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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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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宏星:《钱基博年谱》【1937—1938】  

2008-10-22 20:19:21|  分类: 钱基博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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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年谱》【19371938

1937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51

1月,先生受聘光华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校内委员一职。

按:《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193719)“校闻(定期举行毕业考试)”:“本学期寒假毕业考试,业经本学期第十三次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委员会办理,并定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为考试之期,请欧元怀、曹惠群两先生为校外委员,张校长、朱副校长、钱院长、容院长、谢院长及胡主任等为校内委员,业经呈请教育部备案云。”

31,先生出席光华大学半月刊编辑委员会会议。

按:《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37316)“校闻(本校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开会)”:“本校半月刊编辑委员会于三月一日举行会议,到朱公谨、钱子泉、吕诚之、耿淡如、姚舜钦等编辑委员,由朱公谨主席,讨论本学期编辑方针,及革新计划,并添聘黄仲苏、张宗麟、郭佩弦、郭景芳、周仰汶、袁际唐等为特约撰述云。”

32,先生主席国文系谈话会,讨论基本国文教学法。

按:《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37316)“校闻(国文系教授举行谈话会)”:“本校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钱基博,于三月二日召集国文系全体教员谈话,讨论基本国文教学法,议决:一、一年级作文训练,仍以简快整为标准。(简者简洁明净,快者限一时当堂交卷,迟交酌扣分数;整者用中国作文簿,用毛笔楷书清楚,不用中国笔及中国作文簿不阅。)二、一年级以军训关系,假定五月十日出发,出发以前,作文最少五次。三、作文改正,注重下列四项:1、思想是否能条贯;2、篇章是否有结构;3、字句是否能通顺;4、字体是否不误,蕲于诸生能以自由意志写清畅之文字,为最低限度。四、每次作文成绩最优者,请事务处指定大学教室穿堂揭示框两面,按期揭示,以便诸生观摩。五、诸生作文簿书法,有特殊工秀者,酌加分数,以示奖励。以上各案已提出校务会议备案,切实施行云。”

316,光华学生叶思昆撰《光华的文学院长》一文登《大公报》,对先生的严正讽刺有加。先生出于教师的责任和义务,特招该生训话,表明文学院院长的态度,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服务小学三年,中学师范七年,大学十五年,前后及二十五年,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学生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迁就过学生。我认清我做教师的职责,是教学生,不是捧学生;学生不是天之骄子!民国十六年,国民军奠都南京,张乃燕先生任中大校长,招我去服务,我给张先生一封信,就引《荀子》说‘非兼并之难,坚凝之难’,谓:‘现在革命成功,学生人人自以为有功革命,不服从校规,不服从教师,不服从试验,任情恣睢以为自由,毁道败德以言革命。如不振饬校风,改造思想以善其后;今日以此成功,明日即以此毁灭!’此信在《新闻报》披露。即有小报将我尽情讥笑,骂我落伍!其时光华有一部分同学向学校要求废止考试。我在校务会议,坚持不可。一日,我上课,方在点名。有一学生起立告我说:‘请先生注意黑板。’我回首视,乃大书‘请求免除月考’字样;问何理由?一学生说:‘胡适之先生即不考试。’我即厉声告以:‘最有名的人,未必最不错。如同学不肯考试,我无以测验同学对我所授,是否真实了解;我即不给学分!’同学无如我何!我从前在约翰教书,有一学生以我考试不予及格,不得升级,即盛气向我云:‘先生汝知我在此一年所耗将五百馀金乎?现在掷之无用,皆汝之由!’我笑答之曰:‘此真足以征学问之真价!汝在前清,有千金可以捐一知县,万金可以买一道府,汝仅炫耀得。汝今叩大学之门,来求学问,如不肯自下苦功,千万黄金无所用!又譬如汝父有十万财产传汝,汝可以行使继承权享受。然使汝父有满肚皮学问,汝苟不发心去求,汝父即无法传授,汝亦不能行使继承权。师之于弟,何如父之于子?’余生平态度如此!我老实告汝:我们教师批及格分数,或许随便;如果批不及格,无不招怨,非万不得已不肯;以人情谁愿意招麻烦也!况我所授学程,有每星期作业分数,有月考分数,有大考分数三者总合平均,乃为学期分数;无论及格不及格,一分一厘,皆有来历,岂比侥幸一日之短长!汝说我五十九分点九,不予及格分数。我则谓教师通融分数以迎合学生惰弛心理,取其欢心,绝不计及学术之尊严,此实中国教育之大耻!现在光华乃有五十九分点九,不肯通融之教员,此则光华之所以为光华!”(《光华文学院长招叶思昆训话纪录》

