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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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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符仁: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  

2009-04-23 20:03:07|  分类: 《宋诗选注》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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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钱锺书先生辩

                                                                         ——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

  李裕民教授是从“订误”起家的,他的《四库提要订误》,虽说不上什么大发现,但于四库馆臣的塞责潦草,却也不少补苴之功。古之拾遗小官,固然见不得大事体,但伐垢抵瑕之力,也不容埋没。所以,我于李裕民教授的贡献,向来不曾轻视过。但是,假若一个人终生业此,乐之不疲,就像街头的补衣匠,时间干得久了,也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悖妄起来,甚至一见裁缝店,便手心发痒,不问好坏,一律揽作生意,那便不免要闹笑话了。我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一篇李教授的大文,即《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载《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期),见其谬妄之态可掬,不免见猎心喜,引得自己也动起“妄心”。

  李教授是自命史学家的,所以他的文章里,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便是一:“欠缺历史素养,不太懂考据”;此外还有:二、不留意版本;三、对作品缺乏必要考辨。第一事,我留待后文详论,这里且说后两条。关于这两条,李文各举一、二例,我不妨大胆说,那也该是他仅见的。只从一两个例子,便推出一个大判断,论定其人的学术,那是写大字报的习惯,而不是“史学家”的性格。史学家应该“孤证不定说”,而李教授大概忘了这一条。  

  假如说,“不留意版本”的批评可以成立,那还需要别的例子。因为,李文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很有问题,或者可以说,不通版本学的,其实是李教授本人。李教授说:《宋诗选注》147页吴涛诗,是“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十五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我们知道,《宋诗拾遗》是个抄本,元人陈世隆所辑,为海内孤本,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厉鹗撰《宋诗纪事》时,就没见过此书。大概到了晚清,为藏书家丁丙所得,丁氏并有题识。1958年那个时候,钱先生是看不到此书的;退一步说,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采录,因为《拾遗》所录的吴涛诗四首,《环溪诗话》中都有,并没有多出的。据此可知,《拾遗》就是采自《诗话》,没有别的来源(《宋诗纪事》所录二首,亦据《诗话》,可为旁证)。而《暮春》的题目,一望而知,是辑者自拟的,这也为前人所常有(如《后村千家诗》、《花草粹编》),不足为怪。《绝句》之题,也还不是钱先生所拟,那是根据《宋诗纪事》的。李教授只翻查了《全宋诗》(吴涛见第37册第23249页),见其据《拾遗》补了题目,便如获至宝,浑不省其寡陋少识,给人留下话柄。

  “对作品缺乏考辨”的例子,李教授共举了两个,第一个是王安石《夜直》诗。他引周紫芝的《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钱锺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李教授的话,不无可取处,但过于自信了,所以不免语病。这首诗一向载于王集,并非钱先生“直接定为”的,李教授既没检《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是不足为训的。话又说回来,钱先生固然可增考辨,添一条注脚,但不引《竹坡诗话》,也算不上大病。因为,钱先生并不是注王集,而是为普通读者选诗,“思不出其位”,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况且,既选之而又自驳之,钱先生做事情,还没这样疑信参半、首鼠两端的。

  其所举的第二例,则是157页的一个注,钱先生顺笔带及《李师师外传》,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杀。不过据这首诗以及《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等看来,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没了她的家私以后,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李教授只引开头一句,便批评说:“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又说:“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其实,这只是李教授的“罗织经”。钱先生的原话,再也明白不过,又何尝信其为真了?但一经“截割”,“断章取义”,钱先生的意思也就变了。钱先生此处所引,不过“以博其趣”,文字的一种风趣而已。李教授若非“罗织”,便是“固哉高叟”,钱先生所谓的“文盲”,那就该入“群盲评古图”了(关于《外传》,今人有数家考证,不止李教授。亦有定为明人的。这都是后来新说。1958年,从旧说作宋人作品,未为不可。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亦收此篇,作宋无名氏。附及)。  

  至所谓“欠缺历史素养”的问题,则是李文的花大气力处,尤其集中在两件事。第一,是关于梁山泊是否为宋江起义的地方。这个问题,本来是有些争议的,但也属于学人常识,并不涉及什么“高深学问”。钱先生《宋诗选注?前言》说:“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李教授就此认为“钱先生犯了两大错误”,是“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他说:“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李教授的说法,似乎凿然有据,挑了钱先生的“硬伤”,殊不知,那其实也不过是个旧说。例如清代的诗人袁枚,其《随园笔记》卷十八里就说:“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案:《宋史》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纪江事者,并无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泊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泊为患。’云云。此自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初者,已相隔数十年矣。”连袁枚都知辨正的俗说,钱先生竟还会“盲从”?那也太出乎常理了吧。

