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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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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钱周过招   

2009-03-02 20:11:24|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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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出版后,钱锺书曾撰书评,特别对周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分为两派以及文学史变迁的描述提出质疑,此外还对书中谈晚明而未将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纳入叙述表示遗憾,他以为张大复可与张岱比美。

  周当时已是名满天下,钱则是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此举颇有“专打天下硬汉”的意思。周作人对钱锺书的批评似并未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根据《〈梅花草堂笔谈〉等》(作于1936411日,载《益世报.读书周刊》第46期,后收入《风雨谈》)、《自己所能做的》(1937424日作,载《宇宙风》第42期,后收入《秉烛后谈》)二文中的只言片语,可知周肯定读过那篇书评。

  两篇文章皆是远兜远转,以周作人当时的身份再加他矜持的作风,恐怕也不会专门为文辩驳。《梅花草堂笔谈等》从绍兴家中早有此书,小时常取出翻看,迁居北京后忽然寻不得说起,说到当时施蜇存正在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对施收入该书表示赞同。题中有一“等”字,文章命意也确是由点及面,说到他对晚明文学的看法,提到好多他以为有价值的书。其时晚明小品因他的推崇正被炒得热火朝天,文坛上赞成与反对两派态度均极斩截,周作人对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的攻击当然不能接受,与林语堂等人的热捧,其实也有距离。这里就有辨明自己立场的意思。要而言之,他以为公安派竟陵派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到哪里,读者当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求得同情的理解。他对晚明小品的肯定与艺术上的判断在下面这句话中余味曲包:“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既然对施蜇存所编丛书多收晚明文人作品表示赞成,理应大唱赞歌,他却在赞许之余暗下针砭,后面还说得更醒豁:“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的流行”。故尔此文不妨看作是他对自己为始作俑者的晚明小品热的纠偏。

  直到文末,才又回到《梅花草堂笔谈》上,他给了张大复几句贬语,捎带着也把钱锺书的书评驳回去:“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不能说文章到此方才卒章显志,因为针砭时风确系文章主脑,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对钱氏书评的回应,虽然仅着一语,却也丝丝入扣。

  “小时常拿出来看”云云,看似闲笔,其实有的放矢。盖钱氏挑刺在他看来或者隐有讥他孤陋寡闻之意。周素以读书多,学识渊博闻名,于笔记类更是无所不窥,亦以此自负,谈晚明小品而放过可与张岱等量齐观的大鱼,岂不坍台?所以不可不辩:不是不知道,看过,而且家中就有,小时就看过。意谓此乃大路货,不在话下。不肯提上一笔,是因小时就已看出其不入流,正不待他人二十年后来提示其可与张宗子比肩也。到文末是再将一军,辨析张大复与公安竟陵之别乃在后者思想陈腐而有“山人气”(怎可与更在公安竟陵之上的张宗子相比?他为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所写序言中就说张宗子“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且自谦“倘若我自己能够写得出一两篇,那就十分满足了”),“所谓假风雅即是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这是反讥书评作者不辩高下,随手就把对手归到附庸风雅者流中去了。

  平心而论,钱氏虽读书惊人,以当时的年纪,所提又是笔记一类,当还没有周氏的道行,而周氏对《梅花草堂笔谈》的品评亦更见眼光,只是他要强调小时即读过此书,且把也许是后来的评价(至少是后来才变得清晰)归到“小时”,未免有崖岸自高之嫌。总之该文一派气定神闲,谈笑却敌的架式。

  《自己所能做的》一篇则如篇名所示,实在还是在谈他的杂学,只其中一节,因前面说到他的“少信”(当然也就不能“载道”),迤逦说到“言志”、“载道”问题:

  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似乎这里的纠纷更是明了。这所疑的固然是事出有因,可是说清楚了当然是查无实据。我当时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的确有一种主观,不曾说得明了,我的意思以为言志是代表《诗经》的,所谓志即是诗人各自的感情,而载道是代表唐宋文的,这所谓道乃是八大家共通的教义,所以二者是绝不相同的。现在如觉得有点缠夹,不妨加以说明云:凡载自己之道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亦是载道。

  这里“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云云,恐怕就是针对钱锺书的文章(因为当时发表的其他书评都没有古人“言志”、“载道”原“以诗文分”的观点。陶明志编《周作人论》,1934年天马书店出版,收入了包括钱评在内的书评,周作人若未读过刊发钱评的那一期《新月》,应看过这本以他为题的书),但后面“今我又屡言文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以下,又一笔荡开,故对钱锺书的挑战,周并未着着实实地接招,只应以太极拳法,仅“这所疑的固然是事出有因,可是说清楚了当然是查无实据”一语,即一笔轻轻带过。这倒确是“事出有因”,盖周作人对文学概念本身不感兴趣,此处有所说明,所欲澄清者也不是“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本义,他要澄清的是他自己的思路,或他自己的概念。故声明一句“我当时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的确有一种主观”,对作为普通概念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即表过不提,回到自己的理路上往下说了,所谓“凡载自己之道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亦是载道”与钱的问题不接茬,全是辩明己意。钱锺书是穷源竟委的学者家法,周作人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他没法较真,也无意较真。该书小引中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是谦辞,也是实话。

  其实不特“言志”、“载道”两概念,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意在此而不在彼,文学史的“真相”非其所计,或不是终极关怀,申说自己的立场、选择,从史中发现自我,拎出文学史的“另类”线索以回护当下立场的合法性,才是关键(小引中说,“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即此而论,其路数与胡适《白话文学史》略同,均是“六经注我”,“主题先行”,属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所谓“大师的批评”,而非学者的批评。“大师的批评”破绽往往较学者批评来得明显,其偏颇经常是一望而知,然而有立意,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其存在的理由当另说的。

  钱锺书后来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又曾不点名地说到此书:

  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兼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例如明、清的批评家要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汉书》挂钩搭线[3],西方十七、八世纪批评家也要把新兴的长篇散文小说遥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4];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这类暴发户造谱牒或者野孩子认父亲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常有﹔它会影响创作,使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承,所以未可忽视。

这一回不是专门挑刺,只是搂草打兔子捎带一下,角度与写于十八年前的书评“就事论事”完全不同,——踞高临下,近于抠底牌了。

《书城》第二十七期 2008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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