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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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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钱锺书说“家常体”  

2009-04-01 15:18:43|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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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文章高手的小块文章或书简日记往往会有一种特别的愉快,其中的奥妙大约就在于行文特别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旧时术语谓之“通脱”,钱锺书先生则称为“家常体”。

  钱锺书虽然专门写过文章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是只涉及其中运用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不尽妥当这一问题,至于书中所推崇的古代文学中“非正宗”的所谓“言志”那一路文章,他还是接受的;惟其如此,他对于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近代散文钞》一书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钱锺书在有关书评里指出,“家常体”的特色在于“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迥乎不同”;该体形成于魏晋之世,后来发展而为“文笔”之分中的“笔”,此乃“介乎骈散雅(bookish)俗(vernacular)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韩愈复古,纯粹单行的散文变了正统;骈体文到了清朝方恢复地位,而家常体虽未经承认,却在笔记小说里,在书函里相沿不绝,到苏东坡、黄山谷的手里,大放光明(东坡、山谷的题跋,便是家常体,他作则为‘古文’),此后便数着沈先生所钞的作者们了。”(中书君《<近代散文钞>》,《新月》第4卷第7期,19336月)沈书所钞者乃是晚明至清初的小品。钱先生就此大加发挥,画出了中国散文中的一条线索:魏晋文章——六朝之“笔”——笔记小说——宋人题跋——明清小品。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条线。五四以来文章高手当推周氏弟兄,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关系甚深,周作人的散文与晚明小品一脉相承,他们都不赞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更不必说明清时代的什么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了。周作人在《近代散文钞》的新序里说过,“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拣金,要挑剔多少真正的好文艺,却是极难的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眼光看起来,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代吧。”晋、明之间空白太大,钱锺书提出若干补充,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而清晰的线索。

  在这一条散文线索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六朝之“笔”。钱锺书曾举江淹为例,说他既写骈体文,也写“家常体”,代表作有《与交友论隐书》、《报袁叔明书》等等。试看《论隐书》“不衫不履”的格调:

  淹者,海滨窟穴,弋钓为伍。自度非奇力异才,不足闻见于诸侯。每承梁伯鸾卧于会稽之墅,高伯达坐于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及也。尝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无青组紫绂龟纽虎符之志,但欲史历巫卜,为世俗贱事耳。而飘然十载,竟不免衣食之败……况今年已三十,白发杂生,长夜辗转,乱忧非一……请从此隐,长谢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餐金石,读仙经,尝闻其验,非今日之所言也。谁谓难知,青鸟明之。贵布笔墨,然亦焉足道哉!

  当时江淹正当一介小官,而且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在这封信里大发牢骚;他后来并没有归隐,但他的牢骚是真的。江淹长期当秘书,为他的上司写过大量的应用文,都是毫无感情毫无意思(当然,可以作为考证的材料)的官样文章,惟有到了家常体的书信里才能说几句真心话,也才能放下他早已掌握得很好的蟒袍玉带式的功架。

  先前周作人已经注意到六朝散文,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的课当中就有这样一门,其“课程纲要说明”写道:“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六朝散文》)。他所选讲者都是专书,未及单篇之“笔”。钱锺书则更深入一步,到作家的集子里去发掘单篇,披沙拣金,尤多创获。

  古代的“家常体”本来就在骈散雅俗之间,所以钱锺书认为当下的家常体不妨在文白之间。白话文甚至口语固然要唱主角,而文言文也未尝不可以用,总之应当非常自由。1934610日他在致张晓峰的信中说:“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不少,而近日流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讫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吾侪倘能及身而见之欤!”文言文尚有生命力,先前周作人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例如他在1922年就说过“现在的普通语虽然暂时可以勉强应用,但实际上言词还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丰富起来不可。这个补充的方法虽有数端,第一条便是采纳古语。”(《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他的文章中文言的成分有时很浓,文白夹杂,甚至有通篇文言的,名篇如《知堂说》等等,这正是钱信中所说的“近日流行之白话小品文”。

  钱锺书受周作人的影响很不小,而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白话文言能否合而为一,现在还不敢说,但有两点是不争的事实:一是五四以来常常有新派人物用文言文写学术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是如此,钱锺书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也是如此,黄裳先生的古籍题跋仍然是如此;二是不少人平常用白话文,但写起信来或为人题字则用文言或半文半白之杂交体。后一种风气迄今未衰,这也许能够证明文言文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当今的“家常体”中仍有用武之地。

  (《文汇报》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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