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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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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论钱锺书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与贡献(摘要)  

2008-09-22 11:01:16|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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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限于古典文学领域。他对历史的看法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他对哲学的志趣倾向亦使人想起哲学解释学之类诗化的理论。本文只限于探讨钱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特征,并试图拈示这些特征的“革命”意义。

《谈艺录》开卷头一篇《诗分唐宋》是一篇纲领性的文字。请看:“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 钱先生这篇文字的意义在于从文学特异性的立场出发,像“新批评”那样,为文学进行辩护,试图把文学作品从“朝政国事”等社会历史因素的依附地位提升到自给自足的本体地位上来。同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一样,钱先生这篇文字实际上暗含着一场革命,暗含着由实证主义文艺批评到作品本体批评的转向。本体批评以排斥社会历史因素为出发点,由此出发,引出“诗比史来得高明”、“逻辑不配裁判文艺”、“批评不是考史”、“文并不就如其人”……一系列相应结论。文艺作品就是文艺作品,不是别的,不多也不少。全部钱著都贯穿着这一思想,亦即作品本体观。它的根据就暗含在《管锥编》开卷一、二篇中。那里既涉及到语言哲学问题,也涉及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认为诗是自足语言,在自身找到全部价值,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目的的手段,是自在目的语言,同哲学有异。“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因此,古典文学研究的立足点不在文艺的外部联系,而在文艺的内部固有的秩序和结构。作品的内在自足性使它具备特异性,与外界区别开来。因此,无论是在文论史上的地位来说,还是就所根据的理论来说,钱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实践都是开一代之风气的。所谓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实则也落在此范围里。既然把社会历史因素排除了,剩下的艺术作品本身也就成为“体裁”、“格调”、“体格性分、”“调”、“音”等各层面“趣”的总和,亦即结构、语言、体裁、韵律、肌质、节奏、风格、语式的总和。钱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正是从这些作品内部因素进行论证、比较、鉴赏,抉发诗心文心的,“尊本文而不外骛”,不大涉及社会和历史。在他看来,文艺批评不应“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应“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因为“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钱先生是中庸主义者,是“关系”论者,文字中充满精湛的艺术辩证法,执二持中、从不过分。

由于社会历史因素排除,研究方法必然随对象的改变而改变。不能用“考史”的方法研究古典文学也就成为题中必有之义了。钱先生说:

“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来,有以此专门名家者。”对“据诗语以考订方舆”的作法,钱先生是反对的。他不但一反从历史看诗文的实证主义路数,而且还要从诗文看历史,因而诗文的地位比历史还高。钱先生说: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象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事实。……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他认为判断诗歌价值的标准不是看它“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夫诗人刻画风貌,假喻设譬,约略仿佛”,只要“无大刺缪即中。侔色揣称,初非毫发无差。”艺术品违背历史事实,非但不妨碍其历史真实感,而且还是一种必须,假如它要达到精神的再生与升华成为一件成功作品的话。因此,时代错乱,死活不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均无足怪。反过来说,文艺作品越是信而有征,往往就越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只有八股文才“于时代之界最谨严不苛。”研究者不应“碰上脱空经,也死心眼地看作纪实录。”“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作景”。

文艺作品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的特殊性。钱先生宁繁毋简,举出大量古典著作来证明这种独特性。他常借着研究古典文学的机会进行文艺批评的工作,如“文词有虚而非伪”、“华词运典并非质言纪事”、“善说之修词非真知之析理”、“词章凭异乎文献征信”、“风景物色、目验兴到,凭空向壁,世迁文变”等等。因此,诸如刻舟求剑、死在句下、守株待兔、锱钚必较,务求坐实……的方法和态度,钱先生一律反对,并认为这全是“识字的文盲”“经生辈不晓事不近情不通文理不学不思”的“吠声射影、梦人呓语、通人之蔽。”

先生坚持作品本体观,否定作者意图论。钱先生有一段驳斥意图迷误的议论:

“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楚齐均失,藏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机械地寻根溯源的历史批评方法依然是主流的批评方法,它不能给人审美的享受,也许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主流方法来洞悉钱先生本体研究方法的意义。

