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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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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杰:钱锺书在“五七干校”   

2009-05-18 20:15:21|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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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然而,两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了!一切都颠倒过来。先是所长何其芳被当作“走资派”揪了出来,接着,那些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专家,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钱锺书先生自然也不能幸免。

  当时,我所在一派的组织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让我监督看管钱先生,使我和钱先生的关系密切起来。我记得那是在七号楼底层的一个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人。要是有人来检查,我就板着脸,装得一本正经,作严肃状,而钱先生则拿起一张报纸很专注地读着。等到来人一走,我赶紧关上门,笑嘻嘻地说:“钱先生,门一关,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在公开场合,我是看管者,而钱先生是审查对象,可是在私下里,他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前辈,而我是学生、后辈,所以我依然称他“钱先生”。我利用这个机会,向钱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从犬儒主义到达达主义……我问一,他常常要答十,总是不厌其烦,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使我受益良多。

  相处时间长了,我和钱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我发现,钱先生非常幽默风趣。一次,他心情很好,我们谈着谈着,忽然,他话锋一转,拿我的姓名开起了玩笑。他说:“士杰,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听着:刘士杰是坐下来的刘大杰,刘大杰是站起来的刘士杰。”说着,他用无锡话问我:“阿对(可对)?”没等我回答,他先自笑了。我边笑边说:“我可不敢与我的老师并起并坐啊!

  19691115日,学部“五七于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干校,先去罗山,后到息县、明港。文学研究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著名学者、专家,尽管年事已高,也不准留在北京,一律下放。说是下干校锻炼,实际上与古代的发配充军,与俄国的流放毫无二致。钱先生到干校以后,被分配与另一位戏曲专家、研究梵文的学者吴晓铃先生一起烧开水。让这两位大学问家充当司炉工,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已经被贬损到何等可悲的地步!这两位老先生何尝烧过锅炉?这不是难为他们吗?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尽管两位老先生如何卖力,如何忠于职守,这锅炉中的水却总像与他们作对似的,老是烧不开。钱先生还因此得了一个外号:“钱(全)不开”。

  钱先生除了烧锅炉外,还负责去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然后分送到每个宿舍。钱先生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十分细心,在他手上从未丢失过信件和报纸。他还十分准时,在田里干活的人们,只要看到钱先生在土路上匆匆行走的身影,就可以大致判断是什么时间。可是,有一次却出了意外的事。当钱先生像往常一样匆匆行走在土路上时,一辆警车突然戛然而止,在他身旁停下,从警车里走出两位警察,把惊魂未定的钱先生“请”上了车,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而去。在场的人们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为他捏一把汗。直到傍晚时分,警车又把钱先生送了回来,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地。原来县公安局把钱先生接去,是请他翻译档案中的英文,真是一场虚惊。

  干校要组织机务队,要派人到息县农机厂学工,一共去五个人。我被选中去学钳工,其他四人分别学锻工、焊工、车工。记得我向钱先生告别,说要去学钳工时,他说,好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要好好学。接着又加了一句:“有时间学学英文,不要放掉!”我心头热乎乎的,说:“钱先生,您放心,我不会放掉英文的。我把您送我的英汉词典都带下来了!”钱先生赞许地拍拍我的肩膀,连声说:“好,好!”

  说到这本《简明英汉词典》,那还是在北京我“看管”他时,他送给我的。这本词典原是他女儿钱瑗用过的,上面还写着“钱瑗”两字。这本词典我一直珍藏到今天。今天我重新捧起这本词典,这本词典的主人钱瑗,和把它送给我的钱先生皆已先后去世,真可谓人亡物在,睹物怀人,宁不怆然而涕下!

  记得当时在锅炉边向他告辞时,他要我等一下。我见他匆匆赶回自己的住处,少顷,他又匆匆赶来,捧着几个罐头肉松塞在我手里。这是他从北京带下来的。我坚辞不收,干校如此艰苦,我怎忍心接受他的东西?可是他固执地非要我拿不可,亲手把它们放在我的包里。他又叮咛再三,要我在学工时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我也嘱他多多保重。临分别时,钱先生突然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拥抱。我好不容易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走上去县城的土路。当我走了一段路;回头一望,见他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

  后来我们学部的五七干校从息县撤走,搬到了明港军营,不再种地了,由军宣队领导搞清查“五一六”运动。现在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五一六”分子,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不过,我和钱先生同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倒可以朝夕相见。因为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分子,所以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相对放宽了不少,我也就乘机常去请教钱先生。每到晚饭后,我总要坐到他的床边,听他讲解。听他讲解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你只要向他提问,他就不仅仅头头是道地为你解答,指出其中的出处和典故,而且还要搬出书和读书笔记,找到凭证给你看(哪怕你已经心悦诚服了),说:“怎么样,我这老头儿记性怎么样?”他脸上的神情就像孩子一样得意。