“贵报十六日副刊载有叶思昆投稿《光华的文学院长》一文,当即招叶生痛切训话;叶生亦自知悔。兹检当时纪录,与叶生连署奉寄。如贵《大公报》名实不乖,公道犹存;应请就原栏发布以明是非。博服务学校,抱道自重,而在校外不欲为曲学以阿世,与政客闻人相周旋;在校内不愿奉学生如骄子,以突梯滑稽相容悦;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何所不足于贵记者,而登载戏侮之文字!试问以孝弟忠信,仁义道德为开口可笑;将以奸淫邪盗,声色货利,为当然之教学乎?又试问五十九分点九之分数,不予通融,以为博之苛刻;将以滥送分数,取媚学生而谓教师之神圣乎?敝校同仁数年教诲而苦有未逮,今贵记者一纸败之而有余!又试问恂恂长者,如博固有不堪;然则少年佻达,果遂足以胜教育青年之大任乎?现在士习多诡,师道扫地,上庠成一閧之市,大师有逢蒙之危;苟非中有主宰,何敢严气正性!贵记者不知矫枉反正,而偏教猱升木。倘上海各大学同仁以博为监;此后与诸生为容悦,不敢以学问相督教,不敢以德义相切砺;则是博一身之荣辱甚小,而贻害青年所系于教育前途者甚大!而敝校善良之风纪,不能维持,尤无论已!此博之所为不欲嗫嚅者也!敢请贵记者公开负责答复,以去群疑,教育幸甚敝校幸甚!”(《致大公报记者书》

“基博先生:过去很久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您的《技击馀闻补》,所以对您的大名很熟。现在,我们正开侨民教育讨论会,看到您在卅日《大公报》所发表训诲叶生的纪录,我很佩服您的严正!叶生从新加坡回来升学,得遇您严正的老师,对于他的前途是很有益的,侨生回国升学,因为离父母远,花费往往大,功课也不认真,若没有严正的老师随时警醒,很容易堕落。但侨生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老实,社会上流行一个‘南洋伯’的名词,就是说他老实易欺,而在教育的观点,则是您所谓‘道德观念未漓’,孺子可教。我从去年八月往南洋考察侨教,许多家长和我说,送子弟回国升学,学问没有多大进步,钱花得多,最坏就是习染了‘高等华人’的生活,回到南洋连父母都看不在眼内。(好些父兄都是穷出身,做工人而发点财的。)他们嘱托注意这个问题。我回来后特别注意到广东的学校,我真感到心痛!到上海,十里洋场,一般的学校只知道贩卖一些书本的知识;立身做人之道,不惟不注意,且为广招徕,故意迎合青年的低级趣味。像您这番说话,真是没有几个人说的!”(李朴生《致钱基博信》)

夏,迫于东南战事吃紧,先生大约在暑期前后由上海光华大学转赴杭州浙江大学国文系任教,并参加了浙大在南京的招生阅卷工作。

按:先生转入浙江大学任教的确切时间,以及此事缘由经过,目前一直未见到明确详实的文字记载。惟查《竺可桢日记》,先生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3784日,文曰:“八月四日,星期三[南京]台风过境:……八点半至中央大学图书馆,则阅卷诸人多已先后到,计有苏步青、陈建功、琢如、朱叔麟、周厚复、朱福炘、何增禄、季梁、祝文白、钱子泉(基博)、王驾吾,未几贝时璋及沈鲁珍亦来。”由此可见,先生既然参与了浙大在南京的大学联合招生阅卷工作,那么他在此之前就已经转入了浙大。

