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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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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钱锺书与杨绛   

2009-06-23 10:54:54|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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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9日下午,我向杨绛先生电话请安的同时,跟她老人家说: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收入《钱锺书集》,这是您在钱先生辞世后所作的一件大好事。数量上,它是《边上》的五倍,质量之高则无法估计。研究钱锺书的重要篇章极多,其中有钱先生在访意、访美和访日的一些谈话和学术演讲,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鲜明的态度。杨先生说:“这些文章是陆文虎精心收集的。”

   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把社科出版社1979年出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这本书,也收入《钱锺书集》了。我那时刚从北大荒回京,到书店一眼就看中,把它买了下来。钱先生直接涉足译事,历来极少,但您二位怎么忽然要译形象思维这个在中国争论了十几年的问题呢?

   “这是周扬平反从监狱出来后,任社科院副院长时,找到锺书干的。我不过是锺书的助手。还有外文所几位同志。书出来之后,反响蛮大的。”

   “周扬对出这本书是什么态度?

   杨先生很干脆地答道:“他很得意!很欣赏!

   “形象思维问题,您和钱先生在1966年春夏之交就关注了?

   “没有!我们那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没资格关心这些事儿!

   放下电话,不由得想起对形象思维发难的郑季翘的文章。那是发表在19665月《红旗》杂志上的,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副题是“对形象思维的批判”。文章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作了判决式的定论:“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思维来思维的。”

   当时正是“文革”前夜,批判《海瑞罢官》的风暴已开始半年多,文学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正噤若寒蝉,没有人敢站出来对此文表示公开反对,争鸣就更谈不上了。

   出人意料的是,1978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原信写于1965721日。此信一经发表,文艺界的朋友们腰杆一下子就直起来了。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与郑季翘商榷的文章。特别是各高校中文系的教师、作家、文艺理论家们,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思维方式,当然也没有人说文艺创作排斥逻辑思维。所不同的是有人认为逻辑思维是属指挥地位的,有人则认为主导地位应该是形象思维,它是文学艺术的特征甚至是规律。但在批评郑季翘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因为郑文等于缴了所有搞文艺的人的械。这一场为时两年多的争论,有两部资料书可作参考,一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形象思维资料汇编》(人文版,1980);二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一二两册,上海文艺版,1978)

   历史扭了一次大秧歌之后,郑季翘沉默了一年。1979年,他又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的长文。他认为,根本分歧在于思维中要不要逻辑思维,要不要运用概念和遵循逻辑规律。但其实,并没人说过不要。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没有高下之分,主从之分和指导与被指导之分呢?郑文说:“我和形象思维论者的分歧就在于:我认为,作家在实践中获得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达到理性认识,并在这理性认识指导下,进行创造文学作品;而形象思维论者所主张和鼓吹的‘形象思维过程’,却是排斥以抽象思维为中介,不需要概念参加,从生活中的形象直接‘飞跃’到艺术形象。所以,这种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关于人类的认识运动及其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正确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同样没有为形象思维论提供任何根据。查遍《讲话》,毛主席在什么地方讲过‘思维(作家的头脑)对现实的形象地反映’呢?没有。”他还针对一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引用刘勰、皎然的论点表示:对“刘勰(法名慧地)、皎然(俗姓谢)这两个出家当了和尚的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僧侣主义的”。

   郑季翘的文章中还写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毛主席对我那篇文章的态度。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我那篇文章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毛主席在讲到学习问题时,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说明新问题,‘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新的创造’。并说:‘吉林省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论批判,写得好’。凡是参加这个会议和听到传达的同志都知道这个事情。”笔者孤陋寡闻,只好征诸中央可靠的出版文献。《毛选》第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19661月到1969年共三年的文稿中,没有看到郑季翘透露的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扬他的话。这在我,就只好存疑了。

   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了形象思维后,出现过一些满纸黑体字的逻辑思维的代表作,其中有《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但这样的书,能作为艺术作品存在下去吗?

   现在回到本文的开头。复出后的周扬,经过九年监狱反思,回到了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本真面目。他组织钱锺书、杨绛翻译《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内分“西欧古典部分和西欧及美国现代部分”)。这是钱先生和杨绛先生从浩如烟海的西方文论中精选出来的论文片断,共有近四十家,既有尽人皆知的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弗洛伊德、萨特等,也有人们知之甚少的汤密达诺、康笛雅克、莱欧巴迪、李博等。这些内容大部均由钱、杨二人翻译,但也请柳鸣九、刘若瑞译了其中的三节,但仍由他们夫妇校订完稿。另外还选取了朱光潜等翻译的狄德罗、黑格尔、渥兹渥斯三节(这次编《钱集》时删去了这三节)。此书以《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为名于19791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钱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大致概括了西方经典作家关于运用形象思维一词的源流。仅用了三千字左右就做了改革开放初期所强调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对于谙熟西方古典文论,又精通多个语种的钱先生来说,真是左右逢源,运斤成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可以说,自以钱先生领衔的这部译著问世之日起,有关形象思维问题的那些浅层次的争论,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以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开始走上一条向前探索发展的路。现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回味的重要插曲。

   今年是钱锺书辞世十周年,恰逢周扬诞辰100周年。他曾经说:“认识论问题很重要。我们党在建党前没有理论准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真是哲人灼见。我们经常被一些所谓理论家忽悠,根源就在于我们在认识论问题上没有扎实的根基或理论准备。但要忽悠钱锺书,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与98岁的杨绛老通一次电话,引起我一些回忆和杂感;杨先生,谢谢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写此小文,作为我对钱先生辞世十周年的纪念,也是对晚年周扬的一个纪念。

  日期:2008-12-27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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