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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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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原:几次和钱锺书先生萍水相逢  

2009-02-12 20:47:33|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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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已经作古了。关于他的博识强闻,学术界早有定评。他的辞世为中国学术界所招致的损失,社会上也有不少纪念诗文谈到了。我虽和钱先生有过几次浅淡的交往,却并未为他写过任何文章,连想也没想过。我总觉得,自己对于这位文苑先贤,最好的悼念还是多读、读通几本他的书。近来家人整顿内务,翻箱倒柜,不意发现钱先生的几封信,由此使我想起和他几次萍水相逢的往事,其中涉及我对他的景慕和他对我的奖掖。现已老至髦及,遇事善忘,何妨以这几封信为契机,顺便把一些有关往事写一下。

  在认识钱先生以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当然包括早已洛阳纸贵的《围城》,那可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胜利以后的事。1953年初,我由武汉《长江日报》调到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临时住在堂子胡同一个旧式大宅院里,这是隶属中宣部的“毛选英译室”所在地。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英语专家,如袁可嘉、黄雨石等人,还有大名鼎鼎的钱先生,他是英译室的主持人。当时是供给制,我和这些专家一起吃“中灶”,同桌之雅达半年之久。钱先生学养过人,谈锋甚健,富于幽默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为人谦和,没有大学者的架子,路过我的临时宿舍,总要学着我改不掉的湖北腔,随便开几句玩笑,这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不久我就搬走了,他们的工作似乎也告一段落,英译室随即解散了,那个大宅院听说改建成老革命家徐特立的寓邸。

  钱先生主持的毛选英译稿,后来交给英共中央,在伦敦出版了第一卷。当时我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有机会看到这本书,按照自己的英语程度或趣味,觉得实在翻得不坏:不但做到“信”和“达”,而且真正近乎“雅”。例如,“吃一堑,长一智”,原来不知怎么译的,经钱先生一点窜,竟成为A fall in pit is a gain in wit,实在令人拍案叫绝。我还把这个例子,以钦佩的口吻,向不少人推荐过。不料过了些时,却听说外文局的英国专家史平浩(Springhall).或称“春堂先生”,竟对这个译本提出了批评,说是“译得太雅了,我们伦敦码头工人读不懂!”不久我因“胡风问题”离开了中宣部,不知此事后文如何。十几年以后,“文革”期间,我在外文书店看到我国外文局出版的毛选英译本,果然不是我当年所欣赏的那个译本,而且果然比那个译本简明好懂多了。看来,中宣部接受了史平浩的意见,可能在钱先生他们的译本之外另起炉灶了。

  1955年,我因与胡风的友谊“奉命”隔离反省,先被关在中宣部宿舍的一间空屋里。一次上厕所,看见地上有一张人民日报。我已有个把月没看报、没听广播,便把那张报检起来浏览一下,果然上面有批判胡风的文章,一篇的作者竟是钱锺书先生。这倒也不奇怪,时至今日,名人大都亮了相,钱先生再拖着不写,恐怕是不行的。当时只知道,全社会已被动员起来,“提高警踢,揭露胡风”,究竟揭露了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忽然从钱文读到这样一句,“……想不到胡风集团藏有美蒋特务”,谁是“美蒋特务”?此话引起了我的警惕。原来1944(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在大学和其他同学一齐被征调当美军译员;受训期间,因未参加集体入(国民)党,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我将被派送“中美合作所”,后经胡风帮助,才逃往川北。去见胡风之前,我曾给他写信说过此事,是不是那封信今天被抄查出来,产生了莫大的误会?于是,当即通过看守,请求和审讯员(公安部派来的)谈话。为了让我主动交代,审讯员先还向我保密,以后问的口吻搪塞我:“你知道这是说的你?胡风集团每个人的政治历史你都清楚?”后来见瞒不住了,便直接问我:“你什么时候从‘那里’出来的?”我的回答是,我根本就没有到“那里”去过;井带着情绪补充一句:“要凭那封信把我打成特务,我死不眼目!”审讯员当即呵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准对组织发誓!”大约半年不到,经过内查外调,所谓“美蒋特务”的嫌疑问题终于被公安部取消了。尽管后二十多年来,社会上一直仍不知晓,审理案件的公安部毕竟早已为我作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今天回想起来,这个问题当年能及时由我本人出面澄清,不能不间接感谢钱先生的那篇文章,否则公安部再怎么实事求是,也不会那么快就把问题搞清楚。