813,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迅速占领我国东南半壁江山。

8月,长侄钱锺韩由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电机专业毕业,刚刚回国,即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匆匆前往担任该校机械系教授。

“自七月七日日寇在芦沟桥启衅,至八月十三日而沪战又起,中日军事南北嚣然矣。时长子锺韩适自英返国,甫抵家而沪车断,亦间不容发也。”(节录自钱基厚《孙庵私乘》,以下不再注明作者)

“时叔兄子泉及长子锺韩已早赴杭,在国立浙江大学任职。”(《孙庵私乘》)

917,在杭州浙大举行新生入学大会,先生参与并演讲。

“晚七点半在新教室礼堂开一年级新生大会,到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女生二十人左右。由余主席,报告约十分钟;次晓沧、钱子泉及朱仲翔与陈柏青均有讲演;八点三刻散会。”(《竺可桢日记》)

105竺可桢校长与先生约订“双十”节在寓中用膳,并期促成柳诒征先生之女柳定生与侄锺韩订婚之事。

“晨晤钱子泉,约双十节在寓中膳,并约其侄钱锺韩与柳定生、张晓峰(其昀)等,因得翼谋(柳诒征)之托,为其女柳定生与钱锺韩订婚事也。据钱子泉云:翼谋于三年前在江苏考试留学生时,得钱钟韩卷而爱好其人,因欲妻以女云。”(《竺可桢日记》)

“长子锺韩,在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成绩为全校之冠,获有国内外著名奖金多种,以成绩特优,未经服务,保送应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成绩亦冠全军,录取第一,而年最少。由江苏省公费送英留学,选习机械。时阅国文卷者为丹徒柳诒征氏,故江南名宿也。得卷亦以为老师宿儒,及拆弥封,乃知年甚少,且攻实科,叹为:‘中西淹贯,实不易得!’由江苏教育厅召集,赴京教育部聆训,鉴于博士头衔不尽适于国用,特奉部准:‘注重实习,不读学位。’故到英后在伦敦大学肄业两年,即由校绍介瑞典著名工厂实习,亦两年。方于民国二十六年夏回国,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后兼机械系主任也。”(《孙庵年谱》

按:先生与史学大师柳诒征先生,早在1927年就很熟悉,他俩不仅在学问上交流不断,互相钦服,而且当此国难之际,还能聚首浙大,教授后生,不能不说是机缘使然。往还之迹如见<京江相公诗稿真迹>跋》有云:“吾友君翼谋,相国之乡人也。寔长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遂索付景印以拾四库之阙。为序简端以诏读者。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四年元旦无锡钱基博谨记。

1010浙大同仁创办《国命旬刊》,希望通过文章著述,唤起民志,尽匹夫兴亡之责。先生为“发刊词”,呼吁国人戮力同仇,共赴国难。又作《吾人何以自处》发表于《国命旬刊》第二期。

按:1022《竺可桢日记》:“八点廿分至校,晓峰来,以《国命旬刊》二期见示,中有钱子泉《吾人何以自处》一文,谓拿坡仑侵德时,Hegel弃城至乡,而其友人非书尔则居危城不去。哈氏之意以为渠方从事著书,此书之成,必能使德国民族复兴,故不得不去乡。而非氏则以为吾人当以身为表率,故不应离危城,二者各有见地。与曾子为人师居武城,宋人来伐,去之,则以曾子负师保之职;孟子居齐,将有兵事遂不去;二人之行为各别亦同一辙也云云。”

“于时,余任教国立浙江大学,而随转徙,以之泰和。瞻来日之大难,惧致身以无地,而撰《吾人何以自处》一文,以为寇深国危,非死之难,而生为难,以告于朋友,以寄于予季。”(《张仲仁先生轶事状》)

