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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生平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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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芙:“二钱”与《人境庐诗》  

2008-06-28 14:35:31|  分类: 钱锺书学术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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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来,钱仲联(19082003)先生和钱锺书(19101998)先生是海内外学术界推重的大师级学者。二钱之治学,皆以精博著称,重点都在中国古典文学,在文学创作方面,二钱皆极喜作旧体诗与文言文,均有高深的造诣,是学者兼诗人的典型。二钱成长的经历和治学的途径、方法迥不相同,学术观点亦大有歧异。仲联先生专精国学,锺书先生则融贯中西,两家创建的业绩各有千秋,影响广远。2005年为黄遵宪(18481905)逝世百周年,本篇讨论两家对黄遵宪《人境庐诗》的评价,辨其异同,兼谈笔者一孔之见。

  二钱对《人境庐诗》的不同评价

  笺注晚清诗坛大家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是钱仲联先生青年时期所从事的工作,于1931年着手,历时五年始成,1936年《人境庐诗草笺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这是仲联先生多部古典诗歌笺注中的第一部力作,初步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王蘧常先生为《笺注》作序,阐明黄遵宪的爱国诗,心同于屈原,笺注者志在以文字救国:“仲联多才艺,于此颠危沈浊之中,未尝不能随流搰泥,以取富贵,乃独穷老荒江,守京卿诗而好之,且为之笺注至数十万言,而尤详于国难”。《笺注》问世后影响颇大,周作人、夏衍等人都曾非常重视这一研究成果,日本人甚至将由《笺注》开创的黄遵宪研究称为“黄学”。建国后,《笺注》于1957年再版、1981年三版,仲联先生对原著作了较大规模的补正充实,之后又依据新材料,继续修订对黄诗的理解注释。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笺注》,改直排本为横排本,综合以前各种版本取长补短,并为每首诗写了“题解”。《笺注》成为经典性著作,虽然有学者编过几种通俗性的选注本,但无法取而代之,后人要研究黄遵宪诗,都离不开《笺注》奠定的基础。因此,推钱仲联先生为“黄学开山”,当之无愧。

  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论诗的代表性著作是被誉为“中国传统诗话里程碑”的《谈艺录》。书中纵论历代之诗,侧重于艺术方面的分析,对黄遵宪诗的评价,贬多于褒:“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则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

  文中接着针对人们称赞黄诗以新事物入诗形成新意境,提出异议,指出黄遵宪诗中描写新事物,只是停留在“制度名物”这一表层,未能深入领会西方哲学、科学以及文艺精神的精微奥妙;而“新学”、“旧学”两派都欣赏黄诗,是因为黄诗貌新而实旧、似西而实中,与中国古代化用外来的佛典梵语入诗的作法相近,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为了加强论证,钱锺书复以晚清“西学钜子”严复和学术界老辈王国维之诗作为参照,说严诗除偶见妙句能“直译西谚、点化铸”外,“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惟王诗“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虽然王国维诗也被钱锺书挑出许多疵病,但在善于汲取并融化西学精华这一方面,认为王国维明显胜过黄遵宪与严复。

  推重黄诗的钱仲联先生不同意这样的批评。1957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所附《梦苕庵诗话》中说:

  “《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评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诗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

  对仲联先生的论断,锺书先生是十分在意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至80年代初细加补订,继旧说详为辨析:

  “评黄公度诗一节,词气率略,鄙意未申。吴雨僧先生颇致不满,尝谓余曰:‘新学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论无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华大学为外语系讲授中国旧诗,以公度之作为津梁。余事不挂心,鬼来擘口,悚谢而已。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

  文中认为仲联先生《人境庐诗草笺注》之精深博洽,可追比清人冯浩《玉溪生诗评注》、《樊南文集详注》和冯浩之子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评价甚高。所谓“取瑟而歌”,典出《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即不作具体批驳,但委婉地表示反对之意。《谈艺录》补订本中复将乾嘉时期以至清末多位诗人与黄遵宪比较并作分析,肯定了黄诗乃“霸才健笔”、“超群出类”、“道广用宏”,补充、发挥前文“奇才大句,自为作手”,同时又指出黄遵宪早年受乾嘉诗风的影响,“不矜格调”,虽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余,熟处难忘”。认为黄遵宪与江并驾齐驱(如三国之英雄刘备与曹操),在新派诗人中非但远越夏曾佑、蒋智由,而且超出丘逢甲。至于王国维诗虽以融化西方义理见胜,但不是说他“优于公度”,王诗如九溪十八涧之“幽*0清泠”,黄诗则如三峡水之奔腾浩瀚,两家风格各有其特长。分析较前文为全面、客观,但仍未改变“俗艳”、“格卑”的观点,论据主要是黄遵宪删除、却被后人辑入《人境庐集外诗》的早年作品,观之“则知公度入手取径”。这也是钱锺书谈艺一贯运用的方法:沿波讨源,穷搜博考,找出诗人创作的“脚跟”所在,指陈得失,所谓“擘肌分理,取心析骨”,表现出敏锐的识力。