  七年以后,我以“免于起诉”的名义获释,由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作为编外人员,看德语文学翻译稿。第一部正式稿件是朱光潜先生译的德国古典作家莱辛的名著《拉奥孔》。朱先生译笔老练,自不待言,但己年迈力衰,仍留下不少照顾不到的误译。我用铅笔在原稿上一一改正后,写了一份请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出版社办公室转送负责推荐出版这部朱译的社科院外文所。该所当时的负责人冯至先生看了那份处理意见,觉得相当中肯,便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这段往事他在去世前写的一则短文里说过了。此后几年来,我经社领导联系,业余为外文所主办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化名刘半九,译过一些德语文艺理论稿,如里普斯、让波尔、海涅、叔本华等人的文论,直到“文革”爆发为止。再说,外文所领导当日于看了我对《拉奥孔》译稿的处理意见,虽然听说我在狱中自学德语,却仍不知我的德语水平究竟如何,于是把我的一篇译稿,记得是文字古怪的让波尔的《美学人门》的一章,送请一位高人审阅,他就是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看完后,在译稿上写了这样几句评语:“译得很忠实,有些地方颇传神,只是‘性’字太多。”所谓“忠实”也许本应打个括弧,意思不过是,译得大体不错,但是相当呆板。所谓“传神”,是指我在译文中偶尔用过几个成语,如“虽不中,亦不远矣”之类。所谓“‘性’字太多”,是指我爱用这个字来译一些抽象名词,特别是些名词化的非名词。钱先生的这个评语使我的译稿仿佛领了一份通行证,此后经常能够出现在一些著名刊物上。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到八十年代初,我随着胡风错案的平反,恢复了正常生活,开始有了一些社会活动。这时,我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撤销了,改到外文编辑室上班。我曾经以组稿的名义,给钱先生写过几次信;最近找到他的三封回信,都是1981年写的。第一封写于1981113:“绿原同志:不见面二十多年,但并没忘记堂子胡同初次会晤的景象。前年奉赠拙著,不过借此代替拉手问好罢了。顷得来函,极喜。拙译发表在敝所在北大借寓时出版的第一期‘集刊’,手边已无存稿。如向敝所图资室查寻,必可找到。但此乃应命的译文,又系旧日‘干的营生’,水平很低,请你高抬贵手,不予选列,以免出丑。何如?专此即致敬礼!钱锺书敬上,杨绛问候,十三日”。所谓“前年奉赠拙著”,是指他1980年给我寄赠过一本《旧文四篇》。他所以赠我这本书,可能是其中收有一篇《读<拉奥孔>》,而我曾经校订过朱光潜的《拉奥孔》中译本吧。此外,里面还包括《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林纤的翻译》等文,共四篇。每篇讲述一些深奥的文艺理论问题,通过中西文献交相论证,使有关读者大开眼界。该书因系初版,印刷讹误颇多,钱先生已用钢笔一一订正;这时,他还在扉页上用毛笔写出“绿原学人存正”几个字,下面是他一贯采用的三字一体的签名。所谓“拙译”,是指我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海涅文集》,请他允许借用他译的海涅论堂吉诃德一文。