1112,在家乡无锡城区屡遭轰炸后,又悉日军将分兵进犯,而国军一溃千里,无锡已无兵可守,弟基厚方始只身离城,与前撤到西乡新渎桥的眷属会合,不久无锡即告沦陷。

1938  (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52

1月,先生随浙江大学迁徙江西泰和。

220,妻王氏、女锺霞等随弟基厚一家避居上海,先暂住在基厚之婿许景渊寓所,后租住辣斐德路六百零九号沈宅。自无锡沦陷之后,弟基厚多次受到敌伪通缉或引诱,于是他不得不避居上海租界,暂做寓公。又积极组织无锡旅沪同乡会,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并筹划战后无锡工商业恢复事宜。

“二月二十日下午抵沪,偕长女元迳诣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十八号许婿景渊寓,时婿已于事变前由海关奉调赴湘,在岳州关任事。当由其尊人建人翁夫妇招待,腾三楼及亭子间借余安置眷属。晤三侄锺英并各处由沪转信,知叔兄子泉及长子锺韩已随浙江大学自杭州转徙江西泰和。”(《孙庵私乘》)

323,在江西泰和,校长竺可桢“晤钱子泉,嘱其会考国文,并由学校悬奖,给与最优良而进步最快者若干人”。

43,被誉为“一代隐士儒宗”的马一浮先生避寇入赣,抵达江西泰和,浙大同仁遂举行公宴欢迎他,先生与焉。

“十二点至大原书院,迪生、洽周、以中、贺昌群等四人宴请马一浮,并邀钱子泉、晓峰、叔谅、章俊之、陈弼佑诸人。膳后与马一浮、钱子泉等谈至四点半。……子泉谈及韩非子,谓不啻一部共产教科书。”(《竺可桢日记》)

按: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后改名为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自署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早年接触西语、西学,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颇有心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学美国,习西欧文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国。二十岁之前,由于父母、妻子相继亡故,心情抑郁,加之对现实政治失望,自此隐居杭州西湖,不问世事,专心读书治学。1937年抗战爆发,他由杭州避寇南迁,初居桐庐,转开化,不久因寇患日迫,乃随浙江大学入赣,居泰和。浙大校长竺可桢以大师名义礼聘他,经朋友敦劝,以天下学术为重,不可自隐太过。于是应聘,出来公开讲学。主要著作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蠲戏斋诗前集》等。

45,校长竺可桢“晤钱子泉,嘱其为国文会考主试委员并出题目”。

57,《竺可桢日记》记载:“晚钱子泉、祝文若、王驾吾等约柳先生晚膳。膳后九点半回时尚微雨不止。席间谈及胡子之难养,翼谋因谓昔有人以胡子作灯谜,射《四书》一句,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本学期,先生目睹国难日深,乃重检少年时期习武图强的志趣,广泛涉猎、研讨古今中外军事著作,开始谈兵。并与浙大顾谷宜教授合作,从英文版翻译了《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一书,后由江西出版合作社在194211月出版。

“乡人丁慕韩将军□□宿将,君之所知也。每相见陈兵敌势,了如指掌,日欣闻所未闻也。基博则以不明日人之兵学,无以成我国之胜算。而日本兵学,师承德国,方与乡人顾谷宜教授迻译德国兵学大师克劳山维兵法精义,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而加按语以刊《国命》,诏读者。”(《顾公述之先生哀辞》)

按:丁锦(18781958),字慕韩,号乾斋,无锡城内南塘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同年,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宣统二年(1910年),任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第七十三标统带。民国元年,任陆军部教育科长。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任讨逆军起义总司令部参议。同年,调任陆军部军务司司长。民国八年,调任航空事务处处长。民国十年,授陆军中将,任北洋政府航空署第一任署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就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中将顾问。抗战初期,始任对日作战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

