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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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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   

2009-03-20 20:23:15|  分类: 《宋诗选注》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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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诗词中惯用原本形容杨柳“千丝万缕”形状的话语来形容人们思绪多端。值此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回顾往昔,心心念念,也总有万缕千丝之感,毕竟我是在所内工作了46个年头而后退休的。但也总得有纪念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或者也是“老文学所人”共有的,那就是首先想起文学研究所的创建者、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而这类回忆可以生发出很多话头。

  郑振铎所长当时的主要工作在文化部,所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所长何其芳,他们的文学道路并不相同,在年龄上也相差“半辈”——十多岁。他们共同主持文学所这件事本身也并非出自他们彼此间的选择,但他们确实是一对极佳的“搭档”。他们的最重要的相投处,就是要在那个亟待建设的历史时刻努力地为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其实也是构筑起来一座学术重镇,人才济济,十步芳草。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少佳话式的故事。譬如郑振铎所长亲自点将,请钱钟书先生编选宋诗。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说到,假若没有郑振铎所长的指示,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如果没有编选宋诗这段“姻缘”,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先后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钱钟书先生很可能不会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而多半是外国文学研究组的成员。要知道,在1958年整风运动中,1964年文学所一分为二,所内几个外国文学研究组与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时,都有过“争抢钱钟书”的“内幕故事”呢!

  但郑振铎的“点将”又是必然的安排。钱先生在1981年接待潘耀明先生访问时,说起当年陈石遗先生对他“过奖”,陈石遗先生是郑先生的乡前辈,于是郑先生“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说来十分谦虚。但郑先生却曾说过宋诗选注工作非钱钟书莫属的话。他还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五四以来的学问家中,广泛而深切认识并探究宋诗的人寥寥可数,人才难得。郑先生这些话是我间接听到的,但我却亲闻钱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说:就对宋诗版本的熟悉程度而言,他不如郑振铎先生。

  郑先生为什么说“五四”以来的学问家呢?这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轻视宋诗,影响所及,有的文学史著作中竟视宋诗为乌有,这当然是偏见。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说他钦佩郑振铎对宋诗版本之熟,言来如数家珍呢?因为受明代中叶“七子”们排斥宋诗的影响,宋代文集散佚严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人诗文集400多种,其间三分之一是清人的辑佚本。清初有的藏书家所藏宋人别集也多有不知去向的。所以,熟悉宋诗版本,并非是易事。

  我是在1955年来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郑振铎所长去世时,我才25岁,作为一个年轻后辈,我深深地感到,他和钱钟书先生之间,不仅仅是知人善任,也是英雄相惜。

  《宋诗选注》的序言和部分评语曾先后在《文学研究》上发表过,19589月全书出版,但那是版权页上的年月,那年10月间因公牺牲的郑先生很可能没有见到,这对他们两位来说,都应当是件憾事。这部被人称作“宋诗学中的一部名著”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都有称赞的话,后者是我亲聆的,记得是称赞书中多有见解,文字也漂亮。但好像也说了或许有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之嫌的话。“文革”以后,又知道胡适也曾极口称誉《宋诗选注》的注和评,只是对选目有所保留。但我想,即使钱先生对当年受时代限制而决定的选目觉有缺陷,也未必都能认同胡适的异议。

  钱先生去世后,我读到李慎之先生的悼念文章,他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他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

  《宋诗选注》在大跃进年代的“学术批判”运动中也曾略受批判,但可能正是由于胡乔木、周扬的赞语,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钱钟书,没有成为箭靶人物。那时他也曾下乡,去河北昌黎,周扬同志知道后说:下去一段时间就让他回来吧。当然,到了“文革”,那就无一幸免了。

  我读到的几篇关于文学所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到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还有七、八位乃至十来位著名专家都是郑振铎所长请来的(或书面邀请或亲自拜访),这种说法的来源或许只是出自一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但郑振铎爱才,何其芳爱才,这都是事实。而且我还感受到,他们在与那些著名专家的关系之间,还不仅仅知人善任和英雄相惜,其间还有宽容和理解,有可贵的情谊,或是朋友之情或是师生之情。郑先生和俞平伯先生1921年在上海相识相交。郑先生去世后,俞先生在《忆振铎兄》一文中说:“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哀念郑振铎同志》一文说:“一九五二年后,大家还和从前一样,又是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甚至在文中说:“他过于信任我了”。

