我这个学术界的毛孩子;相反,我们谈得来,用他的话说:“那天和郑湧同志谈得投机”。谈话期间,钱先生“信口即兴”,率真幽默,谈论学术竟如说笑话叙家常。兴之所至,他竟几乎雀跃,如同儿童一般。时而,他还叫喊:杨绛,你也来一起听听!谈到美学、康德,若意见不谋而合,他就高兴地转过头去对杨绛说:你看,郑湧也是这么认为的!竟如此高看我的意见。在谈话快结束时,他还把“黄昏时的朦胧”和“黎明时的朦胧”这两个名词送给了我,加以勉励和鞭策。

  这次我所见到的钱先生,充满了童心、童趣,大“见天地之纯”。他是一个充满爱心、能和别人(包括晚辈)交心的宽容仁厚的长者。他特别欢喜并竭力呵护新鲜的、美好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钱先生这样一个年过古稀之人,在我面前,竟如儿童。莫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对老子这句话,我理解:“复归”,就是回过头去,重新回到最初的地方;“复归于婴儿”,就是说,一个耄耋老人现在又回到了他的人生起点,回到他过去曾有过的婴儿状态。婴儿的特点,是柔弱,而不是刚强。“复归于婴儿”,就是回到婴儿的柔弱状态,从最初、最纯粹的地方重新开始。因为是“复归”,所以单纯而又不失厚重。

  仔细回顾,钱先生一生确实甘为弱者,尽量去除那些身外的可恃之物。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人品和学问,我们才有可能看出他的本来面目。

  例如,他的力拒权势。一般人总想让自己强大起来,而且越强大越好;若自己不够强大,就去依傍一个强者。有一些本来是做学问的人,热衷于走仕途、当官,为的就是用学术之外的力量来强大自己,以当官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可钱先生偏偏不爱权势,他年轻时就立志“一生只想做做学问”,并视仕途为畏途。在不坐班、不画圈、不开会的“优惠”条件下,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么高的权位,又深自敛抑。

  钱先生做着自己纯粹的学问,不给自己添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重担;而如今我们身边却有太多的文人,本无政治细胞却成天做着政治梦,不在其位却专谋其政。钱先生也不爱说那种“正确的废话”。在他看来,做学问的人最好不要去当官;当官,就难免要说官话。他常替那些能做学问的人戴乌纱帽而感到惋惜。

  钱先生学问很大,然而不好为人师。当我把和他的这次谈话整理后又交给他时,他详加批注,其中还有这样的话:他“不准备而且不愿意公开发表,仿佛是什么‘权威’、‘大师’之类的指点、提示似的”。这又显然和现在一些喜欢挂“大师”招牌者不同。

  他的老老实实做真学问。儿童不会说假话,“复归于婴儿”的人,就是“最诚实”的人。钱先生认为,现在人们想说、能说的话,前人差不多都已经说过了。这就更需要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不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才有可能创新说。所以,他所追求的学说,几成“极品”,常人往往难于做到。

  学人,本应该是“最诚实”的人,应该说真话实话,说自己的话。在那种几乎“众口一词”说着套话,甚至是说着假话、大话、空话的环境中,他凸现“个性”,不趋“共性”。钱先生是一个现在已不多见的真学者,听他讲话,读他的文章,无一“‘假’如”,甚至超越了佛家的“‘真’如”,全篇“真实”。其真实,突出表现在:他以坦诚、负责任的态度做人做学问,不去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要说就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是“未说”的,往往又是“说不得”、“不可说”的。他说了一些本“说不得”、“不可说”的话,说出了真相,就很有可能泄露天机、揭露心机。钱先生学术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于人生隐秘的揭示力求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在这种一网打尽之中,又深含“对人生的讽刺”。他挑破人生的隐秘,把那本来藏在人内心深处、最隐秘地方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赤条条一丝不挂。以赤子之心,做让隐秘赤条条一丝不挂之事。

  钱先生是一个杰出的文艺鉴赏家;他重视细节,专精具体的文学鉴赏,进行一种中国传统式的对经典的集释、点评。被他置于首位的,是具体的生动活泼的审美感觉和享受,而不是认识,更不是理论的逻辑体系。运用传统集部的典故出处之学,他从个别的语句、具体的修辞现象中揭示文心诗眼。钱先生特别强调艺术家的“会心”,以“会心”为文艺批评之端,并把它和哲学家的“悟道”明确区别了开来。在他看来,文学鉴赏“不落理路,神幻无方”,以凸现审美活动的体验性和艺术经验的神秘性。

  他的讽刺和嘲笑也值得一说。看不惯的事情,钱先生是要批评的,比如,对于一些人写文章的不着边际,隔靴搔痒。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仅要伤筋动骨,甚至得直触膏肓。钱先生不赞成时人大讲的“比较文学”,他把它比作小学里的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当年,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

  在和我的那次谈话之中,他也常常涉及时人时事,反讽、调侃、幽默,嬉笑怒骂、泼辣尖锐。他往往会用一些尖锐的话戳破被点评者的假象、短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是,讽刺也好,嘲笑也罢,钱先生是对事不对人的;倘若对人,他也是把自己包括在内的。因为,他的讽刺,是“对人生的讽刺”,而不是针对哪个个人的;因为,他的嘲笑,他“自己心上明白”:被嘲笑者“并不比我们更可笑”。他也常作自我批评。对自己在“压力下”的“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趋时”,钱先生就毫不避讳,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反省,是审视、超越自己,是自己的重新开始。

  总而言之,从钱先生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种人生:明知什么是强、而且只要自己愿意便能唾手可强,却决不为之;为而不恃,甘为弱者;让自己回到婴儿的状态。正因为这样,钱先生使自己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那些自以为是的强者,有空的时候,不妨问一问自己:“能婴儿乎?”

 (《文汇报》 20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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