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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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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钱锺书/黄伟经/舒展通信  

2008-08-18 09:11:17|  分类: 钱锺书中文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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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10李慎之致舒展

舒展同志有道:

  春节捧读大文获益良多。

  适才在电话中听到您念的钱先生给你的信中的话,真是足以代表钱先生的精神(此信见后)。我上次在席上与兄谈及:中国的前途在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本意是想对钱先生的思想与学术熟悉如先生者,能够以这三方面(其实是一个方向三合一)钩稽出钱先生著作中能表达这一思想的材料来。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但是我实际上谈的是一种现象,其实并无研究。后来看到您的《钱锺书论学文选》,觉得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不过觉得如要著文就提纲挈领而言,最后的纲领还没表达出来。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碑铭》中有云:“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之,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写王国维,实际上写出了自己立身精神,学术精神,政治精神。钱先生之生,后于陈寅恪二十年,所见的局面更大于陈寅恪,所见者也应更大、更远。就我与钱先生的接触而言,钱先生是向往民主而憎恨专制的,是爱好中国文化而尊重西方文化的,是完全符合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的。

  这点光凭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而等“四人帮”一倒就能立刻出版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对“钱学”实无研究,所以除了记得“打通”两个字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两句话外,别的就说不出来了。我所希望先生的,就是能把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与全球化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钱先生没有留下陈先生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师表人伦的十个大字。但是文章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如现在有的“国学大师”居然说什么“中国学问是综合的,西洋学问是分析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天下”这样的民族自大主义。实际上是惑乱中国人民的视线而阻碍中国融入世界文化主流的,我相信钱先生的著作中必有反对这种自封独大思想的见解。搜罗爬剔,发扬光大,是所望于吾兄。

  专此即颂

著祺

  李慎之 顿首

  2003.2.10

  

19871014钱锺书致舒展

舒展同志: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以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  

祖师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徒子就执行为公式,徒师(孙)就信奉作教条。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参看尼采:“基督教徒只有一个,他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都包含这个道理。拙作《谈艺录》 515页-517页,《管锥编》1540页也微示此旨。当然,不提出“体系”,也一样可能成为宗派;那是防不胜防的,只好尽量不搭空架子,尽其在我罢了。

  勿复即致敬礼!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十四日

  

20011017 李慎之致黄伟经

  ……

  钱先生曾对我说自己不是一个systentic thinker(辑者按:意即系统的思想家。此处英语有笔误,经杨绛先生指点,应为systematic thinker),我说其实他的理路都有关系,他说那就让后人来做考古学家吧!××此作(辑者按:指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已可使惊羡钱先生之博学多才者略能知所条理,对鄙人亦多所助益。

  不过粗粗翻阅此书,发现第二卷《人事七》“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条。我推定钱先生决不会用“封建统治者”一词。检视原文,亦未发现。按封建二字中国用以指周朝入百年天下之社会形态与国家制度,古今中外素无异议;与马克思之所谓封建主义亦一致。不过自二十年代之后,第三国的几个年轻人如拉迪克之辈为推行之五阶段说,强加于中国历史,1949年后再强加于中国。四九年以前受教育者,如钱先生年龄以上的学者,盖莫不腹非而笑其杜撰者。我有一篇文章粗论此文,相信此说今后必然会被推翻。近已有年轻学者著文辨明其事,敢为吾兄与××先生一言,特奉上供参考。

  又“臣下之迎合策略”,“策略”二字亦欠妥。该专制制度下,臣下只有迎合,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我所谓“奴性”,非“策略”二字可尽也。

   ……

  

  【附记】

  这是一组李慎之先生谈论钱锺书先生的通信。

  第一封信,是李慎之先生20034月逝世前两个多月的时候,写给一位“钱学”专家的。他在信中恳切地希望,从中国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大业出发,将钱锺书这位中国古来稀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爱好中国文化,尊重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焕发出来;同时,对钱先生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即已动手写《管锥编》之举,在政治及文化的意义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封信为钱先生所写,收信人与第一封信是同一位。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他对于标榜“体系”的构成,“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的观点,却极为精辟。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体悟钱先生之所以一生独往独来的个性。

  最后一封写给原《散文》杂志主编黄伟经先生的信中,李先生针对钱先生曾说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之说,指出“他的理路都有关系”,并对钱《管锥编》中“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一条,发表了他的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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