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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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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的博文:钱锺书与陈寅恪  

2008-07-20 08:28:38|  分类: 钱锺书生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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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硕士研究生讲了一个学期《钱锺书与〈围城〉》,其中凡自己有心得的地方,我已陆续写了近十篇长短不等的文章,正慢慢刊出。最重要的一篇《再审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已经完成,但因为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需在会议上宣读,等发表后我再放到博客里。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使用了李克当年给卜德的两封英文信件,大体上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这些文章有重偏重于文学欣赏的,也有涉及钱锺书交游的,这方面,我主要讲过钱锺书与毛泽东、胡乔木、曹禺、冯友兰、陈寅恪、周氏兄弟以及与三十年代京派文人集团等的关系。下面是我一次讲义的提纲。

                           钱锺书与陈寅恪

先介绍几本关于陈寅恪的书:

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2  俞大维等著《谈陈寅恪》,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3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

4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海。

            一、陈寅恪的家世(读书或者到网络上查一下,我就不多说了。)

            二、《围城》里的陈散原

    我们谈论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先要从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说起。

钱锺书一生最爱好的是中国旧体诗,他在这方面的修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他对宋诗的熟悉和见解,可以说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陈散原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诗人,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诗集名字叫《散精舍诗集》。

    “同光体”是中国近代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开派诗人还有沈曾植、陈三立。

    “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后期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同光体”所以能在清末盛行,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18211851)以后,已经式微,“同光体”的关键人物是陈衍。民国初年,“同光体”的诗风又影响了南社,这个诗派至1937年告终结。

    因为“同光体”诗派主要是宗宋诗,钱锺书自然会对这个诗派的创作非常留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钱锺书晚年公布了他和陈衍在1938年的一次谈话,名叫《石语》,诸位可以找来一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和陈散原有过一些交往。

     《围城》里有一个情节,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者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方鸿渐说董斜川的国文老师叫不响,不像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可挂在口边卖弄。这是《围城》中第一次提到陈寅恪的父亲。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念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鸿渐懦怯地问道:“不能添个‘坡’字么?”

“苏东坡,他差一点。”(第9798页,人民文学版)

   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梅宛陵:梅尧臣。

   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

   四山:王半山:王安石。李义山:李商隐。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

   一原:陈散原。

    然后引了好多诗,钱锺书特别提了一句:方鸿渐“没读过《散原精舍诗》,还竭力思索这些字句的来源。”

    钱锺书在《围城》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我们理解他和陈寅恪的关系有帮助,或者说理解钱、陈两家的关系都有帮助。至于这个情节的意味是正面肯定,还是略带讥讽,可以见仁见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讲“宋诗”部分,第一个就是陈散原,对他的评价极高,并同时认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能诗,但在儿子辈中只讲了陈衡恪、陈方恪的诗,没有讲陈寅恪的诗,但从他的判断中,可以知道,他对陈寅恪还是了解的。钱锺书对他父亲的这本书极熟悉,有好多观点也相同,这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较早对陈寅恪的认识和评价。

                       三、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关系

    钱锺书是清华毕业,在他进校前,陈寅恪曾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但他们在清华好象没有联系,到了1938年后的西南联大,钱锺书和陈寅恪有一段时间也同在一处教书,但也没有见到有他们往来的史料记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过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直接交往记录。这些年关于钱锺书的交游,已经考证得很细致,但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直接史料。所以大体可以判断为钱锺书没有正面直接和陈寅恪交往过。

    据说陈寅恪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后,曾寄给过钱锺书一本。可见他对钱锺书是认可的。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开首即提到吴宓的一个看法: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胸怀磊落,从不以名学者自居,这回竟屈尊到把自己和二十几岁的大学生等量齐观,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时陈寅恪先生正在中年,以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一校,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早已声名籍籍;钱锺书虽已毕业离校,但也只有二十三四岁,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光阴如逝水,一转眼就是五十年,如今陈、吴二先生已归道山,钱先生虽健在,但也年逾古稀,皤然一叟,无复当年玉树临风的模样了。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曾和一些同事有矛盾,其中帮助他的就是吴宓和冯友兰,在钱锺书的去留问题上,吴宓曾与陈寅恪谈过,陈寅恪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强求。这方面的史料,我在上次讲钱锺书和冯友兰的关系时,曾抄过吴宓的日记,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一般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不高,主要是依据这样一则史料: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批评过陈寅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这篇文章先是在海外发表的,收在《钱锺书研究》第2辑上,诸位可找来一读。

钱锺书那段话是这样的:

    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第6页)

    陈寅恪在西南联讲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也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牟润孙曾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是陈寅恪先提出来的,而是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讨论过的一个老问题。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她。这一完全不合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其实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里华夷之辨的问题。也就是《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余英时在陈寅恪去世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陈寅恪》一文中,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是有道理的,不能认为是琐细的、不重要的、无价值的。

    钱锺书这里批评陈寅恪,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问题,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篇文章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

   一篇是胡晓明的《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见《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第2期),网上也可以找到。

    另外一篇就是李洪岩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中有一篇专门讲钱锺书和陈寅恪比较的,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们都讲得很专业。我个人只做一点通俗理解。

    一是“以诗证史”,要看“诗”的具体情况和“史”的具体情况,不能简单理解。在没有其它相关史料支持的情况下,“以诗证史”不能不说是一种方法。

    二是诗虽然主要是艺术品,是以虚构和想象为主要特征的,它在“证史”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强调一种超越直接史料的想象力,只有时间、空间和具体社会情况能合为一体,在这个前提下利用“史”来证“史”是一种高级的联想方式,对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但这种方法,非在对研究的相关历史精熟和对相关史料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一般不好使用。

    我个人理解,钱锺书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方法,而是不赞成陈寅恪把这种方法较多地用来理解诗歌,特别是不赞成用诗来坐实历史的作法。后来钱锺书在《管锥编》《宋诗选注序》等文章中,多有批评这种方法的文字,虽然没有直接点出陈寅恪,但明眼人可以看出是说的什么事情,也能看出是指向何人。到了杨绛出版《关于小说》的时候,书的第一篇文章《事实——故事——真实》中也不赞成陈寅恪的看法,杨绛在正文中没有提到陈寅恪的名字,但在注释中多次提到了陈寅恪和《元白诗笺证稿》,杨绛的看法,大体也就是钱锺书的观点。

    至于坊间流传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也只是传闻。汤晏在他的《一代才子钱锺书》中用了一则新史料。他说1980年,陈寅恪弟子蒋天枢整理先师遗稿时,曾求助于钱锺书。钱锺书和夏志清通信时曾提及此事。“我正受人恳托,审看一部《陈寅恪先生编年纪事》稿,材料甚富,而文字纠绕冗长,作者系七十八岁的老教授(陈氏学生),爱敬师门之心甚真挚,我推辞不提,只好为他修改。”(322页)

汤宴同时提到杨绛的看法:“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第322页)

     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但多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比较,我今天讲他们两人的关系,是用史实来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事实比较。

    最后说一点,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非常敏感。1949年以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极少不和时代附和的,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而钱锺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是比较好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他们公开发表批判别人的文章,在1949年后,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保持内心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是这两个知识分子共同的地方,至于相互间有什么看法并不重要。

钱锺书比陈寅恪小二十岁,已不是一代人了。钱锺书的专业是文学,而陈寅恪的专业是历史。只是在涉及文学的交叉领域,他们才产生学术上的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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