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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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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管锥编》   

2008-10-20 10:08:37|  分类: 《管锥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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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怀疑《管锥编》是近代以来我国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不过,要想给这部书定性,却并非易事。

  走进图书馆,会发现这部书不归属文史哲的任何一个类别,而是归乎“综合”类。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目录学家精准的目光,因为它精准地反映了该书综括四部、周览遍包的特点。

  有人说,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读懂的“天书”。可是,也有人说,沉下心,翻一翻,发现此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读。

  还有人说,《管锥编》的神乎其神,全是那些无聊的“钱学家”们吹出来的;其实,在电脑发达的时代,好多人都能够“处理”出几部类似的书。可是,又有人说,这纯属无知妄人的胡言乱语!

  对《管锥编》最著名的一个定性,是说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零零碎碎、缺乏体系是它的致命伤;弥漫满纸的书名、人名、洋文、文言文,说明它还是一部自娱自乐、炫耀学问的大杂烩。在互联网上随便一搜,会发现对《管锥编》的“鄙视”叠床架屋,早已举不胜举。

  有时,笔者不禁暗自发问:在当今这个网络阅读的时代,到底有几个人认真通读过《管锥编》?我们要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这部书,还能赢得多少人的耐心?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到今年1219日,钱先生逝世就满10周年了。在这个值得怀念的日子里,谈一谈《管锥编》,应该是适当的吧!

  我以为,《管锥编》是一部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如果你不喜欢它过于细碎的知识,那么,它还有精美的思想。如果你对思想不感兴趣,那么,它还有美妙的语言。如果你觉得语言的美丑完全无关紧要,那么,它还有精细的考据。词章、义理、考据,古人所欲达到的写作极致,在这本书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不消说,它是跨学科的,也是融化民族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文史哲的相互融通,中西文明的交互映照,宏观与微观的一网打尽,让这部书显得格外神奇,甚至有些“怪异”。

  钱锺书先生正是写作上的完美主义者。在知识与思想领域,他抱有统领全部、巨细靡遗的雄霸思维,并试图通过《管锥编》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决不会采用单一的著述方式,决不会为自己划定学科或范围,而是要编织一套综合的、多面向的学识网络。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董仲舒回答,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译成白话就是:大道理要讲得实在,也得通过实事来讲呀!《管锥编》就是这样一部书,“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把“空言”寓于“行事”之中,把思想蕴蓄于密密麻麻的书名之中,最终指向的,是完美的境界。

   所以,《管锥编》虽然由笺注古籍的形式构成,由古籍中的某段话语发凡引绪,铺展开来,形成既相对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长短不一的文字内容,但那只是外表,是全书所追求的外在形式之美。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体例”。

   思想才是《管锥编》的精髓。而思想的核心,在乎各种文学观念的阐发。所以,《管锥编》可以说是一部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出发,是它最重要的特点。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是它明显的特性。

   显然,这是对学术史上以史学或经学为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立场的修正。

   在文学观念统领下,书中探讨中外思想,不采用逻辑演绎、构造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实证性的资料搜集和梳理,将古今中外、异时异地、具有统一性的心理观念资料排列比勘,相互映照,以求贯通,从而达到整合中西的目的。

   它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元史观。亦即作者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站在一元的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将一元的统一性归结于人类的心灵,但强调“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

   从一元史观出发,全书表现出对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强烈关注。它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时刻通过细节去映现世界的统一性,以大量事例,揭示一般与差别、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理一分殊”、“一多互证”,在《管锥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书中鲜明反映了辩证思维的特点。钱锺书娴熟运用辩证法,以辩证的眼光观察、论断研究对象,以学术考辨方式进行理论思考,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性,“于旧解别出新意”,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诗化观念,亦即用艺术化的眼光阐释各类文献,观察各类事物。钱锺书说,文士和诗人往往在见解上高于学者乃至哲人,并经常成为后者的先声。“文士慧悟愈于学士穷研”,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考语,难免让人惊心动魄。

   钱锺书还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观察人情与人心的史料功能,但受艺术属性限制,基本不具备考信具体历史事实的功能。所以,书中反对无原则地“以诗证史”。同时,又主张“史蕴诗心”,即认为历史著作常常采用艺术的手法,在局部上成为艺术作品。由此出发,书中不断地而且十分猛烈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抨击,认为“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甚至艺术属性较淡的诸子书,其中所道,也常常“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故“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钱锺书既反对用考据而非审美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著作。此类相关言论,在书中大量存在。

   《管锥编》还考察了中西历史中哲学(含伦理道德和人生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科技、语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中西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许多具有普遍性的母题进行了考察,涉及到创作、文体、鉴赏、批评、修辞等方面。书中也包涵许多考据性的内容。要想以“文化快餐”的方式对《管锥编》的内容产生某种印象,读者不妨参考一下蔡田明先生所著《〈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后面所附的那个主题索引。

   说到底,《管锥编》是20世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全面汇通以来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正日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阐释、认可和应用。

   二十多年前,我始读此书,即被其“怪异”的著述形式与内容所震撼。二十多年后,它依然是我常置案头的经典。我共购买了五套《管锥编》,时常翻阅,勾勾画画,乐趣无穷。

  有两件旧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余英时考证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的史事,与钱锺书通信,钱先生回函谓,《管锥编》某页有涉及,余氏翻读,甚感钦佩。另一件是,萧乾先生晚年译奇书《尤利西斯》,特意拈出《管锥编》采用此书词句解释《史记》话语的例子,誉为先河。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即每遇学术问题,首先要查一查《管锥编》中是怎样说的。甚至自学德文,也从《管锥编》中抄写妙译,大有收益。我深深体会到,《管锥编》中所有词句都是浓缩的,经过了作者的思想洗炼与旧货翻新,蕴蓄着多面向的价值和深意。而这些,是电脑所“处理”不来的。

 1989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论文,提出钱锺书的治学风格须借助西方的诗化哲学(例如哲学解释学)来通解。后来,我发现许多学者循着这一路径去解读《管锥编》。至今,我依然认为,哲学解释学是破解《管锥编》的一把钥匙。

《管锥编》的英文名是: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最早由中华书局(北京)于19798月出版,全四册,1089千字。1982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84千字。1986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2版,其中199412月推出的第4次印刷本,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5册。该五册本是《管锥编》的定本,共1360千字。

 

《中华读书报》20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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