作品本体论排斥社会历史因素,扭转了十九世纪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外部研究方法,引起古典文学研究方向的新变化,为作品内部研究敝开了大门。但作品自足性并非作品封闭性。作品对批评的容许证明作品尚有开放性。作品开放性的探究是钱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征。这样,钱先生的研究路数又从作品转向了读者,即批评与批评者,古典作品的解释者,引入了积极的主观能动性。钱先生有一句名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古典作品在钱先生的解释下具有了新的意义,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些“鸡零狗碎”的诗话文话经过他的旧谱翻新,竟然包含着深邃的诗心文心,得以同经典式的理论著述抗庭媲美。钱先生是挟着他特有的“先入之见”去诠释作品的,带着“现代的兴趣”去认识古典作品的“现实意义”的。理解或研究古典作品不是对过去理解的重复,不是对作者意图的挖掘,而是负有现代的使命与责任,《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那些“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作品,“读者的心灵……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来”的作品。因此,作品的意义随着钱先生的解释发生了转移,具有了开放性,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从某个意义上说,没有钱先生的重新塑造,那些断烂朝报就不会有新的意义,因而根本就不曾存在。钱先生用新的解释方法重新塑造过去的艺术作品,使之面目一新,使过去保存下来的经验重新得到理解,对历代提出的问题从新的认识出发重新发问,最终释义的“真”超越了释义时所用资料的正确性功能,才使古典作品对今天开放。正是钱先生的“明眼”,才未负作者的“苦心”。批评并非作品的外在之物,可有可无。用钱先生的话讲,就叫“善运不亚善创。”所以主体批评首先就是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地位的提高。当然,主体批评并非意味着研究者将主观臆想硬塞给本文,也不是牺牲本文以迁就批评者。既然是主体批评在作品与批评之间建筑起了对话关系,双方是平等的。批评就是双方视野溶化、互相作用、增生新义的过程,

“譬文武之道,并物而错,兼途而用,未许偏废”,并不滑入主观主义。但这不是我们欲强调的重点。我们欲强调的是钱先生积极的主观实践性,它由于受作品的规定,避免了主观主义。

古人有“诗无通诂、达诂”的命题。钱先生认为这一命题“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我们先看“畅通”。这种“畅通”之法,将一切作品均视“寄托”处理,“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乃是汉代以来笺说《诗》《骚》“比兴”之法或“香草美人”的传统。它对诗的解释如同“圆梦”,由“显见”推到“幽蕴”由“言外”找到“意内”,认定“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它牺牲了“含蓄”,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批评的积极性,其目光全被作品外部关系吸引了。对这种方法,钱先生引西人之嘲说:

“此举何异食苹婆者,不嗜其果脯而咀嚼其果中核乎。”再看“变通”。钱先生说: “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 ‘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此方法认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它是古人“赋诗断章”传统的引申,同禅宗所谓“参活句”理有相通。在《谈艺录》的最新补订文字里,钱先生引到接受美学的理论奠基人、哲学解释学的大师伽达默尔、法国小说家普鲁斯脱、英美诗人爱略脱,进一步为“变通”说张目,并通过对新批评后期核心人物韦莱克的巨著《现代批评史》的考察,得出结论: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诗无通诂达诂’,已成今日西方文论常谈。”钱先生喜欢的是形神交融的含蓄,反对的是形影追逐的寄托,并把含蓄的作法化为含蓄的评法。指出了“变通”这种主体批评的历史渊源,即古人不拘泥文句、可违背诗旨的“赋《诗》断章”传统。他说:

“盖“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同赋《诗》断章不同的是,在批评中高扬主观能动性,不是断章取义地巧取豪夺某种经典片断以服务于批评以外的某种政治目的并接受这种目的驱遣,它的目的依然在作品内部,驱遣它的也依然是作品。

作品的特点就在于“古人立言,往往于言中应有之义,蕴而不发,发而不尽”,有待乎读者“参稽会通”,知之胜于作者自知。钱先生所谓“余味深蕴”也就是作品向读者敞开的开放性,读者在这里接受“万绿丛中著点红”的规定而补足“嫣红姹紫”,从而达到作品的具体化和完整性。这是一种读者与作品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读者的积极参预,这种关系就建立不起来,审美的目的也就达不到。钱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类乎鉴赏的性质,确是的论。批评者在参预作品的共同创作中,倘若跑到作品以外,就会牺牲掉作品,不成其为创作,陷入“百合心”的无底深渊——毫无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性是形而上学的消毒剂。