“基博尝授同学诸子以孙武书。时则首都沦陷,我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而基博则谓:‘强弱无定行;胜负无常势;要在量敌而审己,因利以制权。倘得孙武十三篇书读之,心知其意,可以镇方扰之人心,续国命于继绝!’亦以为乡人顾君谷宜诵说。谷宜闻而惊叹曰:‘微乎微乎!出神入化矣!惜余闻道之晚也!’既而昭于基博曰:‘余粗习欧故。’乃为道德之有克氏焉,言而世为天下则,亦庶几欧西之孙子也!乃据英译本以相研讨,而证孙武之书;虽其言有合有不合;而要以证见日所以敢冒天下之不韪而以逞志于我者,其道有由!基博曰:‘盖迻译以为我国人告也?’谷宜笑曰:‘孙武书十三篇耳;然而国人罕有肄业及之者!况克氏之下笔不自休;其卷帙之浩浩,且什伯于孙武书焉;恐读者未终卷而我倦欲眠矣;宁易窥其要领所在乎!’基博仰而思,俯而答曰:‘是何伤!请毋斤斤于字比句次之直译,而会通其旨以为要删;意最其精,辞出以达;庶几目治者易终卷,心维者易挈要焉;其亦可也!’于是谷宜说其义,基博润其辞,以一卷为一篇,随篇标目;题曰精义,勿以辞核。挂一漏万,虽自知其未允;提要钩玄,庶无负于作者!如以此为未足,则有克氏之原书在。聊疏其旨,以冠于篇。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之五九国耻纪念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国立浙江大学之江西泰和县上田村舍。”(《〈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卷头语》)

“去年夏余在浙江大学之泰和学舍,与顾君谷宜译克氏兵法,得第一二两章,重为采吾国古兵家言加按语,以发其旨而博其趣,载入《国命旬刊》,顷顾君最译第三章旨要寄示,乃为润色,加按语,以入院刊(笔者注:指《国立师范学院季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战略第三》题记)

630,浙大学期结束,先生与师生等陆续返家度暑假。

“六月三十日[至南昌]晨晴,途中至新淦阵雨:晨六点起,收拾行装。七点半至大原,发电两通,即上校中所雇之公路车。今日共有三车出发,二车装学生。……膳后,行往火车站,别晓峰等,上原车行,仅祝(文白)与钱子泉等七人而已。”(《竺可桢日记》)

72,老友王宝仑年届六十。先生作《王宝仑先生六十寿言》以贺。

“吾友王宝仑先生以今岁戊寅七月初二日六甲历,其犹子松涛、深霖与少君序之三人者,皆尝问学于予,廼咨所以为寿者,且曰:‘方今国家多难何心介寿,而流俗谀好之言,尤未敢以吾伯父吾父立身处世之所为发闻成业者,著于文章,为世世子孙法。’以基博游先生父子之间者且十年,先生尝为道坚苦立业,而松涛兄弟之所以寿其伯父与父者,则又不同于寻常世俗之称觞,其乌可以无言?”(《王宝仑先生六十寿言》)

7月,先生自江西泰和,绕由湖南取道粤汉路至香港,乘轮船至上海探亲。

“七月,叔兄子泉自江西泰和由妻弟高君昌运相陪,绕由湖南取道粤汉路至香港,乘轮来沪。长子锺韩则为浙江大学强留校内,未能相随俱来,室人甚念之。至于11月,而长侄锺书偕妇杨季康亦自欧回国,始大部家属又暂告团聚焉。后叔兄改膺国立师范学院之聘,赴湖南蓝田,未再往浙大也。”(《孙庵私乘》)

“既幸予季之不降志辱身,而又欣其脱死,亟欲一面,以七月之上海,而晤予季。”(《张仲仁先生轶事状》)

“自顾老至耄及,锺韩出入扶持,臣精销亡,大慙奋于笔而不如先生之奋于气,多愁善病。又以予季孙卿服老乡邦,军兴之日,义不避难,输军供饷,以一身任。及无锡既破,而日人不安于占领,欲得为用以相镇抚,指名大索,微服走上海。而基博负砚远出,久不得音问,传闻异词,不得不东归一面以商出处,而浙赣之铁路已断,于是西出粤汉铁路以下广州,转香港而抵上海。其间道出长沙,则二十七年之七月初三日夜也。”(《顾公述之先生哀辞》)