  在1954年发生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后,1956年研究人员重新定级,何其芳同志亟力主张俞先生应定为一级研究员。同年他建议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在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为批评俞先生垄断资料这种不实之词辟谣。他在《论红楼梦》长文中还再一次肯定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艺术欣赏能力。关于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事,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何其芳对《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示威”和“反攻”。事实上,早在195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过于照顾”俞平伯的批评。何其芳同志曾检讨说,他或许有“封建师徒”的旧意识。我当时觉得这是无奈之言,是被逼出来的话语。后来俞先生在悼念何其芳的诗中写道:“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首句注文中说:“郊园,谓清华大学。”次句注文中说:“一九五三年建立文学研究所,君为副所长,后任为所长。”从传统用语习惯上说,诗中的“共学”云云,实是老师的谦虚之言。在《纪念何其芳先生》文中,俞先生说:“一九五八年(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时,其芳助我写前言。一九六三年我开始编辑《唐宋词选释》,拟写前言,斟酌选目,亦有其芳的协力。选本中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较多,也有其芳的意见。这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件事,均因得他相助,而得完成。”这些真诚话语倒也可以证实何其芳同志检讨用语中的“封建师徒”云云确实是无奈之言。俞先生在文中还说:“其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罪状’很多,重用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位“五四”老人自然地把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物与何其芳的关系理解为是后者“内行”和“重视知识”的表现。早年有师生关系,后来学生成了老师的直接领导者,但这一切,还是离不开情谊,所以俞先生在致何其芳夫人牟决明女士的唁函中说:“以数十年之交谊”,“不意顿隔人天,悲痛何如!”这里所说的还是“交谊”,是亲切的情谊之言,而不是感谢领导者“重用”之语。

  文学所的成立经过及其沿革,已有不少文章说得明白。但最早提议建立文学所的人是谁?或许知者还不多,他就是胡乔木同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院进行院系调整,我到文学所后常听到“三校合并”之说,实际上指的是北大、清华和燕京(其实还有其他院校)的文科各系合并到北大。以中文系、外语系来说,即使有一部分教师调往天津、东北等地,但还是专家云集,于是胡乔木同志建议把一批知名的中外文学研究专家集合到一个研究机构,这也是乔木同志提出建议的时机。这个时机的出现似乎是偶然的,但这个建议却又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着眼于新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宏观大局而提出的建言。关于胡乔木同志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一事,我最早是听何其芳同志说的。后来胡乔木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19771025日,他专门就《文学评论》复刊工作作指示之际,沉痛地谈到在三个月前去世的何其芳同志,也就自然地说起他当年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一事。

  胡乔木同志提名钱钟书为社科院副院长,对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先生来说,要说服他并非易事,正是乔木同志亲自登门,才最终说服他的,但他的允承是勉强的,胡乔木同志1985年写的《怀夏鼐》文中说过,1982年他请求夏、钱两位出任副院长,只是得到他们的“勉强同意。”

  一生淡泊,甘于寂寞,只是专注于做学问的钱钟书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他的好多友人很可能难以理解,海外更有人胡乱猜测。他自己在致友人信中则说他蒙命承乏,“不待人笑,弟复自笑”。那么,他又为什么“勉强同意”呢?就我所知,倒也并非仅是乔木同志“晓以大义”,乔木同志还说了老友之间充满感情因素的话,这后者确实也成为钱先生承允“出山”的重要乃至是主要原因。

  他们是有深厚情谊的。“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我是从来不敢多打扰钱、杨两位先生的,怕浪费他们的时间。这次我也是匆匆告辞。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

  在古往今来的文艺汪洋中,不知有多少描写“友谊主题”的作品,千尺潭水,万里婵娟,夜雨春韭,剪烛西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一切都离不开“政治”的岁月中,我确实幸运地发现了我所尊敬的、名闻中外的前辈学者们之间的真切友谊,这里面还有党内著名理论家与党外著名大学者的友谊。

 

《光明日报》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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