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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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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傅宏星:“道高犹许后生闻”——为编辑出版《钱基博全集》进一言  

2009-03-16 22:34:39|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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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近十年来,断断续续读过若干笔谈“钱子泉先生”的文字,有成本的纪念文集,也有老字辈(如钱穆、吴忠匡、杨绛)“零碎”式的忆旧,自觉广见闻之外,每每想到的总是上引数语。实际上,钱基博不仅是一代文宗,而且也是现代中国一位造诣精深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的这一段话,讲得也许过于沉痛激愤,过于自信自负,或许还隐隐浓缩了几分历史感,深意寄于言外。说起来,不知过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也怀着朝圣的虔诚,徘徊在少年钱锺书曾经生活和学习过的“钱绳武堂”中,踟蹰于中年钱基博曾经埋首著述和会友谈艺的“后东塾”里,欲寻觅父子大师已逝的影迹,可惜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了。白墙黛瓦,曲径通幽,当年的景物和书声朗朗的钱氏子弟于今安在?只好仰看云起云飞,悬想先知先觉们曾经的价值追求和现实苦难,心中又不免涌起一股淡淡的“美丽的忧伤”。已经快五十年了,天涯谈往,谈钱基博先生,也只剩下文献可寻觅了。晚生者,无亲无故,无因无缘,更无往事可伤,但可以“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就是说,借助对过去的陈述——钱基博的文字和别人的回忆,知人论世,进一步了解和感悟他的学术生涯、道德风范和感情历程,试着去评价和把握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

时针刚刚走过二十世纪。那些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老一辈学者们,给我们和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前尘旧影呢?钱基博先生无疑是百年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一个人物。他出生在“国势衰朽”、“欧化日深”的清朝末年,活动于“唯新是骛”、“固有废弃”的“五四”以及所谓“后五四”时期的学术风气之中,但从不赶热闹,为名士,放言高论,取悦时贤,而是孤行己意,潜光含章,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面对晚清以来“学潮激荡”、诸名流大师“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的教育现状,他律己更严,与物无竞,常思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钱先生的文化生命和学术历程均表明,他无疑是一位念旧启新的博学鸿儒,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学术良知的教书先生;他不仅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坛培养了一位“最伟大的智者”——学贯中西、享誉当代的大学者钱锺书——而且也以自己的别识心裁,抱朴守愚,著作等身,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坚实基础。所以钱老先生也是特别的一位,他的学术成就、道德事功,无疑与陈寅恪、柳诒征等人一样,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

大约再过三年的时间,到了2007年,即钱基博先生(18871957年)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了。比起那些黑白颠倒、人性扭曲的年代来,大概现在的中国,算得上事过境迁,痛定思痛”了。不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是否还有兴趣举办类似的纪念会,而作为桑梓故里,无锡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作为呢?不管怎样,这似乎都给人们重新认识钱基博先生和检视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先生生前,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九部,编撰各类教材十一部,杂著十四部,以及稿本、油印本等未公开发行的著作七部,约计六十三部。而他的大量学术论文、碑传杂记则散见于解放前出版的地方报纸、学术刊物、乡贤著述和谱牒家乘中,无人问津,渐致湮没。其中,尚未结集者,更是不计其数。据我粗略估算,著述总数应当在一千五百万字上下。钱氏逝世后,大陆方面,多次再版的著作有《经学通志》、《<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现代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增订新战史例)、《近百年来湖南学风》等,而修订出版的著作则有《韩愈志》、《版本通义》等。港台方面,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亦有多部、多次重印出版。虽然这些重版的著作还不到钱先生公开出版物总数的五分之一,但也表明他的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学界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不过,直到1985年,对钱基博论著资料的有意识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开展。1986年,临近“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日子,华中师范大学在章开沅先生的支持下,由钱先生弟子彭祖年、石声淮、吴忠匡等人牵头,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1987年底,华中师范大学以学报特刊的形式,首次将部分遗著结集面世,为我们了解钱基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十年之后,当年的学报编辑曹毓英先生以此次整理工作为基础,精心策划,于199712月编辑出版了《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此书对推动钱基博研究的深入开展可谓功不可没;不过,由于经费和人手不足,未能到钱先生生活和工作过的无锡、上海、北京、南京、浙江、湖南等地去搜集,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199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傅道彬先生又编选《钱基博卷》,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一再次结集出版,虽然没有发掘出来新东西、新材料,但对于热爱钱子泉先生的头白门生来说,无疑也算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可是,隔了几代之后,再来研读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和他的作品,实在是陌生得很,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后生不知先儒,也是常事。老百姓自然不说了,我辈如果不是因喜爱小钱先生的《围城》而私淑“钱学”的话,哪里会去拜读老钱先生的道德文章。