8月,老友嘉定廖世承奉部令在湖南筹建一所师范学院,在赴湘选择院址的同时,他也与钱基博和孟宪承等人接洽,请他们帮助延请教授。最后校址选在安化县蓝田镇(今属涟源市)私宅李园。

按:国立师范学院创立之经过,先生撰有《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一文,曰:“实经始于二十七年之八月;越三月,乃集厥事。世承被命为院长,聘师惟贤,位事惟能;慎乃服命,诞敷文教。而多士翕至,先于十二月一日始业,将以二十八年之一月十四日行开学典礼;而属基博为之记。”

于是国立师范学院廖茂如院长,以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其次一年,受任危难,明耻教战,师范攸赖,而值寇势之方怅,相土地之宜,是究是图,崎岖来此。维将军敬教劝学,让宅以居,世之所谓李园者也。顾园非将军一人之所有,而将军之同户,以及同户之子女,无不与有焉。维将军之寡嫂夫人,以及诸子、诸子妇,无不体将军之心以为心,型仁讲让,无异议,无难色,空室而徙,羁旅如归,而后学院得以缔造。乡风幕义,多士景从,以宏国家之作育,而成抗战之远谟。无虞于陨越者,维将军之倚异,则是将军之有大造于我国家也。(《李卓然将军七十寿序》)

按: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上海市嘉定县人。1909年入南洋公学,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5年毕业后赴美入勃朗大学,专攻教育学、心理学,获博士学位。留美时曾得曼宁优奖生荣誉,被举为全国科学会名誉委员。1919年归国,被聘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主讲教育心理学等课。他曾加入科学社、新教育改进社、测验学会、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主要著作有《智力测验法》、《教育心理大意》、《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东大附中道尔顿实验报告》、《教育测验与统计》等。他与陈鹤琴开拓中国现代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在团体测验编制上,贡献较大。他编制了《廖世承道德意志测验》、《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廖世承图形测验》、《廖世承中学国语常识测验》等等。1925年出版专著《测验概要》。1927年他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附中主任。1938年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筹办国立师范学院,并任院长。解放后,廖世承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

按:李云龙(18761960),字卓然,湖南安化蓝田人。早年公费留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即已随二兄李燮和在东京参与创立光复会,并加入同盟会,追随章炳麟、孙中山等先生参与革命。回国后,曾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并曾主持过湖南及广西两省陆军学校之校务,是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抗战初起,为了“击蒙御寇”,慷慨捐献李园数百间房屋和偌大家园,使国立师范学院得以开办。高风亮节,令人景仰。

“以吾知将军,固手造民国之一人也。方其早年,以色诸生,从乃兄燮和将军游学长沙,而倡为黄汉会,盖黄者黄帝,汉者汉人,欲以苏国魂而振汉声,祖黄帝而跃前烈,湘人士之以革命而结合者,自此始,时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也。……燮和将军赉志长往,而将军亦垂垂老矣。故天赐智勇,而养之以恬,世多丧乱,而镇之以静。同学少年以及门生从游,我不建牙拥旄,剬制数千里,呼吸风雷,而将军从容委蛇,独以长厚见称,特将服其美,匡救其失,为生民留仅存之元气,为国家弭未形之隐患,无智谋,无勇功,行所无事,意念深矣。以将军手造民国之人,而不覩民国之发愤为雄,郁陶于心,此将军之所隐恫也。亦既剥极而复,屯终有享,以国家发愤为雄之日,而以明耻教战,责成于吾党也。寇深国危,义无所逃,此固将军之所预也。推大宅以让,而自处于仄陋,则一秉公忠体国之素怀,此人情之所难,而将军之所易也。默推将军之意,岂徒如少陵所云: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哉?毋亦曰,此国士也。夫国士之于寒士有异,寒士者,豪门之所养,摇尾乞怜为食容,为皆臣;而国士者,国命之所资,明耻教战,为志士,为仁人,舍命之勿谕,一寒何惜也。使吾党而自居于寒士,而作育非国士,鹜利如渴,蹈难不勇,无乃非将军所让宅之意,抑何颜为将军寿也。苟以将军公忠体国为怀,力阐国家明耻教战之旨,毋贰尔心,同仇僇力。斯可以侑将军之觞而无怍色矣”(《李卓然将军七十寿序》

