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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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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钱锺书的学术工艺和锦绣学问   

2009-03-26 21:32:14|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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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钱锺书,似乎有类于1949年前上海滩上为人称道的手艺大师,诸如培乐蒙的裁缝,老正兴的厨师,王家沙的糕饼师傅。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描写一位鞋匠的小说《品质》,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这类师傅的品味。倘若说,芸芸众生当中,也同样有圣人存在,那么当首推这类默默无闻的匠者。只是比起《品质》中描述的那种天然无饰的朴实,从钱氏著述的字里行间,人们会时不时地读到一股方鸿渐式的自鸣得意。因此,将一位厨师或者裁缝称作巨匠,或许不无夸张。但将这样的名称安放到钱锺书头上,却又有媚俗之嫌。正如手艺的精湛,起初源自谋生的需要。学问也经常会陷入谋生的境地。而且,学者比工匠更容易产生我执。高尔斯华绥笔下的鞋匠,做鞋做到了全然忘我的境地。从钱氏之于《管锥编》的不断增补上,也能看出其精益求精的专注。但是否专注到了不着我相,不同的读者,恐怕会见仁见智。

  读完《管锥编》的人们,大抵上都会感觉到,像是爬了一座由无数个字词堆积而成的学问大山。此山并不险峻,却硕大而连绵。爬过此山,才知道古人天圆地方的幻觉,是怎么产生的。爬过此山,才领教了什么叫做管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之际,你可以听见方鸿渐按耐不住的窃笑。管锥两字,不可仅作自谦训解。这就好比练家子比武,说声请指教,那可是要让你吃点苦头的意思。读《管锥编》跟穿培乐蒙的西装、吃王家沙的糕饼,绝对不是一回事。只不过,倘若有人读《管锥编》读到了像著锦衣进美食一般的享受,那就可能轮到方鸿渐吃不消了。管锥真的变成管锥,绝对不是《管锥编》作者的本意。但作者的《谈艺录》却是真正的谈艺,不具备超凡出俗的审美观照。这样的谈艺,北京方言称作,侃大山。

  比起钱氏大山,同时代的法国人德里达似乎更加灵动。只消扗撰出一个名词,Difference,便敷衍出一整套后现代学说。人们尽可以对德里达的机会主义不以为然,但人家毕竟也算是一种思想,并且还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校园里,风靡一时。这可能就是思想和学问的区别所在。思想是创造性的,本质上乃是自由的实现。学问乃是凭借记忆累积的功德,在中国,又通常成为逃避自由的生存方式。有清一代的乾嘉学派,是清廷文字狱的产物。与此相应,毛式专制底下,便有了钱锺书的管锥。这样的管锥,早在钱锺书昔日的《谈艺录》里,已经初现端倪。谈论唐宋以降的诗文,钱氏会下意识地回避骆宾王讨武檄文一类的激扬,又同样下意识地略过王勃《滕王阁序》那样的华章。王勃的才华,令钱氏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那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息和浪漫激情,在世事洞明的钱锺书身上,天然无缘。骆宾王则火气太大,不符合圆融谨慎的处世原则。如此的怒气冲冲,放在毛时代,远不啻坐在牢房里听蝉鸣,弄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幽默,致使林昭最后成为烈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式专制对钱锺书的学问,乃是一种成全。钱氏自持聪明才学,博闻强记,倘若没有外在的压力,久而久之,很可能会流于轻浮。然而,外在的高压,致使钱氏不得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管锥编》作为一座学问之山,其重量可能就是如此获得的。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尽可以忽略其间的重荷。但读《管锥编》一点都不联想毛式专制的黑暗,那么阅读本身就会显得浮光掠影。再反过来说,也不能据此穿凿附会钱氏在著述中暗藏了多少孤愤,就像有人从陈寅恪的诗词中读出对毛式专制的厌恶。钱氏的《管锥编》其实是写得很快乐的,可以说,全然忘情其中。这是一种双重的逃避,既是生存意义上的苟活,也是存在意义上的逍遁。钱氏籍此修筑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小心翼翼地自得其乐。

  但也不能据此苛责钱锺书不过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大凡读过钱氏著述者,体味尽可不同,花边一词,却是无从说起的。要求钱锺书像林昭那样成为烈士,就好比责令周作人钻到青纱帐里打游击抗日一样荒唐。就算钱锺书不是国宝级的人物,也得尊重其选择生存的权利。尤其是人权斗士,更应该具备尊重他人之人权的意识。存在,是一种自由。生存,也具有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当年逃到大后方的郭沫若,指责准备在即将沦陷的北平苦住的周作人,谴词造句,腔调口气,既油滑又轻佻。那样的辱没他人,恰好为郭氏自己后来在毛泽东跟前的点头哈腰作了反讽意味极强的铺垫。自由的真正涵义,包含着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丧失对他人的尊重,意味着自己其实并不真的很自由。

  相比之下,仔细研读过钱氏著述的胡河清,出语谦卑,彬彬有礼。同样出自书香门弟,胡河清之于钱锺书的处境,心有戚戚焉。以胡河清的学术根底,论说钱氏著述,并不捉襟。胡河清的谦卑在于,向钱氏一执晚辈之礼。这样的谦卑并不意味着回避钱氏的长短,而是以恭敬他人,以持自重。无奈这貌似少年老成的胡河清,骨子里却是达吉娅娜式的贵族少女。既清高,又单纯。尤其是他将《旧约》耶和华式的希伯莱精神、《莫比迪克》中的哈阿船长、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浪漫激情,比附到钱锺书身上时,即便钱锺书本人不哑然失笑,旁观者也会忍俊不禁。好在钱锺书毕竟不是欧根.奥涅金那样的花花公子,在读过胡河清论文之后的回执中,笑吟吟地回了一个“迫寇入巢”的微词。此语回应于胡河清引用杨绛回忆,提及钱氏少年时代以及有关无锡籍贯的评说。胡河清好心好意地以少年钱锺书的痴顽,对比于“刁无锡”一说的刁滑;结果,让人家一句“迫寇入巢”,弄得仿佛是在隔靴掻痒。

  评说山峦般的钱氏著述,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因为这片山峦说坚固,可谓固若金汤;说脆弱,又如同精致的玻璃器皿。不小心砸碎了,显得很没教养。反之,贸贸然碰了壁,只能说自取其辱。也正是这样的特征,把许多从毛时代一路混迹过来的学人雅士,吓得不轻。经过一个知识空前荒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始终锦衣夜行的钱锺书,一下子成为众望所归的泰斗,绝非什么爆得大名,而是理所应当。只是联想到这样的泰斗,曾经躬身为那个长沙师范生写的劳什子作注编选,实在唏嘘。毋庸置疑,这不是躬耕南阳式的潇洒,而是不得不上前俯就的低声下气。然而,人们尽可以哀其不幸,却不必非要怒其不争。陈寅恪能够壁立千仞,乃是以最终玉石俱焚为代价。钱锺书没有被逼入焚书坑儒的火坑,无论仅就他人个、还是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是为序。

                      2009214日星期六写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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