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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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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泳:《围城》中的一个细节  

2008-07-25 09:17:05|  分类: 文艺作品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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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加深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到:“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 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他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黼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了解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本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 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本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象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份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92页,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刊于20087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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