“当国师筹委会向他表示,拟以李园为院址时,他欣然答允并无偿供用。随即动员我们的全家子弟不下百口,都很快迁出李园,跟着国师就顺利地搬进来了。”(李忠熙《归来重拾儿时梦——记湖南蓝田、国师李园》)

某月日,日人某氏拜访先生而有劝诱之说,先生不为所动,责以民族大义。

“日人某氏尝主上海同文书院之支那研究部,而读余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贻书为校讹字,又以余为文称引慈溪裘君毓麟《思辨广录》,来书乞为介,以取迻译,然而未之晤也。至是投刺相造,以亚洲文化、欧洲文化为论。余告之曰:‘士见危致命,见利思义,此中国文化,亦亚洲文化也。’某氏曰:‘不然。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而管仲不死,孔子许其仁。然则致一命,孰与仁天下,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贤弟(指先生之弟基厚)昔尝有惠于乡邦,今避地如弗及,于初心得无刺谬。即如张仲老一去苏州,而人心失所维系,不得不日寻干戈,岂仁人君子之用心。纵一身之节义为重,而地方休戚尤大,此中亦有权衡,孔子所为讥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者也。’余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国之不存,何有地方,枉己直人,孟子不许。仲老国士,爱惜羽毛,重其身以重中国,岂可枉其身以重地方。仲老纵不自爱,国人亦所不容,余弟摧颓,不堪世用,苟全性命为幸,其他匪所思存。然不爱其身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愚兄弟思之熟矣。’”(《张仲仁先生轶事状》)

1027,筹备工作基本结束。廖世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他遂邀请先生担任国文系主任。

10月,先生曾前往上海某大学和江浙同乡会演讲。

“予季则介余诣江浙同乡会,以有陈说。余乃承先生之论而益阐之,推本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听者亦为动容,谓自仲老之去,郁陶于心久矣,未有深切著明议论如今日者也。”(《张仲仁先生轶事状》)

“将离孤岛之日,有大学及江浙同乡会来招演讲,并拈此题,听者颇为动容。”(《周易为忧患之学》)

11月,长子锺书与妻杨绛携女儿自法国学成回国。

按:钱锺书回国后的行踪有一点疑问,据杨绛先生回忆,此次在香港上岸后,杨绛携女儿直接回到上海,锺书则转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先生弟基厚《孙庵私乘》前引有“至于11月,而长侄锺书偕妇杨季康亦自欧回国,始大部家属又暂告团聚焉”的话,似乎言及锺书此番回国亦曾回上海小住,当可佐证下引吴忠匡的回忆,但与杨绛先生的说法则异。大概是注意到了人们的疑问,杨绛在她的新著《我们仨》中作了解释:“船到香港,他就上岸赴西南联大”,“锺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11月,先生不顾病痛日深,舍身以赴,由弟子吴忠匡陪侍,同部分国师新聘人员一道,自上海渡海至温州,穿浙赣以入于湘

“先师钱子泉先生是我1935年负笈上海光华大学时期的老师,他是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大学实行指导教师制,他又是我的导师,抠衣趋隅,愿安承教。先生每周必考问他指导下部分中文系学生的德业,子温而厉,不稍假借。抗战军兴之岁,上海沦陷,承先生命,又相从犯烽火,自上海渡海至温州,穿浙赣以入于湘,侍先生教授于湘中安化县蓝田镇(今涟源县城)之国立师范学院,晨夕相依,执经问难者又五年。师资所承,迄未敢忘。”(吴忠匡《先师钱子泉先生学行记》)