作品开放性从而又待于释者去参悟的,往往是“义理”。诗的本性在于“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惚恍无朕者,著述而如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稍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诗的本性影响到批评的本性,钱先生说:

“玩味一诗言代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内容与形式、逻辑与形象融化于诗中,水乳交融,不能分开,二者一旦分开,作品就不是为作品,批评也不是好批评,必然滑入“寄托”、“考史”的泥坑。钱先生用自己看出的意义丰富了古典文学作品原有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反对英美新批评的,其立场则是接受美学的。并且钱先生的“拈出新意”,也并非是对作品的唯一正确解释,因为他否定了文学作品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

王禹偁《村行》曰: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中国历代诗歌选》的解释与钱先生《宋诗选注》的解释的差别是明显的。钱先生的解释从逻辑高度着眼,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拈示出诗歌创作的一个普通手法;然后又引证同类手法作品比较验证这一手法的普遍性,并细腻地拈示出同一手法在不同作品的不同个性。这是一种审美的眼光,是前一种解释所没有的。这样,钱先生便突破了旧的选学笺注模式,不局限于“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曰某事出某书”的一字一典之诂,将选注与诗话、词话、文评结合了起来,将选注扩展到了对作品文笔、风格、义法、体势、意境、结构等方面的美学审视,为选注学辟出一条新路。同时也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否定和革命,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人们常说钱先生选宋诗下了相当功夫,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从指导思想上向钱先生那里寻求启发的还不多。

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首先,钱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挖掘工作,拈出了许多以往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作者、作品和理论。钱先生曾说:“潘雪帆问奇、祖梦岩应世合选《宋诗吸醊集》四卷,湮没数百年,《宋诗选注》始称引之。”这种挖掘工作,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建设。其次,钱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更表现在突破学科界限上面。他的著作全部都经史子集俱全,到文艺领域之外抉发诗心文心,又用文艺的理论去阐述,“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这不但不是对文艺的背叛,而且大大丰富了文艺园地。因此,无论是卜筮之书,抑或是乐论、书论、谣谚、训诂,都被他用文艺女神给沟道了。对此,钱先生本人也是颇为自许的、特拈出“打通”二字示人。第三,钱先生还为我们揭示出一条评价宋诗的新路。研究宋诗,自不能避开江西派。而钱先生选宋诗,正是要极力避开江西派,不把江西派占主流这一事实上的“当然”当作他选诗时也应以江西派为主的“必然”。因此,江西派诗作大多落在了他的“选诗六不”当中,而江西派的“宗匠”黄庭坚也只能有四首入选。这一点引起胡适的注意。钱先生是站在唐诗的特色中来选宋诗的,这就在思维上为我们拓宽了眼界。

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提高了中国古典作品的品位,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他能够把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一句话、一首诗,同西方文艺理论挂起钩来。道过西方“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的古典著作“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意蕴。同时也通过中国的传统作品,给西方理论以“声援”。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非但不是古典文学的破坏力量,反而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钱先生说: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钱先生将中国诗引向世界,其结果使中国诗的根扎得更紧更牢。钱先生认为我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文化或生命化”。如文论中的“气”、“骨”、“力”、“脉”等概念都说明了这一点。钱先生的观点被读者评为“繁征博引,头头是道。”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钱先生提出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是“早熟”,“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简短”,“富于暗示”; “不适合新式西洋标点”, “笔力轻淡、词气安和”,“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等等。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他认为“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旧诗的正宗或正统以杜甫为代表,古典文评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凡此种种,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真知灼见,是真积力久之得。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钱先生不把西方的新理论同中国的旧学问对立起来,不把理论思考同材料考辨等基础性工作对立起来,并能在学术实践中实际运用,因此才能得出如此开阔的结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说到底,“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当我们思考“古典文学研究与时代”的问题时,钱先生已经用他的学术实践作了回答。同样,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钱锺书与时代”的问题。所谓“钱学”研究的水平就不会有大的提高。我们必须从钱锺书出发,远游到西方,然后再回到钱锺书。

刊载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全文11 000字。《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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