岁月淘人,原非可料,更何况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之人。

长期以来,学者之所以对钱基博先生存在不少误解和空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其著作总量知之不多,因而给准确评价这一历史人物和研究他的学术成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早在二十多年前,吴忠匡、周振甫、石声淮等前辈学人就曾呼吁社会和有关学术团体、出版单位赶紧整理出版钱先生遗著,使其人其学不至没无闻。据说,五十年代初,江苏古籍出版社就曾拟议出版《钱基博全集》,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现。199612月,刘梦溪先生发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一文,旧话重提,特予以表彰之,表达了有识之士共同的担心。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记得在1986年前后,湖南岳麓书社准备重新出版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写信征询子泉先生的哲嗣钱锺书先生的意见,请他作跋,钱锺书复书云:“先君遗著有独绝处,然出版尚非其时,数年后必有知者,其弟子辈尊师而无识力,急求刊行,弟于此事不敢置可否。”婉言谢绝了。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基博先生从事著述阶段的颠峰之作,自1933年正式出版后,三版书罄,1936年又出了增订版。虽然被时人誉为“今日著述界有价值之著作”、“可断其必能风行于一时,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也”,但该书在现代却流传不广,影响有限。考其原委,除了因其“殊乖文学史体”,于新文学人物有所抵牾,兼之文字古雅,多述“遗老遗少”有直接关系外,其从经世传统的立场出发,否定晚清至五四以来学术思想上流行的空疏学风无疑与二十世纪总的学术评价格格不入。大概也应了顾炎武的话:“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在一种败坏的风气之中,完全可以使美丑移位,真假莫辨。钱锺书反对人为表彰子泉先生恐怕即出于此意。所谓“曲高自有知音在”,人为宣传,误解而成曲解,历史失其本真,致使后人无得闻见二十世纪学术史之流变,反不如束之高阁,以待识者。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钱基博先生的言论著述作为前代人的文化遗产都有加以保存的必要。为此,后生如我者也开始着手访查钱先生遗著,最初的目的还是便于自己从事钱基博研究之用。首先,我对钱基博遗著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的保藏情况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普查。由于钱先生大部分的著作在版次、印数方面不算少,再加上解放后的重版,故而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图书馆中并不难找。其中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较富,收藏各种钱著版本均超过了三十部。我以此为依据,或托朋友借出后复印、拍照,或求购于旧书市场,收藏日富。其次,由于工作的便利,我于20044月出差无锡,前后半年有余,故而可以利用工作闲暇,遍查无锡、上海、南通等地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古旧报刊杂志、乡贤著述,并以此为线索,耐心寻觅,到处挖掘,逐渐掌握了钱基博遗著的大致分布情况,一份相对完善详备的著作编年目录也随之形成了。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求其完备(二)避免错误。求完备就必须上天下地苦心搜求,不漏掉一条线索,不忽略任何角落,必须眼细、手勤、腿快,偷懒是绝对不行的。要避免错误,必须对材料精心考校,道听途说不行,非原始性记载,亦难认为可靠。所以,为核对一条材料,需跑许多地方,查许多记载。