“中书的父亲子泉老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那时我担任老先生的助教,一九三八年秋正候轮渡海赴温州。我们将由浙赣铁路转往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到新创建在这个小镇上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我第一次见到中书,是在辣斐德路(今名复兴路)他老父寓所。他身材并不高大,不肥不瘦,衣裳楚楚。他从外边回来,走向他父亲,向我瞥了一眼,没有理睬我,径自和他父亲谈论船票的事。他事先当然知道我将随侍他老父远行,因此在和老父谈完话离去时,他再次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在我这个生人前,他不无矜持。我感到他身上有股兀傲独特的气质。我们启程的那一天,中书兄弟送他父亲上船。结伴湘行的,还有周哲肫、汪梧封、高子毂三位先生。中书离船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话别,也捏了一下我的手,没有说话,匆匆登了岸。我们就这样相识了。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中书二十九岁。”(以上节录自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

1111,先生一行辗转到达蓝田国师所在地。

“记得我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来到蓝田,那时任先生和袁先生都不在院。”(《本院两周年纪念钱子泉先生讲演》)

1118,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廖世承、钱基博、任孟闲、汪德耀等人出席,原则通过训导处拟订的《训导实施纲要》,暂定全体师生共同生活之具体事项,规定全体教职员与学生混合膳食,公共场所不得吸烟。

“泉师从不讲究生活享受。一九三八年到前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学院新成立,全院教职员和学生同在一个食堂用膳。每桌八人,既有教职员,也有学生;每月变动一次坐席。但夜饭时,特别是星期六夜饭时,常有些教职员不在食堂吃饭,而相互邀约到外面酒馆饮宴。只有院长廖世承先生、训导主任任孟闲先生和泉师等少数教师坚持每顿和学生一同用饭,直到一九四○年废止师生合餐的规矩。泉师在房门上贴一张条子,婉言拒绝参与同事们饮宴的邀请。”(石声淮《记钱子泉先生捐赠图书文物事》)

121,国立师范学院正式开课。国文系新生郭晋稀、彭祖年、袁勖、季家骥、石声淮等先后从先生受业,其中石声淮学业优良,深得老先生赏识。国师期间,钱先生律己更严,授课之余,又辛苦搜集湘中先贤遗著,欲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开设各大学国文系一般课程外,他还针对抗战实际需要,学以致用,特增设《韩非子》、《孙子》两门课程,并亲自讲授。

自来国文系无开《孙子》的,然在国危寇深的时候,有文事必有武备,殆见危受命,知兵也就可以临危不惊。钱先生选择《孙子》诸家注释,结合欧洲军事家克老山维的著作,写成《孙子章句训义》一书,作为教材,并参以己意,课堂讲授。‘易’有随时之义,先生主持系务,设置课程,可谓切中时弊,学以致用。”(袁勖《一代教育家》)

按:当时的抗战后方,是令不行、禁不止,法令多如牛毛而国不治。先生开设《韩非子》,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乱世的通病,申明法制,正是与当时现实相结合。

123,召开第二次院务会议,先生与会出席。训导主任任孟闲报告具体训导大纲,共五十余条。

125,国文系举行第一次纪念周,请先生讲演《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

“钱基博先生向诸同学作第一次精神谈话时,曾提到罗忠节公泽南。罗先生是一个村学究,率后子弟,与太平军作战,所向无敌,他的弟子如王鑫、李续宾、续宜兄弟,均为一时名将,而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文人从戎,为什么武功能如此煊赫?就因为他有气节,有风骨,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钱先生说:自来言程朱之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愤发,本之义理,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搦,矫矫乎莫之尚矣。(见钱基博:《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廖世承《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第一次纪念周与学生讲话》)

1212,国文系系会组织成立,举行第二次纪念周,请钱先生讲演《为人师者何以处国难》。

1226,国师召开第二次编辑委员会议,先生与会出席。

1228,先生出席征求图书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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