  对同一作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属正常现象。我等取各家所论合而观之,对某一作家也就会了解得愈加全面。二钱对黄诗评价的分歧,根源在于一是注重诗之思想内容,推崇其爱国精神,“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而一则只论诗之艺术风格,贬其取径未高,“失之甜俗”。以下试论析之。  

  “二钱”审美观之异同

  钱锺书先生撰《谈艺录》,顾名思义,重在谈诗之“艺”,书中探讨历代诗人诗作的源流、派别、风格、意境乃至修辞炼字、平仄声韵,时时引入西方诗论作为参照,洞察利病,剖析精微,创见极多,令人一新耳目。早年作《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力斥一般文学史家“固执社会造因之说”,认为“时势身世不过能解释何以有某种作品,至某种作品之何以为佳为劣,则非时势身世之所能解答,作品之发生,与作品之价值,决然两事:感遇发为文章,才力定其造诣,文章之造作,系乎感遇也,文章之造诣,不系乎感遇也,此所以同一题目之作而美恶时复相径庭也。社会背景充量能与以机会,而不能定价值,……至于本书旨归,乃在考论行文之美,与夫立言之妙,题材之大小新陈,非所思存。辨镜思想之是非,虽从鄙心所好,而既标名文学史,则宜‘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秉此观念,钱锺书对“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甚为反感,在中、晚年著作中多次予以讥讽,比如他在《宋诗选注序》中说: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笔者认为,钱锺书先生谈艺时破“诗史”之见,固然有种种道理,但仲联先生论《人境庐诗》“着眼大处”,推重其爱国精神与反映时代现实的作品,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坚实的论据。盖儒家文化培养的中国古代士人秉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兼济天下的抱负,关怀国事,忧念苍生,以诗歌抒情言志,形成优良传统,在战争动乱、沧桑易代之际,尤能显示诗歌忧时感事的深度与广度。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文天祥、元好问以及明末清初到近代诸大家诗中有史,是明显的事实。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诗史”,不仅因为他忧国忧民,其诗歌艺术更有集大成之概。所谓有第一等襟抱,方有第一等真诗,评论上述诸家诗,无法脱离其思想内容,仅凭艺术以定优劣。以《人境庐诗》而言,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举凡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以及近代史上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大事,皆一一系之于诗;即使是抒写海外见闻,亦每以史笔纪实。即以钱锺书《槐聚诗存》观之,同样与时事紧密关联,从抗战期间诸篇到1989年的《阅世》,处处流露“忧世伤生”情绪(本杨绛语),也同样可以成为后人考证二十世纪思想史、文化学术史的材料。要避免的是不能将每首诗都看成历史的实录,应该重视诗歌艺术方面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对一些用象征、比兴手法写成的诗篇,不要牵强附会的索引。锺书先生的有关警示,当然可以为鉴,“芜词庸响、语意不贯”,纵使其内容与历史“关系重大”,只能是标语口号式的劣作;但文质兼美的篇章,谈艺之外,离不开史实方面的考证。

  诗人情意的真与善确实有赖于诗艺之美而得以表现,但思想境界之高下往往对作品有决定性的作用。伤时感事之作勿论,山水、咏物和写一般生活题材的诗,同样要关注作者的情感和寄托,仅言词采,失之片面。钱锺书彰扬诗艺之美,论诗多重言情写景之作及奇思巧句,对怆怀家国、诗中有史的诗避而不谈或存而不论,《谈艺录》论杜甫诗,仅言“杜样”——七律中“雄阔”与“瘦硬”两种风格,明清名家如陈子龙、钱秉镫、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以及姚燮、金和、康有为、丘逢甲等等,皆无评议或言之甚少,而论陆放翁“大言谈兵”一段,不近情理,鄙陋如我,不敢苟同,《谈艺录》中可商榷处甚多。