  1955年,余嘉锡先生出版其《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修订本,作家出版社),最后一节为“梁山泊”,用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力破旧说,考证宋江确尝“结寨于此”。余氏的案断说:“宋江据梁山泊,既历见于元人诗文及明清地志,又为《方舆纪要》(按指顾祖禹书)所取,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至于何以又称“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余氏解释说:“《宋史》张叔夜传言‘宋江起河朔’,汪应辰文集亦称为‘河北剧贼’,似江本踞河北……盖因江自淮南路,出兵以进淮阳,遂就其屯驻之地以为之目。其称‘河北贼’,亦特追叙其初起一时一地之事。故方勺《泊宅编》……,又称为‘京东贼’。江之未尝久踞河北、淮南可知。”而其称“京东贼”,余氏说:“不曰河北,不曰淮南,并不曰郓城,而曰京东者,因梁山泊弥漫京东诸州郡,故举其根据地之所在以称之也。江所以能驰骋十郡,纵横于京东、河北、淮南之间者,以梁山泊水路可通故也。”这话也够确凿明白了。1958年的钱先生,必是取余氏新考,而弃旧说的,所以才会那样下笔。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而于余氏的名文,却不知一读,偏要逞其无知,肆其狂悖,来斥钱先生的“欠缺历史素养”,岂不是教人齿冷!

  李教授又说,钱先生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接下来他便引李若水的那首《捕盗偶成》为证。他似乎真是博览群书,超过了钱先生。其实,这不过是拾了別人的牙慧。想当年,李教授的老师宋史权威邓广铭,力倡“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之说,与人龂龂争辩,直到美国马泰来发表了《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拈出李若水的诗,邓氏这才没有话说。我想问一下李教授,在他的眼里,是否一生专研宋史的邓氏,也还是“欠缺历史素养”?此外,除了马氏拈出的那首外,“采著”宋江之事的宋人诗,李教授能否再举出第二首?

  李教授指责钱先生“欠缺历史修养”,还有一个理由,便是《宋诗选注》的“诗人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等”。这证明李教授于《宋诗选注》的体例,也没有细察。《宋诗选注》是为普通读者而选,是通俗读物,其底本则为《宋诗钞》。而《宋诗钞》并不以“诗人生卒先后为次”。例如其开篇第一人,即为王禹偁,次为徐铉。徐生于916年,王生于954年,王后于徐,而《宋诗钞》必以王置首,其缘故,当然是视王开宋诗,而徐从南唐过来,不欲置其为第一;这是前人编述的微义。就是说,传统的总集编纂,并不总是以生卒先后,还有别的依据,如“次以科第”。近人陈衍《近代诗钞?凡例》说:“是钞无卷数,仿《宋诗钞》、《元诗选》例,人各为卷。其先后之次,编一总目,有科第者次以科第,无则略准其师友之辈行次焉。”至于为什么要“次以科第”,而不用生卒年,那是别一话题,这里无暇多说。但是很显然,李教授是只知其一,只知有“以生卒年为先后”,所以一有不合,便大发其诧怪了。  

  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具体为:钱先生没选朱熹的诗,没选宋代妇女的诗,以及没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李教授“欠缺文学修养”,并不懂诗,本来没资格说这些,他之所以敢于妄言,我猜想,那是因为见别人都说过了。没选《正气歌》的事,是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王水照教授有过考究,见其《〈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没选朱熹的诗,刘永翔教授有过提及,见其《读〈宋诗选注〉》(载《钱锺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012月版)。这些文献,想来李裕民教授都看过。至于宋代妇女的诗,李教授的说法,是很足令人失笑的。李教授大概读过一些宋词,便误以为宋代妇女的诗,也像宋代妇女的词一样,有什么妙作,一时想当然起来。他不知道,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关于这个,钱先生是“吾从众”的。

  李教授的“欠缺文学修养”,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其批评韩驹小传。钱先生开玩笑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这是一种机智的俏皮话,钱先生的一贯风格。但李教授大为不满,他说:“在现在民众心目中,诗人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这很见李教授的颟顸,并且让我们知道,李教授就像个大学低年级生,只读过《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便以为通了中国诗学。一句话,所谓的“现在民众心目”,也许就是李教授“本人的心目”。储诗在唐宋人评价很高,不必多事徵引,只要一翻殷璠《河岳英灵集》:“储公诗格高调逸,削尽常言,趣远情深,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而苏辙本人,尤其推崇储诗,他的后人苏籀记《栾城遗言》:“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写的比较差的,已足与王维并论,那当然是一流的作者了。至于不为李教授所知,苏辙是始料未及了。即令储诗真非一流,在昔人评及同时人,拿古人来相比,那也仍然是恭维。大诗人杜甫评李白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其自称又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李白好过鲍照、庾信,杜甫好过曹植,也不知多少,那么,按李教授的逻辑,老杜语岂非贬人、自贬,哪见半点称许、自赞?如此读诗,真是“死在句下”了。

  据自称受过钱锺书先生知遇之恩的刘世南教授说,写这篇吹毛索瘢之文的李教授,是应该谥作“钱锺书的诤臣”的。我也很同意这话。因为,即使十足错误的批评,也总是对人有益,而正确的赞美,有时却会起相反的效果,害人患自大狂,不思进取。得失之间,有如转圜,物理从来是辩证的。所以看事情,就不能效拘虚小儒,胶柱鼓瑟,而要圆览通观。钱锺书先生是通人,想其地下有知,一定会欢喜李教授,而于我的丰干饶舌,便难保不嫌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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