比较可靠的著作目录出来以后,我开始初步的保存、整理、点校工作。由于散落在报刊杂志、谱牒家乘、乡贤著述中的散文、小说、方志、序跋、书牍、碑传等佚文数量非常巨大,我一方面采用传统的抄写办法,另一方面还是对大量珍贵资料进行了复印和拍照,近乎抢救性发掘。当然,此后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不是我凭个人之力就可以顺利完成的。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个人和学术机构参与到资料搜集和校注笺释的工作中来,因为学术毕竟是大家的事业。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认真梳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其学问著述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事实上,钱基博先生对自己的为文为学已有相当的信心,自谓:“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而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以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征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牍,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遒之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对于一般学人而言,恐怕只注意他“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涂”和“集部之学海内罕对”两个方面,孰不知他在史学、经学、子学方面亦造诣宏深,不仅著作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无人能及。我以为所谓“学贯四部”的赞语用到先生身上,才有了真正意义的诠释。另外,钱基博本质上并非是一个远离政治、现实的书斋学者,他视野开阔,关心世界大势,十六岁时就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四万余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三十三岁又出版了《国民外交常识》一书,而在他的全部著述当中,涉及中外文化比较的内容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抗战以后,他深入地研究欧洲历史文化和两次世界大战,以一个年过半百老人的病痛之躯,不忘家仇国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写出了《孙子章句训义》、《欧洲兵学演变史论》、《斟今论》三部“理通欧亚”、“为抗战服务”的兵学著作来,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品德,可想而知。在文物考古、金石书画方面,他亦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和研究深度,晚年更是成果斐然,有《文物研究》、《华中师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和《精忠柏石室藏印》等多部著作存世。我以为,完全可以用“学贯四部,理通欧亚”八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当不为过。

回顾钱基博研究的历史,我个人以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充分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虽然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学界尚无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钱基博研究专著出版,但学术的航船已经起锚。我们除了要感谢尊师爱师的钱门弟子之外,不能不提到吴忠匡、李洪岩、曹毓英、刘桂秋四位先生,他们或宣传师说,或编撰书目,或留心出版,或发掘佚文荜路蓝缕,我的这份论著编年目录其实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和努力,这是应该向广大读者加以说明的。目前,钱基博研究开展的还很不充分,需要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其中。但据我所知,确有一些真正的学者甘于寂寞,默默从事于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不屑于搭便车,标榜取宠。因而,尽快出版钱基博先生那些“充满了忧世伤生的儒者情怀和传统智慧”的著作遗文,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结识的第一个无锡籍学者就是刘桂秋先生,当时他的专著《无锡时期的钱基搏和钱锺书》已经完成,正在着手开始对无锡国专的专题研究。虽然身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公务缠身,但是他仍不脱学人本色,不仅为我解答疑问,交流看法,还把辛苦收集的钱基搏未刊稿本和零散篇目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在这个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桂秋兄无疑是给我指教和肯定最多的一位,他的诚挚谨厚和勤奋著述,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滞留江南期间,我还有幸见到苏州吴雨苍、无锡顾文璧、徐志钧和南通凌君钰等对地方文化历史了解较多的老人,他们或个别会晤,或导引参观,或济我所乏,为我提供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感性认识。吴老的风雅健谈,顾老的平易近人,徐老的才思敏捷,凌老的古道热肠,都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我得到无锡市图书馆古籍部朱刚先生、孟明峰先生、章虹女士,无锡市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张晓雯女士,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魏武先生、钱程女士,南通市博物苑赵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向他们致以诚挚谢意。另外,我还多次利用了香港中央公共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的图书资源,他们热情周到的服务都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声明,虽然我与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辛道国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他迅速同意将《钱基博先生论著编年目录》在《无锡文史资料》上披露,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我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恐怕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并以此“抛砖引玉”,重新引起有关出版部门的兴趣。当然,这份论著编年只表明我们资料收集工作的阶段性成绩,遗漏在所难免,尚希海内大雅君子有以济我不逮,匡我谬误。

 

(原载《无锡文史资料》第49期,2005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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