  可是有一次,他的女儿钱瑗从北京写信来考他几个英文单词,他居然被考住了,这是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很惊讶,也很沮丧。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的女儿来信说:“爸爸,这几个词您当然不会认识,这是美国刚刚出版的辞典里最新收入的词汇。我是故意和您淘气的。”钱先生由此感慨道,学无止境,人要不断充实自己。

  “要不断充实自己”,钱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明港时,只要不开会,他就手不释卷。他怕长期在农村搞运动,荒疏了学术和外语,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多读书,勤于思考,每有心得就写读书笔书。先用古文写一遍,下面分别再用英语、法语、德语……各写一遍。

  在明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幕:那时我们四五十人挤住在一个兵营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晚饭后,大家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然,大家发现,钱先生站在灯底下,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屋内光线很暗,而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眼睛也高度近视。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非常感动,也深感惭愧。我想,钱先生的博闻强记固然来自超乎常人的天分和聪慧颖悟,但也是与他的勤奋刻苦的学习分不开的。这也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天才来自勤奋”这一至理名言。

  钱先生的博闻强记确实惊人。我曾请教过钱先生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但是唯独那一次,却使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在我们从河南明港回到北京以后,那时钱先生和杨先生住在学部大院内七号楼的一间小房间里。每到傍晚,钱先生和杨先生总要出来散散步。我那时住在六号楼的办公室里(因学部刚回北京,住房紧张,所以只得将办公室暂充宿舍。钱先生夫妇住的那间房原先也是办公室),和钱先生的家只一箭之遥。有一次,我读《基度山伯爵》的英译本。这种从法文原著译成的英文版本比英文原著好读,适合非英语专业的人阅读。在阅读中,我遇到了一个生词“Clasic”,我翻遍了英汉词典,还查阅了英文版的《简明牛津词典》、《韦伯斯特词典》,可是都找不到。傍晚,我遇到了正在散步的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向他请教。他并不知道我在读那本书,可是我话音刚落,他就紧接着说:“哦!这个词是从法语过来的,是法国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以烹饪见长,久而久之,就引申为佳肴的意思,好菜就叫‘Clasic’。”我回去上下文一对,果然是这个意思,心中真是佩服得不得了。从此,我就永远记住了这个词:“Clasic”,像真的品尝了“佳肴”一样高兴,因为我学到了词典上所没有的知识。

  词典上所没有的知识,我从钱先生那里所学到的不止这一个“Clasic”,还有常用词“Bug”和“Siesta”。钱先生先是考我“Bug”是什么意思,我脱口而出:“臭虫。”他说:“是臭虫,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美国官员住进非英语国家的宾馆里,服务员领他进了房间。那位美国官员翻起床垫寻找着什么,服务员感到很奇怪,问他:“先生,你寻找什么?,”美国人答:’“我在寻找‘Bug’。”服务员笑了,连忙说:“先生,本宾馆是五星级宾馆,卫生条件是一流的,不会有‘Bug(臭虫)的。”美国人知道他理解错了,连声说:“N0No……”见服务员仍不明白,他只得耸耸肩,摊摊手。而服务员始终如坠入雾里,也只得摇摇头,退了出去。

  听到这里,我也急了,连声问钱先生:“那么,‘Bug’到底还有什么意思?”

  钱先生得意地一笑,说:  “告诉你吧,就是窃听器。看来,你跟那位服务员一样。”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我印象中,钱先生真可算得上无所不知。不仅外语,就是吴语方言他也能说出个来龙去脉。我问钱先生:“为什么我们无锡话中称女儿为‘汝倪’?”他回答:“我们无锡话中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古音。‘女儿’在古代就读‘汝倪’,儿子的‘儿’,古音读作‘倪’。如唐代李益的《江南曲》:‘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的‘儿’,应该读作‘倪’才押韵。”

  1999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亮采访我和邓绍基先生的谈话实录,题为“与书为伴钱锺书”。文前的“编者按”写到:

  这是两位与钱锺书先生相识四十余年的学者对钱锺书先生的深切缅怀。与许多人一样,他们把钱先生当作自己一生治学、做人的楷模,不过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是,作为钱先生的同事,他们有机会亲身接触钱先生。这些记忆,是他们终生的财富。

  我们确实“比大多数人幸福”,“这些回忆”是我们“终生的财富”。不过,我愿意把他们献出来,公之于众,让他们成为知识界、学术界,乃至世人的共同财富。

(《无锡政协》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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