  第二封写于1981926:“绿原同志:拙作《旧文四篇》再版修订本原定于月底出书,我本想寄一册请教并作信致候。不料昨天得你来信,先此复谢,等书出后再送上。刊物计划极好,稿源也不会枯窘,但是能合你标准的—-不用客气,你是很扎实而又讲究的人—-怕为数不多,因为国内对西洋诗歌的认识只限于浮光掠影,望风嗅气(包括我们一辈的权威在内)。我决不向你泼冷水,也不向你灌烧酒。希望我的估计是错误的,祝愿你的刊物办得成功。我虽尽量偷懒‘逃学’,而杂事纠缠,看书也大打折扣。一时上实在写不出文章,辜负你的美意,惭愧之至。匆此即致敬礼!钱锺书上,二十六日晨,杨绛问候”。所谓“刊物”,是指当时出版社计划出版的、由王央乐和我主编的介绍外国诗歌的《外国诗》。

  第三封写于19811130:“绿原诗人:感冒牵动哮喘旧疾,一疾四十多天。前得尊函,未复为歉!上周终算可以稍稍走动,而又须开会。今晚归,得见惠寄《白色花》诗集,已将大作序文快读一过,感触百端。余篇将仔细咀嚼,从容涵咏,先此复谢。拙集将于开岁方出书,昨日古籍社来人云云,故尚未能献丑。即致敬礼!钱锺书上,杨绛问候,三十夜”。所谓“《白色花》诗集”,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为因胡风错案株连而搁笔多年的七月派诗人们平反的一本诗歌合集。所谓“拙集”,据云由“古籍社”出版,已记不清是指什么书。钱先生给我的来信似乎不止以上这三封,现已找不齐了。从这儿封可见:是我为了向他组稿,先给他写信;他每次都回信,虽没有为我写过一篇新稿,却几次向我赠送他的新书,令我获益匪浅。他的来信偶有“请教”、“献丑”、“惭愧”之类客气性套话,足见他为人的平易风格;特别是第一封不忘提及旧日初晤那段交情,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感念。

  此后某年某月某一天,我的同事、西班牙语专家王央乐先生对我说:“一道去拜访钱老夫子吧,他几次提到过你。”我这才知道,他同钱先生很熟,却没打听过,他们是怎么相识的。于是,我跟着工央乐,到西城三里河南沙沟六号楼,去叩钱寓的大门。相别二十余年,钱先生经王央乐介绍,认出了我,便伸出双臂,把我的肩膀搂着直摇。当时,我真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实什么都不必说,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倒是王央乐很随便,开口向他要酒喝,像在杨宪益先生家里一样。可钱先生不是善饮的杨先生,好像并没有拿什么名酒招待我们。临别前,钱先生从书橱里抽出一本新出的《谈艺录》补订本,用毛笔在扉页上写出“绿原诗人览正”,下面便是惯见的他的三字一体的签名,再加上令我不敢当的“敬奉”二字。该书系1984年经中华书局出版,由此可知,在1981年那几封信以后,我仍不时同钱先生有些往来。

  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可谓多事之秋,而我和钱先生能超越沧海桑田,有过几次far between式的邂逅。40年代,抗战胜利后,我就读到他的一些中西合璧的著作,随即是解放;50年代初,我们初晤,随即是反胡风斗争;60年代初,他为我审校译稿并写评语,随即是“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初,他给我写信并赠书,随即是改革开放。这几次萍水相逢,既可说是有缘,也可说无缘。随着改革开放,钱先生日益为中外学人所簇拥,头上给带上的光轮也越来越大。就我所知,钱先生一贯淡泊以明志,那些热闹场面恐怕未必符合他的本性。记得有位外国女士,说是读过他的著作,希望见他一面,他曾幽默地婉辞:“鸡蛋好吃,却无须参观生蛋的母鸡。”为了避免“交浅言深”,被讥为“谬托知己”,此后我再也没有给他写过信,更没有轻率地造府拜访。后来,王央乐卧病不起,不久悄然而逝,我连一起谈谈钱先生的朋友都没有了,便只能捧着他的几本书读读。除了《旧文四篇》、(谈艺录》,自己还买了一部《管锥编》,多年来我吭咏吭咏读了几遍。是否读懂了,读通了?却是另一个问题。须知,钱先生学贯中西,他的大作实在不是一般人读得懂的。不熟中国古典的外文专家固然觉得难懂,不熟外文的中国古典学者也未必就容易懂,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钱先生是够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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