  锺书先生批评《人境庐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是指其部分作品之题材、内涵而言,已不是狭义的谈艺。并以王国维诗作为参较,持论虽高,但有不近情理处。如果进一步追究王诗义理之妙,从何而来,就必须考证他的西学,可见谈艺还是离不开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的身世。而公度虽任外交使节多年,广游欧、美,但不通外文,所读皆转译之书,不似严复之留学英伦,王国维之留学日本,故诗中写异域风光与事物,令人耳目一新,“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更主要的是,公度作为政治家、维新志士,所关注者乃是西洋的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目标在于经世致国,无意专作诗人,自然不会对西方哲学、文艺中深蕴的“性理”去精心探索。但公度仗其雄才,毕竟扩大了旧体诗的境界,增强了语言的表现能力,为后来的诗歌变革首开风气,其功诚不可没。要求不治西洋哲学、文学者写出义理精微“天人玄感”之诗,这是用“静观瞑想”的哲学家标准去要求政治改革家,未免苛责。

  二钱出生成长于风雷震荡的现代,当时传统诗坛既受新文学运动浪潮的猛烈冲击,其阵营内部更存在着坚持学古和锐意开新两大势力。清末民初,诗歌流派众多,“同光体”、湖湘派、西昆派、唐宋兼采派都立足于学古;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丘逢甲等“诗界革命派”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与学古诸派尚非壁垒森严、戈矛攻伐,后起的南社诗人则以诗歌为反抗满清王朝的号角,呼唤革命,痛斥有“遗老气息”的“同光体”。钱锺书先生青年时期虽受新学洗礼,并出洋留学,但同时又与“同光体”领袖之一陈衍交往,最投契之友人冒效鲁亦专力为“同光体”者,受其熏染,锺书先生作旧体诗亦以学古为正鹄,“取法乎上”。倘若向时代相近的作家学习(如清代诸家),则被贬为“取径不高”,诗作的结果即为“格卑”、“俗艳”,何况以俗语入诗,本来就是学古如“同光体”者的大忌(参观陈衍《石遗室诗话》中陈三立“避俗”、“避熟”语)。王国维醉心西学,作诗词富于玄思,但论诗艺之美,则标举“古雅”风格(见王著《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钱锺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便遭到陈衍的批评:“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因而改弦易辙,趋于雅正,尤喜宋调。故《谈艺录》贬黄诗,实有其作诗之切身体验,人曾律己遂以此律人矣。而仲联先生早年为诗,风格清幽刻,亦从“同光体”中汲取长处,且与陈衍同在无锡国专任教,朝夕倾谈,并不否定学古。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关注现实,笺注黄诗,诗歌创作风格也随之大变,论诗遂注重在学古的基础上创新,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同时,支持“诗界革命”、有杰出成就的诗人金天羽,也给仲联先生以很大的影响(参观《钱仲联学述》)。平心而论,锺书先生并非要否定创新,而是认为作诗要保持高雅典重的气格,不可“纤佻”或“失之甜俗”,这是传统的正宗观念,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一味学汉魏唐宋,排斥向时代相近或同时代的作家借鉴,也未免择途不广,有欠通达。要在诗国开宗立业,就应该向古今一切诗家学习,取精用宏;格调虽雅而境界宜新,通俗而又能脱俗,使诗歌的内容具有时代气息,方有生命力。若仅仅是崇古、摹古而不知变化生新,所作即成优孟衣冠,全失真我,诗史上厥例颇多,不烦详举。

综观两家对黄诗的评论,仲联先生之阐述较为全面、切实,锺书先生重在“谈艺”,所论尚未圆该。且评黄诗之“俗艳”,也只是其早、中期若干作品,而大量成熟的力作,仍是风格典雅者居多,取径也不限于清代诸家,故锺书先生所贬,实有其偏颇之处。凡大家之作,如黄河入海,广纳百川,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即如老杜诗中之圣,生硬、粗俗处亦多有之。若字字锤炼,句句洗涤,“容一屠沽儿不得”,则又不成其“大”矣。复如锺书先生晚年结集之《槐聚诗存》,少作删汰殆尽,然《诗存》卷尾《代拟无题七首》,风情旖旎,即义山《无题》、黄仲则《两当轩集》中《感旧》、《绮怀》诸作之流风遗韵,亦如公度之“习气犹余,熟处难忘”,可见律人律己,谈何容易。“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宋诗选注·论严羽》),锺书先生语妙天下,我辈正可活学活用了。

《中华读书报》 2005年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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